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里求斯是印度洋西南部一个火山岛国，同非洲大陆隔离。渡渡鸟是仅产于毛里求斯的巨鸟，既不能飞，又跑不快。在被人类发现仅200年后，1681年，最后一只渡渡鸟被残忍地杀害，成为西方工业社会以来，有史书记载的第一种被灭绝的动物。和渡渡鸟一样，大栌榄树也是岛上特有的珍贵树种，曾遍布全岛，由于木质坚硬细密，是大量出口的木材。但到1981年，只剩区区十三棵，都已到了垂暮之年，树龄高达三百岁。

1976年底至1977年初，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生态学家斯坦尼•坦普尔到毛里求斯研究大栌榄树，发现大栌榄树与渡渡鸟之间存在多种联系。渡渡鸟喜欢在大栌榄树林中生活，渡渡鸟经过的地方，大栌榄树总是绿林繁茂、幼苗茁壮。坦普尔进行研究时，渡渡鸟大约已灭绝300年，他测定大栌榄树年轮后发现，树龄也大约是300年，也就是说渡渡鸟灭绝之日，也正是大栌榄树绝育之时。

这个巧合引起了坦普尔的兴趣，他四处寻找，终于找到一只渡渡鸟的遗骸，遗骸中还保留着几颗大栌榄树的果实。原来渡渡鸟喜欢吃这种树木的种子。这使坦普尔萌生了一个想法：大栌榄树的树种要经过渡渡鸟的消化道，尤其是要被渡渡鸟胃中的砂囊进行软化和磨损，才能发芽。不过，这需要证明。吐绶鸡是与渡渡鸟一样不会飞的禽类。于是，坦普尔让吐绶鸡吞下10粒大栌榄树的种子。几天后，种子排出吐绶鸡体外，外边的硬壳磨掉了一层。坦普尔便把这些种子埋在苗圃里，结果有3粒种子发了芽，这种宝贵的树木终于绝境逢生。

坦普尔关于渡渡鸟与大栌榄树关系的论文发表于1977年8月26日的美国《科学》杂志上。他认为，杀光了渡渡鸟，实际上也为大栌榄树挖掘了坟墓。但是，研究人员从逻辑推论和事实上间接证伪了渡渡鸟与大栌榄树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因为它们不是唯一共生共栖的关系，也否定了人杀光渡渡鸟而间接造成大栌榄树灭绝的观点。

此时，一个假说顺理成章地提出，即外来物种入侵。肇事者当然还是人类，因为大栌榄树数量减少或灭绝更可能是因为欧洲人把猪和食螃猴以及其他竞争性植物带入岛上引起的。然而，物种入侵导致大栌榄树灭绝也只是一种假说，需要事实和研究来证实。

据研究，屈原《九歌》诸篇原始底本的大致族属与时代能概括如下：《东皇太一》《东君》，源于五帝晚期海岱地区东夷集团虞舜族的《韶》乐；《河伯》《云中君》，源于夏代中原地区夏族禹启以来的《虬歌》；《大司命》《少司命》，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生命生育祭歌颂诗；《湘君》《湘夫人》《山鬼》，长江中游楚地楚族流传久远的山川祭歌颂诗；《国殇》，流传于楚国的爱国战魂祭歌；《礼魂》，以上各篇共用的“乱辞”。在商代早中期以前，楚族的起源及早期发展阶段在黄河中下游，且与夷、夏两集团有密切关系。在神话传说中，楚人的远祖之一颛顼氏主要活动在海岱与中原地区，曾得到东夷集团的远祖少昊氏族的帮助。颛顼之后，有祝融八姓，亦与东夷少昊、重、黎、中原各族关系密切。为此，东夷集团《韶》乐、华夏集团《虬歌》，为楚族所熟悉，并为屈原整理《九歌》时有所保存。

而屈原，“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是王室贵族子弟的师傅；又为三闾大夫，“掌王族三姓。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因此，屈原熟悉本族的历史文化，进而整理编组了《九歌》。本来，各血缘氏族部落只祭祀本族范围内的天体神、山川神和祖先神，相关的祭器、礼仪、乐舞歌辞也只限在本族内流传。此即“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然而，屈原还是将不同区域、族属、时代、内容的祭歌颂诗与楚国的《湘君》诸篇合编在一起了。这不是屈原冒天下之大不韪。西周盛行的体现血缘管理的井田制、宗法等级制、家族世袭制等，到春秋时代开始动摇，至战国时代则几乎瓦解——各诸侯相互征战，血缘纽带已被解构。因此，血缘基础上的“民不祀非族”“祀不越望”的规矩已不复存在。这样，屈原将不同族属的祭歌颂诗合编在一起，完成综合性的《九歌》，也就成为可能。

