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朋友圈的人聊起各自小时候的故事时，他们会觉得我老爸对我的苛刻要求很过分，因为他们从小到大在家听到的都是表扬和鼓励，很少被家长严厉地批评。在他们看来，我爸带给我的都是负能量。我对他们说：“假如你们不是从小在北京长大，而是像我一样，在小县城长大，没有负能量激发你，你就不可能走得出来。”

正能量的关怀适合坦途的赏花者，而负能量的刺激适合绝壁的攀登者。

每一个从负能量包围圈中成功脱逃的人，其间忍受的辛苦都是无法对外人言明的。而一个人每次对自我的极大突破，莫不是源自孤身从负能量的____中杀出。这个过程对你胆气、心力的锻造，足以让你____，当然，你也可能就此沉沦、被征服。而万一____，它给你带来的巨大快感能让你瞬间领悟成长的真谛。当你一个人干掉要吞噬你的整个负能量集团军时，那种成就感绝非正能量的鲜花、掌声、赞扬所能比拟。一场惊心动魄的逆袭要比毫无悬念的完胜精彩太多，也诱人太多。

许多人说：“不要和那些带给你负能量的人在一起。”但我每当回想自己的成长经历时，我更多的是想到那些曾给我带来负能量的人。每一次负能量的冲击波袭来，在令我痛苦的同时也令我迅速成长。

正是那些负能量，让我从充满温情和爱意的童话笔触描绘下的世界里走出，从充满书生迂腐气的书斋里走出，来独自面对这个庞大、冰冷而陌生的世界。但当我不得不忍痛从跌倒处爬起时，不得不运用自己的力量和意志去揭开真实世界的面纱时，我才慢慢发现，原来真实的世界并非初看时那样，在它庞大、冰冷和陌生的外表下，也潜藏着幽默、温馨和感动。

我因此知道，真实的世界和童话里的世界，未尝不是同一个世界；真实的世界和书斋里的世界，未尝不是同一个世界；而正能量与负能量，也未尝不是同一种能量。藏在幕后的上帝，就像双子座的孩子，有着双重性格。上帝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却未尝不是一个狡黠的胆小鬼，而那些负能量，正是用来检验勇者和凡夫的试金石。

每个人都希望永远和正能量为伍，但这个世界不能只有白天而没有黑夜。没人能够永远活在正能量的庇护下，最好的成长就是直面负能量，并干掉它们。

所谓热污染，是指现代工业生产和生活中排放的废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热污染可以污染大气和水体。火力发电厂排出的生产性废水中均含有大量的废热。这些废热排入地面水体后，能够使水温升高。在工业发达的美国，每天排放的冷却水达4.5亿立方米，接近全国用水的1/3。这些废水含热量约2500亿千卡，足够使2.5亿立方米的水温升高10℃。

热污染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水生生物，由于水温升高使水中溶解氧减少，水体处于缺氧状态，同时又使水生生物代谢率增高而需要更多的氧，造成一些水生生物在热效力的作用下发育受阻或死亡，从而影响环境和生态平衡。此外，河水水温上升给一些致病微生物造成一个人工温床，使它们得以滋生、泛滥，引起疾病流行，危害人类健康。1965年，澳大利亚曾流行过一种脑膜炎，后经科学家证实，其祸根是一种变形虫，由于发电厂排出的热水使河水温度升高，这种变形虫在温水中大量孳生，造成水源污染而引起了这次脑膜炎的流行。

随着人口和耗电量的增长，城市排入大气的热量日益增多。按照热力学定律，人类使用的全部能量将转化为热，传入大气，逸向天空。这样一来，上升气流减弱，阻碍了云雨的形成，造成了局部干旱，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近一个世纪以来，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不断增加，气候变暖，冰川积雪融化，使海水水位上升，一些原本十分炎热的城市变得更热。专家们预测，如按现在能源消耗速度计算，一个世纪后全球温度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造成热污染最根本的原因是能源未能被最有效、最合理地使用。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环境热污染将日益严重。然而，人们尚未有一个量值来规定其污染程度，这表明人民并未对热污染有足够的重视。为此，科学家呼吁尽快制定环境热污染的控制标准，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热污染。

