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高性能计算机领域存在的没得用、不适用、用不起的严重问题制约着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总体来看，我国的计算机比国外落后十几年，高性能计算机用户群窄小，只应用在科学计算类的“象牙塔”中，对各行各业的迫切需求的适配性很差，更没法大面积推广，没法形成产业。
为此，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成立了智能中心，着力发展既要“顶天”更要“立地”的高性能计算机，即“曙光”高性能计算机。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智能中心明确提出坚定不移地按照“863”计划“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的宗旨来发展曙光机，其内涵是：系统地发展机群架构技术体系，使得曙光机的计算速度不断提高、适用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大、机器台数不断增多。这也是“曙光”之路的“三叉戟”——性能、应用和产业。
这一时段，在国外封锁的条件下，高性能计算机只为“两弹一星”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提供支撑。但因本身起步比国际上晚，加上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这些机器的研制大都耗费了较长的研制周期（如DJS系列、757机、“银河-Ι”），成果也不可能实现商品化、产业化，不过，对打破国外的封锁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曙光一号”诞生后仅3天，西方国家便宣布解除10亿次计算机对中国的禁运。
21世纪初，随着国内各行各业对高性能计算的需求急剧增加并呈多样化，以及改革开放的浪潮，很多国外高性能计算机品牌（如IBM、HP等）涌入中国市场，在民用市场形成了垄断地位。当中国的高性能计算机技术和产业水平发展起来后，西方国家开始从产业链条与技术层面进行遏制。意识到严峻局势，智能中心决心走上引领创新之路。“曙光”“神威”“天河”都开始自主研制高性能处理器和加速器，用自己的核心部件构建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2010年6月，“曙光6000”系统排名世界第二，从此拉开中国高性能计算机持续占据超算排名前三甲的序幕。“神威·太湖之光”系统更是排名世界第一。
正是因为在技术和市场两方面都具备了能与国际巨头媲美的实力，对很多行业应用性能更高、价格更便宜、功耗更低，中科曙光成为国内第一家以高性能计算机为主业的上市公司。曙光机群高性能计算机强力竞争，也彻底改变了由国际大厂商制定的游戏规则，迫使国外的一些大公司也不得不采取“跳楼价”销售。目前，高性能计算在我国科研单位、大学基本实现了普及。但相比研制，更高性能计算机推广应用的历程却更加艰辛。

太阳热能发电，这是在不久的将来发展前景最光明的太阳能技术。这类系统将太阳的热汇集起来，产生500℃—8000℃的温度。热可以用于工业过程(如罐头制造与食品生产)、脱盐和水的净化。

收集太阳光以提供热能的主要手段有三：中央接收器、抛物面反射盘、抛物反射槽。在中央接收器系统中，由分布在一片地上的反射镜将太阳光聚焦在中央塔的塔顶上一台集热器上。70年代，分析家曾认为这是最有发展前途的系统。但由于下列几个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它的发展：中央聚热器必须在高温下操作；需要能在白天极热和夜晚低温之间循环作业的材料，这种材料很昂贵。为了避免这些问题，一些公司正在恢复使用外燃机，其中有几家在试用“斯特林循环”外燃机。

斯特林系统是迄今效率最好的太阳能发电方法。原因之一是发动机所产生的是交流电。这种受太阳能驱动的外燃机保留了光伏电池的许多优点：大小型装置效率都很好，易于安装，无污染。

时下很受欢迎的另一种太阳能技术是行一聚焦器。在今后50年内，它很可能在太阳能市场上居主导地位。行一聚集器是呈抛物状的聚焦器，将太阳光聚在槽中央沿槽长方向配置的管子上。流体通过管过管子时被加热，变为蒸气或热液从管子的另一端出来。可用驱动涡轮机或其他机械。它设计简单，易于掌握，只需增减槽子的数量便能产生较大、较小的电量，在较低温度下也能运行。