楚国发展到楚威王时，国力达到鼎盛。楚怀王即位，承父盛业，在苏秦游说之下，联合韩、魏等六国攻秦，是为合纵。当时的楚怀王意气风发，有一统天下的雄心。据《汉书•郊祀志》：“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军。”此际任左徒的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可谓君臣相得。因此，言《九歌》是屈子为国君修饰润色，欲以却退秦师，也信而有征。

孔子以维护周礼为目的，以西周王官礼乐作为标准删编《诗经》。结果是，不仅十五个诸侯血缘族团的颂诗、史诗，以及十五国之外的民歌被删除，甚至进一步引领时代的理性自觉，“不语怪力乱神”，将原本丰富的巫术神灵、图腾神话作了历史化改造，而失去了其天国神灵的浪漫气息。但楚氏族带着北方夷夏原始巫术宗教文化，反倒与当地固有的苗民巫风习俗相融合，而得以持续发扬。屈原既“博闻强志”，深知楚族及夷夏古族的远古历史文化，又担任左徒与三闾大夫这两个与巫术宗教活动有关的职位，最终造就了《九歌》特别的原始文化。《九歌》是我们认识远古部族文化的重要窗口。

钱学森曾提出一个问题，后来被称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这个问题可以推广到很多领域。比“钱学森之问”更为具体的问题是：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这么少？

创造性思维首先来源于知识，这似乎没有争议。不过，对知识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们说的知识通常指学科和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知识也应该包括跨学科知识、跨领域知识、跨界知识。创造力多产生于学科交叉和融合。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回答是：学生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们的学生过多局限于专业知识，而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知识，而这些往往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的特征。

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来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________________”。他还说过，“________________”，在我们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中，这些知识以外的因素通常不受重视。知识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比较简单，通常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多而增多，但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则更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难怪爱因斯坦感叹过，“________________”。如果这些分析是对的，那么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二个回答是：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创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发展。

创造性思维的第三个来源与价值取向有关，也就是与追求创新的动机和动力有关。创新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了三种价值取向：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和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每一个后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能够在短期带来奖励。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见到成效。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源于一种内在动力，源自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的渴望，一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激情，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回报和社会的奖赏。现实情况是，具备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具备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寥寥无几了。然而，科学和社会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殿堂。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是：我们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人才，除了知识结构问题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立竿见影”急于求成的心态，这样的价值观很难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

宋代青白瓷作为一种器物符号，是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的一种单色釉瓷器。它兼具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功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符号意义，不但是历史长河中器物文明的里程碑，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和人文精神。

青白瓷取得的成就与宋代发达的经济分不开。北宋后期，宋金对峙，南方经济明显超过了北方，景德镇青白瓷也在此时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富庶的社会经济也让宋人失去了汉唐那种博大、开阔、外向、奋发的眼界、胸襟、抱负与理想，代之而起的是克制自持、温文儒雅、宁静自适的审美理想。所以，不是华贵富丽的彩瓷，而是景德镇的青白瓷，成为宋代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

自青白瓷问世，制瓷工匠便特别注意成型技艺的提高，坯体加工十分精细。这是由青白瓷的工艺特征决定的。青白瓷胎骨较清薄而洁白，釉质具有通透感，造型轻巧，因而坯体上如有任何痕迹和杂物，在经施釉烧成后，都会在这种透明釉下暴露无遗。

青白瓷常出现的纹饰有婴戏、兰草、莲纹、海浪纹等。其中莲纹流传甚广，常见的有莲花或莲藕纹、缠枝莲纹或折枝莲，莲纹与相应器形结合，呈现一种婀娜多姿之态。青白瓷的造型以秀丽挺拔为特色，如瓜菱形的壶身，细长弯曲的壶流，盘口的折沿，碗、盘、碟等口部多用花口或在内壁饰五至六条凸起的出筋纹，轻巧玲珑的造型、清雅柔美的纹样、莹润恬静的釉色相结合，使器物呈现一种柔美优雅的韵味。

宋代审美风潮的变化与理学的兴起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宋代理学的核心思想是“存天理、灭人欲”，这种哲学理念对中国传统艺术审美产生了深刻影响。体现在工艺美术上，使得宋代工艺的造型和装饰都显得较为平实。宋代景德镇青白瓷端庄典雅的风致，显然是深受理学思想的影响。与宋代整个审美思潮相一致，青白瓷承担着道德教化的崇高社会任务，其目的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平欲；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了致善。