所谓热污染，是指现代工业生产和生活中排放的废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热污染可以污染大气和水体。火力发电厂、核电站和钢铁厂的冷却系统排出的热水，以及石油、化工、造纸等工厂排出的生产性废水中均含有大量废热。这些废热排入地面水体之后，能使水温升高。在工业发达的美国，每天所排放的冷却用水达4.5亿立方米，接近全国用水量的1／3；废热水含热量约2500亿千卡，足够2.5亿立方米的水温升高10℃。

热污染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水生物，由于水温升高使水中溶解氧减少，水体处于缺氧状态，同时又使水生生物代谢率增高而需要更多的氧，造成一些水生生物在热效力作用下发育受阻或死亡，从而影响环境和生态平衡。此外，河水水温上升给一些致病微生物造成一个人工温床，使它们得以滋生、泛滥，引起疾病流行，危害人类健康。1965年澳大利亚曾流行过一种脑膜炎，后经科学家证实，其祸根是一种变形原虫，由于发电厂排出的热水使河水温度增高，这种变形原虫在温水中大量孳生，造成水源污染而引起了这次脑膜炎的流行。

随着人口和耗能量的增长，城市排入大气的热量日益增多。按照热力学定律，人类使用的全部能量终将转化为热，传入大气，逸向太空。这样，使地面反射太阳热能的反射率增高，吸收太阳辐射热减少，沿地面空气的热减少，上升气流减弱，阻碍云雨形成，造成局部地区干旱，影响农作物生长。近一个世纪以来，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不断增加，气候变暖，冰川积雪融化，使海水水位上升，一些原本十分炎热的城市，变得更热。专家们预测，如按现在的能源消耗的速度计算，每10年全球温度会升高0.1℃—0.26℃；一个世纪后即为1.0℃—2.6℃，而两极温度将上升3℃—7℃，对全球气候会有重大影响。

造成热污染最根本的原因是能源未能被最有效、最合理地利用。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环境热污染将日趋严重。然而，人们尚未有用一个量值来规定其污染程度，这表明人们并未对热污染有足够重视。为此，科学家呼吁应尽快制订环境热污染的控制标准，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防治热污染。

古代书画以纸或绢为载体，因而也被称为“纸绢画”。不同时代的纸绢会自然而然带有该时代造纸或丝织工艺的特点。

绢是一种平纹组织的丝织物，早在原始社会就已出现。最初用生丝织造，质地比较粗疏；通过捶压等整理工序，生绢可以变成密度较大、坚韧挺括、平整均匀的熟绢，这种工艺大概在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出现于丝织业发达的山东一带。从实物和文献记载看，初唐以前书画都用生绢，经纬间并不十分精密，很难画得精细入微。这种生绢直至晚唐仍在使用，韩愈《桃源图》“生绡数幅垂中堂”中的“生绡”就是生绢。盛唐时期，画家开始使用洁白如银、质地平滑的熟绢，材料加工的进步，为丹青与水墨画风的细密精丽提供了保障。不过以生绢作画仍很流行，张僧繇、阎立本等人的画作都用生绢。

五代绘画用绢极粗，质地如布。宋人绘画用绢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普通画家所用的质地稀薄的绢，一种是为满足宫廷书画需要而特别制作的“细密如纸”的院绢。宋徽宗《听琴图》用的应该就是院绢，质地细密，灰尘不易沾污，加之保存较好，千年后仍洁白如新。

绢有一定幅宽，这是丝织工艺和政治制度双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从工艺角度而言，古代的绢都是人工织成的，绢的幅宽和织布人的肩宽有密切关系，幅面太宽，投梭织纬就会十分困难。从政治角度而言，绢在古代是一种特殊商品，曾长期作为实物货币使用，西汉之后的历代官府都实行“钱帛兼行”的政策，绢帛不仅可以输纳捐税，还可用以偿付债务、俸禄等，因而要求统一规格和质量。西周时期规定绢帛幅宽为2.2尺，约合现在的43.8厘米，这个标准一直沿用到隋朝，但是由于尺寸变迁，绢的实际幅宽总体上呈逐代增长趋势，最宽时约合65.93厘米。唐、五代基本以1.8尺为官方标准，约合55厘米；宋代以2尺（61.44厘米）为幅宽标准。因为绢的幅面是个常数，作画人可在单幅绢面上绘制小型画；若要创作大型画面，通常采用将两幅或三幅绢面拼接起来的方法获得足够的宽度，比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和郭熙的《早春图》，都画在两幅拼接起来的绢面上；范宽的《雪景寒林》和李唐的《万壑松风》，则是用三幅绢面拼合而成的。