2003年8月，杰出舞蹈家杨丽萍在昆明推出了歌舞剧《云南映象》，《云南映象》提出了一个新词：原生态。2004年，文化部开始征用这个概念，制订和实施抢救性文化挖掘计划。2006年央视举办第12届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增设原生态组比赛，而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更是高举“原生态民歌”的旗帜，成为媒体竞相追踪的焦点。经过三年的培育，“原生态”已成为最热烈的文化时尚。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原生态已变得如此稀缺珍贵，以致它成为21世纪人们主要致力开发的资源。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歌舞极易失传，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迫在眉睫，而这种挖掘还必须依赖市场和商业的支撑；但这种草根艺术一旦被票房控制，其质朴纯真的原生状态便会荡然无存。另一方面，维系原生态文化的前提，就是维持它赖以生长的民族（地域）的自然与文化空间，而这势必跟原住民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渴望发生激烈冲突。

我把这种由正题推演出反题的逻辑命题，命名为“杨丽萍悖论”，它来自杨丽萍《云南映象》的启示。这个歌舞剧首次向我们展示了原生态文化的强大魅力，但它被开发出之后，必将失去原生活力，退化成僵死的橱窗标本。一个著名的前车之鉴，就是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歌舞。它是80年代的原生态品种，但经过20多年的旅游开发，已被市场之手打造得面目全非，沦为商业艳俗文化的反面样板。

“杨丽萍悖论”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今未能解决各国在遗产申报中出现的悖论现象。在旅游局、文物局和环保部门之间，保护和开放的博弈经久不息，文官们的相互抱怨和指责，回荡在21世纪中国的文化开发现场。

与“杨丽萍悖论”相似的是“嬴政悖论”。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废除六国，建立“车同轨”和“书同文”的技术—文化体系，无疑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并为秦帝国三大战略工程——长城、阿房宫和墓室的建造提供了最广阔的资源，但它同时也是区域文明的严酷杀手。在秦统一六国之后，强大发达的吴越文化、楚文化和蜀文化等，毫无例外地遭到了致命的摧毁。而区域文明的死亡，则反过来激发了地方贵族的反叛欲望，加剧了帝国的行政危机。

在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将继续面临各种文化悖论的困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新建筑浪潮，令中国的大中城市迅速完成旧城的硬件改造，现代化的生活梦想，变得唾手可得，但它同时也摧毁了城市历史脉络，令文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并瓦解了人与城市的内在和谐，造成了梦的永久性破裂。这种任何权力都无法解决的悖论，应当以北京的“国家大剧院”来命名，因为正是这枚梦式“巨蛋”，充分表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困局。

在大学里讲美学，我不太会用到“竞争力”。美可能是一朵花，很难去想象如果我凝视这朵花，跟竞争力有什么关系。

我曾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八千年前的一个雕刻：一个女孩子从地上捡起一朵落花闻。这个季节走过北京，如果地上有一朵落花，很可能一个北京的女孩子，也会把它拣起来闻。这是一个美的动作，它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八千年前的艺术品里就有。所以我在大学上美学课不谈竞争力，就谈这朵花。

那时，我在台湾中部的东海大学。校园很大，整个大度山都是它的校园，校园里到处都是花，每年四月开到满眼缭乱。教室的窗户打开，学生们根本不听我讲课。刚开始我有一点生气，可是我想，要讲美，我所有的语言加起来其实也比不上一朵花。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你们既然没办法专心听课，我们就去外面。”他们全体欢呼，坐在花树底下，我问：“为什么你觉得花美？”有说形状美，有说色彩美，有说花有香味……

把这一切加起来，我们赫然发现：花是一种竞争力。它的美其实是一个计谋，用来招蜂引蝶，背后其实是延续生命的旺盛愿望。植物学家告诉我，花的美是在上亿年的竞争中形成的，不美的都被淘汰了。为什么白色的花香味通常都特别浓郁，因为它没有色彩去招蜂引蝶，只能靠嗅觉。我们经常赞叹花香花美，“香”和“美”这些看起来可有可无的字，背后隐藏着生存的艰难。

后来我跟学生做一个实验，我们用布把眼睛蒙起来，用嗅觉判断哪是含笑，哪是百合，哪是栀子，哪是玉兰……这个练习告诉我们，具体描述某一株花“香”是没有意义的，每种花的香味都不一样，含笑带一点甜香，茉莉的香气淡远……美是什么？另一种物种没法取代才构成美的条件。我问学植物的朋友：“如果含笑的香味和百合一样会怎样？”他说：“那它会被淘汰了，因为它东施效颦，没有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所以我常常给美下一个定义：美是回来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