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一项原理复杂又十分个性化的生理活动。①记忆的形成机制尚没有确切的结论，如何衡量记忆的效果也是众说纷纭，更不要说对何时的记忆更高效进行判定和解析了。②无论我们记忆的是一篇文章还是一段旋律，都离不开相关神经元的活动。区别只在于有哪些神经元参与，有多少神经元参与，以及神经活动的频率高低等。当足够多的电活动使神经元开始形成稳定联系后，相关的记忆便得到巩固。③在这个过程中，神经元的活力、体内激素水平的高低，都会影响记忆的形成。④虽然人体是复杂的系统，但总会存在一个相对合适的状态。这个状态合适的时间，便是记忆相对高效的时间。而身体状态随着时间呈现出周期性调整，这是生物体存在节律性的一种表现。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三位研究“生物节律的分子机制”的科学家。人类用上百年的时间证明：生物体的状态随着时间的进展，受到内源性的调节。这种24小时的生物节律，完全是因为在生物体内有若干蛋白呈现周期性的相互作用。

记忆是一种生理功能，它的形成和巩固，需要相应结构的配合。功能依附在结构之上，结构越合适，功能便越强大。但是，究竟什么影响着记忆力呢？这完全因人而异，比如，充足的睡眠、愉快的心情、强烈的刺激，甚至是之前的学习基础，都可能是重要的因素。另外，人体内存在着一种自主性的生物钟。外部环境的改变，并不会对这套机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这套自主性的生物钟，只是影响记忆的众多因素之一。我们并不能一刀切地宣布，什么时间是记忆最好的时候。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想要知道自主性生物钟对记忆的影响，需要先把其他所有因素都排除掉。被试者必须完全均一，不能有个性化的情感，不能有个性化的认知，也不能有个性化的饮食。这显然很难做到。

对记忆的研究，应该立足于改善我们的学习状态，大多数人完全没有必要知道生物钟究竟影响了多少记忆。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测试结果可能和当地的气候有关，也可能和我们吃的东西有关······我们只要花一些时间，在不同的时间段做同样的学习，过一段时间比较效果，用这种方法摸索出适合自己记忆的方法。

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

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泽也。

关于“韦编三绝”

“韦编三绝”是说孔子读《易》次数之多，竟把编联简册的编绳翻断了多次。此语最早见于《史记·孔子世家》。

对“韦编”的“韦”如何理解？新版《辞海》的解释是：“韦，熟牛皮。古代用竹简写书，用皮绳编缀，故曰韦编。”这种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其一，现代的形声字古代常常写作假借字，汉代文献中此例不胜枚举。汉代许慎《说文》有“经，织从丝也”。许慎所用的“从”，即今之形声字“纵”字的假借字。我们既知“纵”字在汉代实写作“从”，那么我们把汉人（司马迁）写的“韦编”读作“纬编”是合乎汉人用字常理的。纬编即编联简册的纬绳。因为古人常把纵横称作经纬，所以《说文》又称“纬，织横丝也”。简书的竹简是纵向排列的，犹如织布帛的经线，编联简册的组绳则是横向编联的，犹如织布帛的纬线。据此，把横向编联简册的组绳称作“纬绳”、“编纬”是理所当然的。其二，古代简书并不一定是用皮绳编缀的。陈梦家在《汉简缀述》中写道：“所用以编简札为册者，多为丝纶。有时写作‘编’。”荀勖《穆天子传》记“燕郡魏冢所出‘皆竹简素丝编’，《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记襄阳古冢所出《考工记》‘竹简书，青丝编……’居延出土汉简册，则用麻绳。”毫无疑问，所谓“素丝编”“青丝编”都是指的丝绳。出土简册，则木简仅见用麻绳。除了“韦编三绝”的“韦”被译为皮绳外，尚不见任何关于用皮绳编联简册的记载和实物。

在对贵州瓮安多细胞动物胚胎化石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进行研究分析后，科学家证实早在5.8亿年前地球上就出现了两侧对称动物，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提供了新的证据。

达尔文创立了进化论，但受到强烈质疑，其重要论据之一就是：为什么三叶虫等复杂的生命在寒武纪突然出现，而在此之前却没有化石记录？进化论似乎等待着两个不同命运的判决：要么前寒武纪根本不存在化石，进化论错了；要么如达尔文猜想的那样，前寒武纪不是没有化石，而是没有找到或没有保存下来。