古代书画以纸或绢为载体，因而也被称为“纸绢画”。不同时代的纸绢会自然而然带有该时代造纸或丝织工艺的特点。

绢是一种平纹组织的丝织物，早在原始社会就已出现。最初用生丝织造，质地比较粗疏；通过捶压等整理工序，生绢可以变成密度较大、坚韧挺括、平整均匀的熟绢，这种工艺大概在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出现于丝织业发达的山东一带。从实物和文献记载看，初唐以前书画都用生绢，经纬间并不十分精密，很难画得精细入微。这种生绢直至晚唐仍在使用，韩愈《桃源图》“生绡数幅垂中堂”中的“生绡”就是生绢。盛唐时期，画家开始使用洁白如银、质地平滑的熟绢，材料加工的进步，为丹青与水墨画风的细密精丽提供了保障。不过以生绢作画仍很流行，张僧繇、阎立本等人的画作都用生绢。

五代绘画用绢极粗，质地如布。宋人绘画用绢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普通画家所用的质地稀薄的绢，一种是为满足宫廷书画需要而特别制作的“细密如纸”的院绢。宋徽宗《听琴图》用的应该就是院绢，质地细密，灰尘不易沾污，加之保存较好，千年后仍洁白如新。

绢有一定幅宽，这是丝织工艺和政治制度双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从工艺角度而言，古代的绢都是人工织成的，绢的幅宽和织布人的肩宽有密切关系，幅面太宽，投梭织纬就会十分困难。从政治角度而言，绢在古代是一种特殊商品，曾长期作为实物货币使用，西汉之后的历代官府都实行“钱帛兼行”的政策，绢帛不仅可以输纳捐税，还可用以偿付债务、俸禄等，因而要求统一规格和质量。西周时期规定绢帛幅宽为2.2尺，约合现在的43.8厘米，这个标准一直沿用到隋朝，但是由于尺寸变迁，绢的实际幅宽总体上呈逐代增长趋势，最宽时约合65.93厘米。唐、五代基本以1.8尺为官方标准，约合55厘米；宋代以2尺（61.44厘米）为幅宽标准。因为绢的幅面是个常数，作画人可在单幅绢面上绘制小型画；若要创作大型画面，通常采用将两幅或三幅绢面拼接起来的方法获得足够的宽度，比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和郭熙的《早春图》，都画在两幅拼接起来的绢面上；范宽的《雪景寒林》和李唐的《万壑松风》，则是用三幅绢面拼合而成的。

古人比较重视步行，无论是走路的速度，还是步形、体态都有较为明确的划定和区别。步行须遵制合礼是古代礼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古代以右、前为尊。道路之上，男居右行，女居左行；与父辈外出，小辈随后相从，不得逾前；与兄弟朋友外出，须并行，有如雁阵，不得超速领先。否则为越位，越位即越礼，要受到非议。在古人看来，走路的速度、方式须在不同的场合有所区别。《尔雅》说：“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东汉人解释，两脚进曰“行”，徐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奔”即后人所说的奔跑，如果不遵此行走，无疑既不合礼，又不合理。汉代还明文规定在帝王面前要“疾趋”。对朝廷有特殊贡献的人或皇上特别亲近的人，可以免去此礼，当然那是独沐皇恩、荣耀无比的事了。在官场之中，则有“趋礼”之说。对趋礼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如若行走迟缓则要遭到斥责，甚至有降职免官的危险。县令拜谒知府若行步迟缓，知府的守门人便可斥责县令。

