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一项原理复杂又十分个性化的生理活动。①记忆的形成机制尚没有确切的结论，如何衡量记忆的效果也是众说纷纭，更不要说对何时的记忆更高效进行判定和解析了。②无论我们记忆的是一篇文章还是一段旋律，都离不开相关神经元的活动。区别只在于有哪些神经元参与，有多少神经元参与，以及神经活动的频率高低等。当足够多的电活动使神经元开始形成稳定联系后，相关的记忆便得到巩固。③在这个过程中，神经元的活力、体内激素水平的高低，都会影响记忆的形成。④虽然人体是复杂的系统，但总会存在一个相对合适的状态。这个状态合适的时间，便是记忆相对高效的时间。而身体状态随着时间呈现出周期性调整，这是生物体存在节律性的一种表现。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三位研究“生物节律的分子机制”的科学家。人类用上百年的时间证明：生物体的状态随着时间的进展，受到内源性的调节。这种24小时的生物节律，完全是因为在生物体内有若干蛋白呈现周期性的相互作用。

记忆是一种生理功能，它的形成和巩固，需要相应结构的配合。功能依附在结构之上，结构越合适，功能便越强大。但是，究竟什么影响着记忆力呢？这完全因人而异，比如，充足的睡眠、愉快的心情、强烈的刺激，甚至是之前的学习基础，都可能是重要的因素。另外，人体内存在着一种自主性的生物钟。外部环境的改变，并不会对这套机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这套自主性的生物钟，只是影响记忆的众多因素之一。我们并不能一刀切地宣布，什么时间是记忆最好的时候。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想要知道自主性生物钟对记忆的影响，需要先把其他所有因素都排除掉。被试者必须完全均一，不能有个性化的情感，不能有个性化的认知，也不能有个性化的饮食。这显然很难做到。

对记忆的研究，应该立足于改善我们的学习状态，大多数人完全没有必要知道生物钟究竟影响了多少记忆。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测试结果可能和当地的气候有关，也可能和我们吃的东西有关······我们只要花一些时间，在不同的时间段做同样的学习，过一段时间比较效果，用这种方法摸索出适合自己记忆的方法。

有甲、乙、丙、丁、戊、己6个城市，其中的两个城市在2021年结成一对友好城市，其余4个城市中的2个在2022年结成一对友好城市，剩余的2个城市在2023年也结成一对友好城市，已知：
（1）乙的结对城市不是丁
（2）甲的结对城市不是乙就是丙
（3）甲和乙均不是在2021年结对的
（4）丁和戊均不是在2023年结对的

在对贵州瓮安多细胞动物胚胎化石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进行研究分析后，科学家证实早在5.8亿年前地球上就出现了两侧对称动物，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提供了新的证据。

达尔文创立了进化论，但受到强烈质疑，其重要论据之一就是：为什么三叶虫等复杂的生命在寒武纪突然出现，而在此之前却没有化石记录？进化论似乎等待着两个不同命运的判决：要么前寒武纪根本不存在化石，进化论错了；要么如达尔文猜想的那样，前寒武纪不是没有化石，而是没有找到或没有保存下来。

于是化石成为检验达尔文理论的试金石，古生物学家为在比寒武纪更加古老的地层中寻找化石付出了巨大努力。直到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21亿年前微体植物化石和澳大利亚5.6亿年前伊迪卡拉化石群的发现，给进化论带来了一个重大突破，困惑达尔文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伊迪卡拉化石群是否属于多细胞动物仍有许多值得质疑之处，即便可能是多细胞动物，它们也属于非常特化了的生物类型，与寒武纪生物之间找不到重要的演化关系。

贵州省瓮安5.8亿年前的多细胞动物化石比伊迪卡拉化石群还要早2000万年，比寒武纪还要早4000万年。胚胎化石大多很小，只有0.2～0.6毫米。研究胚胎化石主要采用两种常规技术：一是通过醋酸把胚胎从岩石里分离出来，然后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其外部进行观察。二是把含化石的岩石加工成薄片，用投射显微镜寻找其中含有的化石，但薄片中的化石已遭破坏，而且所提供的化石结构有方向随机性的缺点。因此胚胎化石内部结构和卵裂球排列方式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技术瓶颈。如何使体积如此小的胚胎化石清晰成像，科学家想到给瓮安化石照“X光”。因为用X光拍照可以避免通常的把化石分层切片观察的方式，不会对化石造成破坏。但不能使用通常的X光机达到研究目的，因为它的成像分辨能力最好也只有毫米的量级，拍不到胚胎的内部结构。另外，拍出来的图像反差也不好。而同步辐射正好具有足够强度的短波长X光和优良的成像分辨能力。于是他们把同步辐射相衬成像方法应用到瓮安化石的研究中，在不损坏化石的情况下，把亚毫米大小的胚胎内部结构拍得一清二楚，并且给出了高精度的三维成像，解决了古生物学的一大难题。

①科学进步的简单模式是提出理论，并从中推导出假设，然后假设接受各种技术或方法的检验。如果假设通过了检验，该理论就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确证，如果假设被实验证伪，这个理论就得做出某种程度的改变，或者被一个新理论所取代。