于是化石成为检验达尔文理论的试金石，古生物学家为在比寒武纪更加古老的地层中寻找化石付出了巨大努力。直到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21亿年前微体植物化石和澳大利亚5.6亿年前伊迪卡拉化石群的发现，给进化论带来了一个重大突破，困惑达尔文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伊迪卡拉化石群是否属于多细胞动物仍有许多值得质疑之处，即便可能是多细胞动物，它们也属于非常特化了的生物类型，与寒武纪生物之间找不到重要的演化关系。

贵州省瓮安5.8亿年前的多细胞动物化石比伊迪卡拉化石群还要早2000万年，比寒武纪还要早4000万年。胚胎化石大多很小，只有0.2～0.6毫米。研究胚胎化石主要采用两种常规技术：一是通过醋酸把胚胎从岩石里分离出来，然后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其外部进行观察。二是把含化石的岩石加工成薄片，用投射显微镜寻找其中含有的化石，但薄片中的化石已遭破坏，而且所提供的化石结构有方向随机性的缺点。因此胚胎化石内部结构和卵裂球排列方式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技术瓶颈。如何使体积如此小的胚胎化石清晰成像，科学家想到给瓮安化石照“X光”。因为用X光拍照可以避免通常的把化石分层切片观察的方式，不会对化石造成破坏。但不能使用通常的X光机达到研究目的，因为它的成像分辨能力最好也只有毫米的量级，拍不到胚胎的内部结构。另外，拍出来的图像反差也不好。而同步辐射正好具有足够强度的短波长X光和优良的成像分辨能力。于是他们把同步辐射相衬成像方法应用到瓮安化石的研究中，在不损坏化石的情况下，把亚毫米大小的胚胎内部结构拍得一清二楚，并且给出了高精度的三维成像，解决了古生物学的一大难题。

技术塑造全新的理论范式。大数据技术给公共管理带来了一场新的范式革命，这场范式革命表现在：第一，方法论范式的转型。大数据借助于云平台而具有数据搜集、分析、管理、挖掘和重组的功能，以及基于多类型数据和海量数据的预测功能，从而形成一整套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方法。此类方法在大数据技术诞生前是完全没有的。其数据能实时更新，且接近于全数据，因此被广泛运用于恐怖主义研究、移民研究、战争与冲突研究、国际反腐败研究等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和技术，传统的管理方法如定性和定量研究、比较分析、案例分析等基于“小数据”的研究方法，将更多地为数据挖掘、全数据分析等全新的研究方法所代替。简言之，“大数据+”开创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技术和新方法。第二，研究思维范式的转型。过去的案例研究、样本研究体现的是数据“精确性”思维、因果关系思维和定性思维，而借助于大数据技术，现已转向“量化”思维，即以全数据为目标的思维，以“混杂性”思维为形式，以量化数据值之间的“相关关系”为核心内容。单纯的“计算社会科学”也并不完全反映“量化”思维。第三，研究对象的转变。大数据技术诞生前，公共管理的对象是人及其相互关系。人既成为管理对象，也成为管理的工具，结果是人成为管理者的“被管理者”。大数据的公共管理对象是人所有活动所产生的数据，目的是用数据及其产生的价值来为人服务，体现了人本主义管理思想。第四，绩效检验方式的转变。此前，绩效检验的目的是以政策的落实和政策对人发挥规制作用来衡量，但政策是否科学则容易被忽视，而且，往往采取刚性强制手段。就是说政策确实发挥了作用，但人也可能因强制而对政策产生抱怨，甚至有些情况下有些人成为反政策的一员。大数据条件下的绩效检验则强调技术对人的所有社会活动产生的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最终使数据通过服务于人来体现其价值，使人在享受价值服务的过程中自觉维护良好的秩序。
从具体的实践层面看，也有了变化。第一，大数据技术使公共管理的实践内容从流量管理向数据管理转化。传统的公共管理尤其强调流程的重要性，这主要是基于行政的科层体制。但在实践中，这会慢慢演变成流程的刻板化，效率日趋下降，甚至影响流程的合法性。而大数据技术则专注于对管理对象的数据收集、分析，它管理的对象是数据，核心是对数据进行处理。第二，大数据使公共管理的实践从事后机械应对转向智能化预先治理。传统的方式，无论是管理还是治理，都是出现了问题才采取措施。即便有所谓的预防性治理或预防性管理，也常常非常盲目，甚至可能没有任何针对性。因此，其典型特征就是事后的机械性。大数据条件下则截然不同，其核心就是预测。它通常被视为人工智能的一部分，是把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的数据上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它是建立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基于某个人的主观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