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在不背道逾礼的情况下，古人也十分讲究步行美，以此体现人的性格情趣和风度教养。先秦君子步行鸣佩玉，既喻示着君子言行举止要符合德行的要求，而佩玉之声伴随着步行的节奏，又显示出一种庄重和谐的美。对待步行，儒道两家态度素不相同。儒家容美于善，道家容美于真。因此，庄子曾尖刻地批评了学行于邯郸的寿陵余子和亦步亦趋效仿孔子走路的颜回，借此嘲讽了儒士们拘守礼义、失去故我的荒唐。但同时，寿陵余子和颜回的行为又侧面反映了一种“时尚”。寿陵余子认为首都邯郸人的步法独特优美，有节有度，有仪有威，是有许多可学之处的。颜回步、趋、走、奔处处要学孔子，除了他遵守纪律外，起码在他的眼里，这些是非学到手不可的特技，是他人无法企及的极美的东西。汉末至魏晋时代，随着儒学的日益衰落和人们思想的逐渐解放，人们对美的崇尚与追求更为显著，因此节度迟缓不迫、举止舒泰优雅的步行，作为衡量一个人的修养、气质和风度的重要标准，常为品评者称誉。乐府民歌《陌上桑》载秦罗敷在拒绝使君求婚时，就夸说自己的丈夫：“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

古人还把与步行有关的词语用来表情达意。如常见的徘徊、彷惶、踟躇、容与等，就被演化为举步不定、犹豫不决的意思。“徒跣”一词，原义是脱掉鞋子赤脚走路，后演化为表示发怒、着急、匆忙和痛苦的情感。徒跣又如倒屣，碰到身份特殊的人或情状特殊的事，需急遽迎接或前往以示重视时常用此词。刘邦赦免了萧何，萧何“徒跣入谢”，即是表示急速前往致谢的意思。

步行这个简单的行为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某些历史文化现象，这对我们是不无裨益的。

古人比较重视步行，无论是走路的速度，还是步形、体态都有较为明确的划定和区别。步行须遵制合礼是古代礼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古代以右、前为尊。道路之上，男居右行，女居左行；与父辈外出，小辈随后相从，不得逾前；与兄弟朋友外出，须并行，有如雁阵，不得超速领先。否则为越位，越位即越礼，要受到非议。在古人看来，走路的速度、方式须在不同的场合有所区别。《尔雅》说：“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东汉人解释，两脚进曰“行”，徐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奔”即后人所说的奔跑，如果不遵此行走，无疑既不合礼，又不合理。汉代还明文规定在帝王面前要“疾趋”。对朝廷有特殊贡献的人或皇上特别亲近的人，可以免去此礼，当然那是独沐皇恩、荣耀无比的事了。在官场之中，则有“趋礼”之说。对趋礼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如若行走迟缓则要遭到斥责，甚至有降职免官的危险。县令拜谒知府若行步迟缓，知府的守门人便可斥责县令。

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在不背道逾礼的情况下，古人也十分讲究步行美，以此体现人的性格情趣和风度教养。先秦君子步行鸣佩玉，既喻示着君子言行举止要符合德行的要求，而佩玉之声伴随着步行的节奏，又显示出一种庄重和谐的美。对待步行，儒道两家态度素不相同。儒家容美于善，道家容美于真。因此，庄子曾尖刻地批评了学行于邯郸的寿陵余子和亦步亦趋效仿孔子走路的颜回，借此嘲讽了儒士们拘守礼义、失去故我的荒唐。但同时，寿陵余子和颜回的行为又侧面反映了一种“时尚”。寿陵余子认为首都邯郸人的步法独特优美，有节有度，有仪有威，是有许多可学之处的。颜回步、趋、走、奔处处要学孔子，除了他遵守纪律外，起码在他的眼里，这些是非学到手不可的特技，是他人无法企及的极美的东西。汉末至魏晋时代，随着儒学的日益衰落和人们思想的逐渐解放，人们对美的崇尚与追求更为显著，因此节度迟缓不迫、举止舒泰优雅的步行，作为衡量一个人的修养、气质和风度的重要标准，常为品评者称誉。乐府民歌《陌上桑》载秦罗敷在拒绝使君求婚时，就夸说自己的丈夫：“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