青白瓷使用的青白釉在化学组成上属于重石灰釉，钙含量很高，入窑焙烧后积釉处呈水绿色，呈现温润如玉的风姿。宗白华曾说：“中国向来把‘玉’作为美的理学。玉的美，即‘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可以说，一切艺术的美，以至于人格的美，都趋向玉的美：内部有光彩，但是含蓄的光彩，这种光彩极绚烂，又极平淡。”瓷器追求温润莹澈的效果一方面是农耕文明对土、石、玉审美的延展，另一方面受到“君子比德于玉”思想的影响，是儒家重礼、重德的精神贯通生活方方面面的具体体现，青白瓷就是这样一种承载玉德的瓷器。瓷器自唐五代以来，不仅不断适应和满足着变化的时代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同时也追随着审美情趣的变化轨迹。青白瓷的如玉质地 和釉色在宋代匠师的手中赫然而出，渗透了淡泊虚静的人性，在宋人的精神世界里拓疆统驭，更在中国审美传统中发展壮大。

①1928年，洛阳金村的古墓里出土了数千件战国时期文物，其中有一面镜子，上面雕镂着一个披甲执剑、头上戴冠的武官。有趣的是，冠两侧都插着羽毛，专家认为那是一种名为“鹖”的鸟的尾羽，这种冠就叫“鹖冠”。“鹖冠”是战国到汉代时武官所戴之冠，鹖鸟生性好斗，至死不却，因此武官佩戴鹖冠，以此昭示英勇气概。

②武官戴“鹖冠”，文官的冠则叫“进贤冠”，代表文官有举荐贤能的义务。那么“进贤冠”又有怎样的装饰呢？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有一个画面：两位身穿袍服的文官，头戴“进贤冠”，耳旁像簪花一样插着一支笔，这种装饰叫作“簪笔”。“簪笔”是汉代的一种制度，文官上朝奏事时，要在奏牍上书写，写完之后笔没处放，就插在耳边，久而久之就成了服制的定规。“簪笔”制度一直沿用到北朝，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名称也由“簪笔”变成“垂笔”。

③在古代男子的冠中，最尊贵的是“冕”。“冕”是帝王、诸侯和卿大夫所戴的一种礼冠，专门用于重大祭祀，也叫做“冕冠”。“冕冠”每个部分的形制都有特殊意义，比如其顶盖叫作“冕板”，一般为长条形，前圆后方，后端又比前端高出三厘米左右，这是象征戴冠者的匍匐形态，表示对天地宇宙的尊崇；“冕板”的前后两端分别垂挂数串玉珠，叫做“旒”，一旒就是一串珠玉，旒的多少视身份而定，帝王专用十二旒，其余按等级递减为九旒、七旒和五旒。在“冕板”的两侧还垂有两根丝带，下端分别系着一枚丸状玉石，名曰“充耳”。“旒”与“充耳”的设计也有用意：“旒”用来“障视”，“充耳”用来“止听”，这是提醒人们在庄严神圣的祭祀场合，不看不正之物，不听不正之语，成语“视而不见”和“充耳不闻”即由此而来。

④冠冕形制如此复杂，却还不是极限。北周有位皇帝退位后当起了太上皇，为了将自己与现任皇帝区分开来，规定太上皇的冕用二十四串垂旒。但是旒数多了，走起路来更得小心翼翼、缓步而行，其实这也正是戴冠冕的用意之一，就是要让人端正行走。身形一端正，人就显得有气派，这就是所谓“冠冕堂皇”。

⑤当然，“冠冕”不仅仅是为了“堂皇”。《礼记•冠义》中说“冠者，礼之始也”，这是古人重视冠冕的主要原因。“礼”是古代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是古代帝王稳定社会的手段。礼有如此宏大的意义，作为“礼之始的冠当然意义非凡。所以在古代，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戴的，古书上说“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可见在当时，只有贵族子弟才能戴冠，平民百姓还没有这个资格。古代贵族男子到了二十岁，就要举行隆重的加冠典礼，以示成年，而后才能被赋予贵族子弟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冠礼极其复杂，单是加冠仪式就要举行三次，每次戴的冠都不一样，依次是缁布冠、皮弁和爵弁。这三种冠分别用于平日起居、打猎征战和祭祀活动，也分别象征着“士”的日常、战争和宗教生活。