②科学中有很多理论已经被充分证实并被确认过无数次，它们被称为“公理”。我们不大可能在某一天发现，血液不是循环的，或者地球并没有在环日轨道上。

③这些_______________的事实并不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假说，它们也不是科学家们的兴趣关注点，因为它们已经是确定无疑的。科学家只对已有知识范围之外的问题感兴趣。

④科学家们总是更强调未知的事物而非已知事物。为了推进知识的进步，科学家们必须一直身处已知的前沿。当然，这里是很多事情都不确定的地方，但科学进步正是通过这个过程来实现的，即试图在已知的前沿减少不确定性。

⑤同样需要强调的是，当科学家通过观察法证伪一个理论或用一个新理论代替旧理论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将先前用以建立旧理论的事实全都扔到一边。

⑥相反，新理论应该能够解释所有旧理论能解释的事实，还能够解释旧理论不能解释的事实。

⑦科普作家在一篇题为《错误的相对性》的文章中谈到我们对地球形状的理解是如何完善的。

⑧他首先提醒我们，不要以为“地球是平的”这一古老信念是愚蠢的，在平原上（大部分人类文明都发源于平原），地球看上去相当平坦。应该试着对不同的理论进行定量的比较，看结果会告诉我们什么。

⑨“地平理论”说每公里的曲率为0。现在我们都知道，这种理论是错误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又很接近真理。

⑩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一个世纪，古希腊一位哲学家埃拉托塞尼斯指出，太阳在不同纬度上投射不同长度的影子。根据影子长度不同，他计算出地球的周长为2.5万英里，那么这个球体曲率是0.000126度/英里。这个数值非常接近0。

这从0到0.000126的差别解释了为何我们用了如此长的时间，才放弃“地球是平的”这一观念，并转而相信地球是球状的。

有人提出，政策的尺度要和人性的尺度①。人性的弹性有多大，政策的松紧程度就有多宽。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经济学的“理性行为人”在很多情况下都过于理想了，人的行为很少是非黑即白的简单数字可②的。要了解现实中的人性有什么特点，恐怕得求助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DanAriely教授在自己学校的本科生中做了个实验。学生宿舍的过道里有个公用冰箱，Ariely在里面放了一排罐装可乐，又在旁边放了一个盘子，上面有几张一元钞票。宿舍门口的自动售卖机里也有可乐，每听一元。过了几天，放在冰箱里的可乐少了好几罐，盘子里的钱却没动。拿可乐的学生明显知道这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原则上算偷，但他们只偷可乐不偷钱。

乍一看很奇怪，一听可乐和一元钱的价值不是相等的吗？正是这点小蹊跷，说明人们在衡量价值的时候，可能会不由自主地在金钱价值之上再附加一个“道德价值”。偷可乐没什么大不了。偷钱就是道德问题了。

那么欺诈呢？也有不由自主的道德界限么？Ariely为此设计了一个“作弊测验”。他让受试者在很短时间内做20道难题。到时间后报告自己做完了几道。他故意制造了一些条件让他们有机会“安全”作弊。作弊者以为自己不会被抓到而谎报题数。这些人都不知道别人完成的情况。Ariely统计了一下，在严格监视的条件下，大家平均能完成的题数是4道，而谎报者平均在6道左右。多数谎报者都只往上加了两三道，没有一个人谎报20道的。这个结果也很有趣，有机可乘之时大多数人都会撒点小谎，但也都会自我约束，不把谎撒得太离谱。

这意味着，人们确实难抵诱惑，但也不轻易越界。也许这两个例子还没法直接证明偷可乐和谎报成绩的人是在遵守道德底线，而不是因为一元钱和做完全部题目的诱惑力不够。当他们面对更多金钱和更大奖励时，难保不会做出什么丢脸的事。

另外两位心理学家哈佛大学的Greene和Paxton做了一组脑成像实验，看看受试者在有机会撒谎时，大脑活动有什么特点。人脑靠近前额的部位有几个脑区主管“自我控制”，分别叫做前扣带回、背外侧前额皮质和腹内侧前额皮质，它们通常在人做困难决定时被③。Greene和Paxton想要验证的假说是这样的：当人有机会撒谎并且撒谎比诚实有利时，撒谎就成了一种诱惑，而拒绝这种诱惑的过程是一个做决定的过程，会激活“自我控制”区域。相对地，那些撒谎的人接受了诱惑，“自我控制”区域不用那么努力去做决定，激活的程度就会轻很多。

实验结果让两人吃了一惊，跟他们预想的刚好相反。那些“自我控制”区域在坚持诚实的人脑中激活度完全不显著，反而在撒谎的人脑中高度显著。他们由此提出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假说：有没有可能保持诚实是人的一种天性呢？而正因为撒谎违反了这种天性，才需要“自我控制”区域做出抉择；保持诚实的人表面上是放弃了可能的利益，但行为和大脑的自然反应没有矛盾，所以不需要“自我控制”区域的干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良心不安”这种用来谴责撒谎者的词汇也是有据可依的了。