古人还把与步行有关的词语用来表情达意。如常见的徘徊、彷惶、踟躇、容与等，就被演化为举步不定、犹豫不决的意思。“徒跣”一词，原义是脱掉鞋子赤脚走路，后演化为表示发怒、着急、匆忙和痛苦的情感。徒跣又如倒屣，碰到身份特殊的人或情状特殊的事，需急遽迎接或前往以示重视时常用此词。刘邦赦免了萧何，萧何“徒跣入谢”，即是表示急速前往致谢的意思。

步行这个简单的行为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某些历史文化现象，这对我们是不无裨益的。

在人们的印象中，科学向来都是和正确画等号的，科学家的结论向来都是可信度极高的。但其实，作为科技“无人区”的拓荒者，面对茫茫的未知世界和各种高度复杂的软硬件工具，________________。

关于“祝融星”的风波是近代天文学历史上最为知名的事件之一。1859年，当时的法国巴黎天文台台长勒维耶，试图解决一个大难题——水星轨道的近日点进动问题。当时的人们发现，在考虑了金星、地球等其他行星的引力摄动后，水星的近日点进动仍然和天体力学的计算结果有所偏差。勒维耶经过大量计算，提出了新行星假设。他认为在水星轨道之内还存在一颗未知行星或一群小行星，扰动了水星的轨道，造成了偏差。很快就有一名天文爱好者来信说，自己在几个月前曾发现一个黑点从日面穿过，很可能就是这颗行星的凌日现象。勒维耶在查阅了他的设备和笔记后，于1860年宣布了这一发现，并将这颗“行星”命名为“祝融星”。

随后，尽管有不少天文爱好者宣称自己观测到了“祝融星”，但专业天文学家却总是一无所获。虽然从理论上说，一颗如此靠近太阳的行星几乎总是淹没在阳光之中，难以看到也在情理之中。但还是有人开始怀疑这颗行星是否真的存在。

到了19世纪70年代，天文爱好者发现“祝融星”的报告不断涌现，也曾有专业天文学家称在中国的一处基地看到了它的凌日现象。甚至在1878年，两位颇有名望的天文学家分别宣告发现了“祝融星”，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争议之声随之逐渐转弱。

但事与愿违，随后的研究证实，1878年看到的“祝融星”其实都是亮恒星，并非新行星。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对水星近日点进动给出了完全符合观测的解释，水星轨道的偏离其实只是因为太阳巨大的质量使时空产生了凹陷，作为太阳系内离太阳最近的行星，水星深埋于太阳的引力凹坑中，所以其轨道自然也就背离了牛顿的理论。这颗并不存在的“祝融星”彻底成为了历史。

无质疑，不科学，可证伪性正是科学最鲜明的特征。经受住了质疑的科学知识，无疑更加接近于真理。而那些被证伪了的理论和发现，就像绿叶一样，化作了春泥养护着科学之花，并帮助人类在探索之路上走得更加坚实。

钱学森曾提出一个问题，后来被称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这个问题可以推广到很多领域。比“钱学森之问”更为具体的问题是：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这么少？

创造性思维首先来源于知识，这似乎没有争议。不过，对知识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们说的知识通常指学科和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知识也应该包括跨学科知识、跨领域知识、跨界知识。创造力多产生于学科交叉和融合。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回答是：学生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们的学生过多局限于专业知识，而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知识，而这些往往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的特征。

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来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________________”。他还说过，“________________”，在我们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中，这些知识以外的因素通常不受重视。知识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比较简单，通常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多而增多，但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则更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难怪爱因斯坦感叹过，“________________”。如果这些分析是对的，那么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二个回答是：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创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发展。

创造性思维的第三个来源与价值取向有关，也就是与追求创新的动机和动力有关。创新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了三种价值取向：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和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每一个后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能够在短期带来奖励。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见到成效。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源于一种内在动力，源自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的渴望，一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激情，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回报和社会的奖赏。现实情况是，具备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具备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寥寥无几了。然而，科学和社会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殿堂。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是：我们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人才，除了知识结构问题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立竿见影”急于求成的心态，这样的价值观很难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