⑥冠的象征含义既然如此之多，那么可想而知，冠是不能乱戴的，乱戴就意味着不尊礼。《左传》曾记载过一桩“失礼”之事：卫国国君请两个大臣来朝中喝酒，两个大臣早早就穿着朝服在朝中等候，国君却忘记此事，跑到园子里打猎去了，两个大臣只好到园中见他。国君听闻，戴着打猎的皮弁就出来了，惹得两位大臣十分愤怒。由此可见，依据场合戴冠才是合乎礼制的，即使君王也不能无礼。所以孔子说“君子正其衣冠”，其意不仅在于要衣冠周正，还在于要符合礼仪。正因如此，孔子的弟子子路在即将战死的时候，也要将自己被打落的冠系好，所谓“君子死，冠不免”。在死亡面前，子路还要结缨正冠，这在现代人看来未免太过迂腐，但这正是当时所崇尚的君子品格，也说明服饰制度对经国治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么一想，“冠冕”确实要“堂皇”。

①1928年，洛阳金村的古墓里出土了数千件战国时期文物，其中有一面镜子，上面雕镂着一个披甲执剑、头上戴冠的武官。有趣的是，冠两侧都插着羽毛，专家认为那是一种名为“鹖”的鸟的尾羽，这种冠就叫“鹖冠”。“鹖冠”是战国到汉代时武官所戴之冠，鹖鸟生性好斗，至死不却，因此武官佩戴鹖冠，以此昭示英勇气概。

②武官戴“鹖冠”，文官的冠则叫“进贤冠”，代表文官有举荐贤能的义务。那么“进贤冠”又有怎样的装饰呢？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有一个画面：两位身穿袍服的文官，头戴“进贤冠”，耳旁像簪花一样插着一支笔，这种装饰叫作“簪笔”。“簪笔”是汉代的一种制度，文官上朝奏事时，要在奏牍上书写，写完之后笔没处放，就插在耳边，久而久之就成了服制的定规。“簪笔”制度一直沿用到北朝，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名称也由“簪笔”变成“垂笔”。

③在古代男子的冠中，最尊贵的是“冕”。“冕”是帝王、诸侯和卿大夫所戴的一种礼冠，专门用于重大祭祀，也叫做“冕冠”。“冕冠”每个部分的形制都有特殊意义，比如其顶盖叫作“冕板”，一般为长条形，前圆后方，后端又比前端高出三厘米左右，这是象征戴冠者的匍匐形态，表示对天地宇宙的尊崇；“冕板”的前后两端分别垂挂数串玉珠，叫做“旒”，一旒就是一串珠玉，旒的多少视身份而定，帝王专用十二旒，其余按等级递减为九旒、七旒和五旒。在“冕板”的两侧还垂有两根丝带，下端分别系着一枚丸状玉石，名曰“充耳”。“旒”与“充耳”的设计也有用意：“旒”用来“障视”，“充耳”用来“止听”，这是提醒人们在庄严神圣的祭祀场合，不看不正之物，不听不正之语，成语“视而不见”和“充耳不闻”即由此而来。

④冠冕形制如此复杂，却还不是极限。北周有位皇帝退位后当起了太上皇，为了将自己与现任皇帝区分开来，规定太上皇的冕用二十四串垂旒。但是旒数多了，走起路来更得小心翼翼、缓步而行，其实这也正是戴冠冕的用意之一，就是要让人端正行走。身形一端正，人就显得有气派，这就是所谓“冠冕堂皇”。

⑤当然，“冠冕”不仅仅是为了“堂皇”。《礼记•冠义》中说“冠者，礼之始也”，这是古人重视冠冕的主要原因。“礼”是古代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是古代帝王稳定社会的手段。礼有如此宏大的意义，作为“礼之始的冠当然意义非凡。所以在古代，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戴的，古书上说“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可见在当时，只有贵族子弟才能戴冠，平民百姓还没有这个资格。古代贵族男子到了二十岁，就要举行隆重的加冠典礼，以示成年，而后才能被赋予贵族子弟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冠礼极其复杂，单是加冠仪式就要举行三次，每次戴的冠都不一样，依次是缁布冠、皮弁和爵弁。这三种冠分别用于平日起居、打猎征战和祭祀活动，也分别象征着“士”的日常、战争和宗教生活。

