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陵兰年平均气温在0℃以下，最低可达-70℃，冰雪覆盖面积占整个岛屿的81%，这么寒冷的一个地方，实在与它绿意盎然的名字不相符（“格陵兰”意为“绿色土地”）。随着气候变暖，格陵兰的冰川逐渐融化，冰融水沿着冰川裂隙向下流动，形成深坑，就像一口口锅，称为冰川锅穴。这些锅穴大小不一，大的可达10米宽，上百米深，一直延伸到冰川底部，甚至形成冰川洞，可能导致整个冰川崩塌。

格陵兰无疑是地球变暖的“前线”。冰川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格陵兰可以作为地球上的一个气候指示器。北极的冰川储存着气候的信息，通过冰芯我们可以测定冰川的年龄及其形成过程，还可以得到相应历史年代的气温和降水资料。冰雪中含有三种不同的氧同位素，因此，如果在格陵兰的冰帽上打钻，测量冰芯中的每个冰层的氧-18比例，就可以得知格陵兰每一年夏季和冬季的气温变化。

“从现有的可靠测量来看，格陵兰岛正快速消融。”丹麦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安德斯·波克这么认为。2011年，他在哥本哈根北极研究所的档案中找到一些老旧飞行日志，其中有关于北极附近冰川的观察记录。几乎同一时间，丹麦国家调查局在清理地下室时发现一批旧图片，这些图片是极地探险家克努兹·拉斯穆森1933年到格陵兰进行第七次极地探险的记录。波克和同事将图像数字化，并用软件对比格陵兰岛东南部海岸线，查看其中的不同之处。波克说，20世纪30年代冰川融化得比现在快，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冷却期，这期间形成了新的冰层，但在2000年又开始加速融化。
“20世纪90年代，格陵兰岛的冰川差不多能达到平衡状态（即降雪和融化、冰裂相等），但现在的总质量亏损超过3000亿吨/年。如果按照每人一年使用4万升水来计算，这是地球上人们一年的用水量。按现在的趋势看，这个数字还在上升。”波克认为，“从最新研究来看，海洋在冰川的消融中起着关键作用，暖流一经过已经破裂的冰川，大面积的融化就会发生，这和气温升高共同导致冰川融化。”

格陵兰气候变化几乎决定着当地以捕猎为生的土著的去留。岛上主要的陆地哺乳动物有北极熊、麝牛、驯鹿、北极狐、雪兔、貂和旅鼠，附近水域中主要有海豹和鲸，它们过去是岛上因纽特人的主要食物来源。到了20世纪初期，海水温度上升使海豹几乎在格陵兰南部绝迹，后来气候转冷，大群海豹才又现身。而现在，因为浮冰融化，依赖浮冰捕食海豹的标志性动物——北极熊的生存也出现危机。

哈佛大学生物学家马丁•诺瓦克写道：“合作是进化过程中创造力的源泉，从细胞、多细胞生物、蚁丘、村庄到城市莫不如此。”人类在力求迎接全球新挑战的同时，必须找到新的合作方式。利他主义必须是合作的基础。

愿意无私向他人伸出援手，提升了我们和子孙后代的生活品质。事实上，这甚至可能是生存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尽可能让更多人知道。

当前，人类面临着三项重要挑战：确保所有人拥有体面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满意度和保护我们的地球。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很难把上述要求统一到一起，因为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时间框架。我们担心每年的经济状况；我们关注自己终生的幸福；而我们对环境的忧虑，则主要是为了子孙后代着想。

但奉行利他主义原则需要进行取舍。即使自己有可能从中受益，负责任的投资者也绝不会轻率地利用客户一生攒下的积蓄进行冒险投机；一位充满爱心的公民总是先想到自己的行为会对社会造成何种影响；无私的一代会处处关爱地球，而这恰恰是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宜居的世界。利他主义让所有人都能更好地生活。

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似乎过于理想化，毕竟，心理学、经济学和进化生物学普遍认为人类的本性同样是自私的。但过去30年的研究表明，真正的利他行为确实存在，而且可以超越亲属和社区，兼顾人类甚至是其他物种的普遍福祉。此外，利他主义者并不一定会因善举而受损；相反，在自私者为自己和他人带来痛苦的同时，利他主义者往往会间接受益于自己的善举。

研究还表明，个人可以学会利他的行为方式。神经学家已确定了利他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学习来最终掌握：理解并分享他人感受的同理心、希望传播快乐的慈爱心和希望减轻别人的痛苦的同情心。

社会也可以向利他主义转化，这样的社会甚至可以比自私型社会更美好。对文化演变的研究表明，人类价值观可以以超过人类基因的速度发生变化。因此，如果要建设一个充满关爱的世界，我们必须先意识到利他主义的重要性，接着需要在人与人之间培育利他主义，并推动社会的文化变革。

浏览史书，常常会发现一些对我们今天很有启迪的故事。《三国志》记载：建安五年春，袁绍积极秣马厉兵，统领十万大军准备伐曹。谋士田丰对袁绍说：“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袁绍不听，丰恳谏，绍大怒，命将田丰下狱。官渡一战，曹操大破袁军。绍既败，有人对田丰说：“君必见重。”田丰却说：“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袁绍回来，果然把田丰杀了。

田丰反对袁绍伐曹的意见，不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么？那么，为什么还要杀田丰呢？这个问题似乎有些令人费解，然而，好好思索一下，也是不难得出答案来的。袁绍之所以要杀田丰，关键在于田丰伤了袁绍的“面子”，破坏了他的“威信”。因为你反对我，你对了就意味着我错了，这还了得。作为谋臣的田丰正是深深了解袁绍之为人，所以当有人向他道喜时，他却想到了“吾其死矣”。

由此联想到今天我们某些单位的个别领导，他们在工作上总喜欢搞独断专行，听不进去半点不同意见，但为“面子”和“威信”，可以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顾，拗着要下面“坚决照办”。他们一旦犯了错误，更是文过饰非，对那些反对他们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对了的人，则是耿耿于怀。虽然这些人不能像袁绍对付田丰那样向提意见的同志开刀，但他们手里有权，瞅准机会暗里打击报复，待时机一到，就把“小鞋”往那些同志的脚上一套。可以说，在这些同志的身上很有几分“袁绍遗风”。

列宁曾经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的真正实质，即不了解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派别，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当年袁绍以为杀了田丰，就可以掩盖自己的愚蠢，维护自己的“威信”，结果落得为天下哂笑。今天我想有必要给某些人也敲一声振聋发聩的警钟：请君以袁绍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