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上半年，全国入出境2.19亿人次，同比增长5.07%。其中，内地居民9091.83万人次，港澳台居民1.03亿人次，外国人2538.42万人次。

内地居民出境4564.43万人次，同比增长18.36%。内地居民出境前往国家或地区居前五位的分别是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泰国、韩国、中国台湾。

港澳台居民入出境1.03亿人次，同比下降2.15%。其中，香港居民7697.27万人次，同比下降1.25%；澳门居民2069.99万人次，同比下降4.38%；台湾居民486.82万人次，同比下降6.36%。

外国人入出境2538.42万人次，同比下降5.22%。其中，入境1277.07万人次，同比下降5.15%。外国人来华居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韩国、日本、美国、俄罗斯、越南。

来华外国人中，观光休闲494.01万人次，访问248.35万人次，交通运输服务员工153.92万人次，会议商务63.89万人次，其他入境目的为316.90万人次。外国人入境居前三位的口岸为上海浦东机场口岸（230.28万人次，占总数的18.03%）、北京首都机场口岸（202.80万人次，占总数的15.88%）和广州白云机场口岸（117.33万人次，占总数的9.19%）。

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台湾地区资本市场建立起由“证券交易所集中市场—上柜市场—兴柜市场”构成的完善成熟的多层级资本市场体系。今年由于金融海啸、欧债危机等因素影响，台湾多层次资本市场总体成交值从2010至2012年连续3年下降，2012年较2011年衰退23.38%。周转率也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12年证券交易所集中市场周转率为97%，上柜市场周转率为175%，兴柜市场周转率为27%。

台湾资本市场第一层次是证券交易所集中市场。在准入门槛方面，台湾证交所要求上市企业实收资本6亿新台币以上；从设立年限来看，要求上市企业设立满3年以上；从获利能力来看，要求上市企业最近1个会计年度无累计亏损，且税前利润占财务报表中的比率最近5个年度达到3%以上，或最近2个年度都达6%。至2012年底，上市公司有809家，资本额6.384兆新台币，台湾证券交易所总市值在世界交易所联合会（WFE）会员中排名与前一年相同，为第22名，所占比重仍为1.34%；成交值排名第15名，排名不变，所占比重由1.41%略降至1.39%；周转率排名为第9名，较2011年下降2名。

台湾资本市场第二层次是上柜市场。在准入门槛方面，上柜市场要求公司实收资本额必须在新台币5000万元以上；从获利能力来看，上柜公司要求个别及合并财务报表获利能力最近年度达4%以上，且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结算无积累亏损，或最近二个年度获利能力均达2%以上。至2012年底，上柜公司有638家，资本额0.667兆新台币，总市值1.737兆新台币。

台湾资本市场第三层次为兴柜市场。在准入门槛方面，兴柜市场没有营业利润、资本额、设立年限的限制，只需符合已经申报上市或上柜辅导且两家以上证券商书面推荐。至2012年底，兴柜公司285家，资本额0.335兆新台币，总市值0.538兆新台币。

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曾先后四次启动民法制定工作，编纂一部彰显中华民族精气神的民法典，是几代人的夙愿。编纂法典，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民法典理应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成为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说。

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民法典草案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全国人大代表表示：“民法典草案对与疫情相关的民事法律制度进行梳理研究，明确保护特殊情况下无人照顾的‘被监护人’，明确物业应急处置责任等，这都体现出了民法典应时而生、为民所需的特点。”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参与了民法典草案的编纂工作。她深有体会地说，民法典草案彰显“四个自信”，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进一步成熟和稳定。


2015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启动民法典编纂工作。2017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民法总则。201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由民法总则与经过常委会审议和修改完善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合并形成的民法典草案，并决定将民法典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2020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对民法典草案展开认真审议和热烈讨论。根据各方面意见，又作了100余处修改，其中实质性修改40余处。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宣告中国“民法典时代”正式到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共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立法任务，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法治建设部署。编纂民法典，是对我国现行的、制定于不同时期的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和人格权方面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订纂修、形成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

日常工作中，如果一件事发展得太过顺利，我们总会隐隐觉得有哪里不对，这样的直觉是有道理的。澳大利亚和法国的研究者们最近在某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明了为什么当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果时，它反而可能有问题。他们将此称之为“一致性悖论”。

研究者以证人指认犯人为例研究了一致性悖论，发现在辨认嫌疑人过程中，系统偏差可能来自多种心理偏差，如警方给证人展示照片的方式、证人自身的个人偏见等。而研究者发现，哪怕是细小的偏差都会对最终的整体结果产生极大影响。具体来讲，即使在1%的辨认过程中施加偏差，如暗示某人是犯人，最终当3个以上的证人意见一致时，他们的意见就不再可靠。有趣的是，如果_______，那么其他证人正确的概率反而会大大增加。

为什么会这样？可以用数学中的贝叶斯分析来说明。以扔硬币为例：如果我们有一枚硬币，扔到正面的概率为55%，而非普通硬币的50%，只要扔的次数足够多，就会发现正面向上多于反面向上的次数，进而发现这个硬币是有问题的。换句话说，当我们看到投掷结果中正面向上的次数显著多于反面向上时，就会意识到出问题的是硬币，而非概率定理。同样，根据概率定理，很多证人同时得到一致结论的可能性极低，所以更有可能的是系统出了差错。

在警方组织的嫌疑人指认中，指认同一个人有罪的证人数目越多，这个人真正有罪的概率就越大。然而，这只适用于没有任何系统偏差存在的理想情况。实际情况中，当指认同一个人为犯人的证人数目增加到一个值以后，该嫌疑人真正有罪的概率反而会下降，最终与随机指认毫无差别，且系统偏差越大，概率下降得越早。比方说，如果你让证人完成一项较为容易的任务，比如从一堆香蕉中找出一个苹果，所有人都几乎不会出错，多人结论一致的情况就可能出现，而指认犯人要比在一堆香蕉中找到苹果复杂得多。模拟显示，如果_______，他们认错人的概率会高达48%，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证人同时指认一个人为犯人的概率就相当低了；但如果_______，他们认错人的概率会大大降低，多个证人结论一致的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也会提高。

在法律领域之外，一致性悖论还有很多用武之地，一个重要的应用就是加密技术。数据加密通常通过确认一个很大的数字是否为质数来进行，这个判断过程的错误率要达到非常低才行：低于2的负128次方才可以接受。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系统差错就是计算机故障。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宇宙射线会导致电脑将一个合数误认为质数，毕竟这件事发生的概率只有10的负13次方——但要注意，这个概率要大于我们所要求的误差（2的负128次方），所以这类误差主导了整个过程的安全性。正因于此，加密协议所宣称的安全程度越高，实际的过程就越容易受计算机故障影响。

一致性悖论虽然听起来违背直觉，但研究者解释，一旦我们了解了足够的信息，就能理解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