看来，在普罗大众身上，人性也许没那么极端，诚实守信可能和趋利避害一样是天性使然，而不仅仅是道德和环境的外在约束使然。我们爱贪小便宜，但不唯利是图；有机可乘时像Kahn先生那样撒个小谎，并不意味着内心就没有犹豫。也许未来的经济模型中可以有不那么绝对的变量，它们指导的经济政策能把人性的善恶两面都④考虑范围。

文学较之哲学，除了共通的社会批判功能以外，还有其独特的风情。它有一种在字里行间洋溢着的诗情画意，有美好的欣赏性，这就是文学的美感。将好的文学作品成功地拍成电影，更给人以遐想、冲动和震撼。在近代文艺作品中，《简·爱》和《音乐之声》就是充分展示文学美感的作品，一往情深地讴歌了生活的美和人类道德的伟大。

但是，欧美进入高度发达的商品社会后，已经很难奉献这样的经典之作了，正像音乐领域已经很难再出贝多芬、舒伯特等大师的作品一样。另一方面是人们的欣赏情调和欣赏能力已经向简单化刺激方向蜕化。当年爱凑热闹的美国人组成拥有数十个分指挥的万人乐队来演奏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而且还盛情邀请作者本人赴美指挥。结果施特劳斯一曲指挥下来便逃之夭夭，因为那隆隆的击鼓声有如炮击，那管乐齐奏也有汽笛齐鸣的味道，美感被破坏殆尽，而那些所谓的音乐人却在那里喜形于色。由此可见，经典作品在“杯水主义”和“快餐文化”时兴的氛围里，其美感很多都要被附庸风雅和“猪八戒吃人参果”式的囫囵吞枣所销蚀。

现代人看起来太忙了，许多人在这忙碌的世界上生活，手脚不停。就好像在阿尔卑斯山上旅行，乘汽车匆匆忙忙地走过，没有时间回一回头，或者停一停步子，欣赏一下风景。结果，使这原本丰富美丽的世界，在我们眼中空无所有，只剩下匆忙和紧张、劳碌和忧愁。

受世界流行风的影响，又由于自身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当今的中国文学也甚缺那种值得咀嚼的作品，而欣赏群也有点“顾不上”美感的仓促。缺乏哲学素养也许是文学美感短缺的重要原因，在文学评论类作品中尤其可以发现这一问题。文学作品是深沉还是浅薄，生活积累是客观条件，哲学素养则是更接近天才因素的东西。现代文学中每每出现的诸如“终极关怀”“话语结构”等令人费解的新鲜辞令，其实都是作者思维概括力和阐发力不足而生出的“怪胎”；只有深入浅出能力不足的人，才需要靠“造词”来吓唬民众，而这样做只能使文学的美感更加丧失。

无论有多少客观原因，文学美感的“滑坡”仍要归结于文学的不争气。今天跟以往相比，社会的文明开放和心理健康程度已大为进步，生活的情趣和美感像春天的花朵一样绚丽开放，只有缺乏竞争力却又好高骛远的人才感受不到“世界真美好”。因此，美感问题完全应当和可以通过有才华的文学男女的努力来解决。

金属历来都是通过采矿、冶金制取的，可是80年代初期，科学家发现在聚乙炔中加入强氧化剂或还原剂后，它的导电性能大大提高。因为这种塑料具有金属的一般特性，所以人们称它为“人造金属”。近年来，它的发展极为神速，人们又先后研制成功了聚苯乙炔、聚苯硫醚和聚双炔类等。这种人造金属不仅具有金属光泽，还能导电传热，其用途十分引人瞩目。

“人造金属”最奇特的功能是它的导电性。与普通塑料不同的是，“人造金属”塑料具有一种独特的线型结构，许多同样的分子能奇妙地结合起来，并带有较多的“自由”电子，这就使原来的塑料改变了物理性能，能够导电。它的导电率比铜、银还要高。普通金属的导电性，随着温度的降低而增大，在接近绝对零度时成为超导，但这种低温度很难得到。而人造金属却相反，随着温度升高，外围“自由”电子释放越来越多，因此导电性增大，在常温下呈现出超导电性能。实现超导由低温变成常温，这是人造金属创造的一大奇迹，是科学家梦寐以求的目标。用超导体制造的发电机，它的效率可以从30%提高到98%，超导电线将使远距离无损耗输电的设想成为可能，使火车悬浮在轨道上高速运行，也将使有控热核聚变反应成为现实，最终解决能源问题。人造金属的另一突出贡献是，用它制成的新型电池代替笨重、硕大的铅蓄电池，可以使人们长期用蓄电池作为汽车动力有了（）①的可能。人造金属电池可提供相当于常规电池10倍的电力，不需要维修，充电次数可达1000次以上，使用寿命比铅蓄电池长4～5倍，而且不会污染环境。

人造金属在外压和光的作用下，能产生电磁效应，把它装在扩音器上，能将声音放大；把它放在红外摄像机上，在红外热能作用下，也能产生工作电流进行录像。此外，人造金属弹性大、易加工、重量轻、耐磨蚀性能好、强度高、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