⑥冠的象征含义既然如此之多，那么可想而知，冠是不能乱戴的，乱戴就意味着不尊礼。《左传》曾记载过一桩“失礼”之事：卫国国君请两个大臣来朝中喝酒，两个大臣早早就穿着朝服在朝中等候，国君却忘记此事，跑到园子里打猎去了，两个大臣只好到园中见他。国君听闻，戴着打猎的皮弁就出来了，惹得两位大臣十分愤怒。由此可见，依据场合戴冠才是合乎礼制的，即使君王也不能无礼。所以孔子说“君子正其衣冠”，其意不仅在于要衣冠周正，还在于要符合礼仪。正因如此，孔子的弟子子路在即将战死的时候，也要将自己被打落的冠系好，所谓“君子死，冠不免”。在死亡面前，子路还要结缨正冠，这在现代人看来未免太过迂腐，但这正是当时所崇尚的君子品格，也说明服饰制度对经国治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么一想，“冠冕”确实要“堂皇”。

①1928年，洛阳金村的古墓里出土了数千件战国时期文物，其中有一面镜子，上面雕镂着一个披甲执剑、头上戴冠的武官。有趣的是，冠两侧都插着羽毛，专家认为那是一种名为“鹖”的鸟的尾羽，这种冠就叫“鹖冠”。“鹖冠”是战国到汉代时武官所戴之冠，鹖鸟生性好斗，至死不却，因此武官佩戴鹖冠，以此昭示英勇气概。

②武官戴“鹖冠”，文官的冠则叫“进贤冠”，代表文官有举荐贤能的义务。那么“进贤冠”又有怎样的装饰呢？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有一个画面：两位身穿袍服的文官，头戴“进贤冠”，耳旁像簪花一样插着一支笔，这种装饰叫作“簪笔”。“簪笔”是汉代的一种制度，文官上朝奏事时，要在奏牍上书写，写完之后笔没处放，就插在耳边，久而久之就成了服制的定规。“簪笔”制度一直沿用到北朝，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名称也由“簪笔”变成“垂笔”。

③在古代男子的冠中，最尊贵的是“冕”。“冕”是帝王、诸侯和卿大夫所戴的一种礼冠，专门用于重大祭祀，也叫做“冕冠”。“冕冠”每个部分的形制都有特殊意义，比如其顶盖叫作“冕板”，一般为长条形，前圆后方，后端又比前端高出三厘米左右，这是象征戴冠者的匍匐形态，表示对天地宇宙的尊崇；“冕板”的前后两端分别垂挂数串玉珠，叫做“旒”，一旒就是一串珠玉，旒的多少视身份而定，帝王专用十二旒，其余按等级递减为九旒、七旒和五旒。在“冕板”的两侧还垂有两根丝带，下端分别系着一枚丸状玉石，名曰“充耳”。“旒”与“充耳”的设计也有用意：“旒”用来“障视”，“充耳”用来“止听”，这是提醒人们在庄严神圣的祭祀场合，不看不正之物，不听不正之语，成语“视而不见”和“充耳不闻”即由此而来。

④冠冕形制如此复杂，却还不是极限。北周有位皇帝退位后当起了太上皇，为了将自己与现任皇帝区分开来，规定太上皇的冕用二十四串垂旒。但是旒数多了，走起路来更得小心翼翼、缓步而行，其实这也正是戴冠冕的用意之一，就是要让人端正行走。身形一端正，人就显得有气派，这就是所谓“冠冕堂皇”。

⑤当然，“冠冕”不仅仅是为了“堂皇”。《礼记•冠义》中说“冠者，礼之始也”，这是古人重视冠冕的主要原因。“礼”是古代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是古代帝王稳定社会的手段。礼有如此宏大的意义，作为“礼之始的冠当然意义非凡。所以在古代，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戴的，古书上说“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可见在当时，只有贵族子弟才能戴冠，平民百姓还没有这个资格。古代贵族男子到了二十岁，就要举行隆重的加冠典礼，以示成年，而后才能被赋予贵族子弟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冠礼极其复杂，单是加冠仪式就要举行三次，每次戴的冠都不一样，依次是缁布冠、皮弁和爵弁。这三种冠分别用于平日起居、打猎征战和祭祀活动，也分别象征着“士”的日常、战争和宗教生活。

⑥冠的象征含义既然如此之多，那么可想而知，冠是不能乱戴的，乱戴就意味着不尊礼。《左传》曾记载过一桩“失礼”之事：卫国国君请两个大臣来朝中喝酒，两个大臣早早就穿着朝服在朝中等候，国君却忘记此事，跑到园子里打猎去了，两个大臣只好到园中见他。国君听闻，戴着打猎的皮弁就出来了，惹得两位大臣十分愤怒。由此可见，依据场合戴冠才是合乎礼制的，即使君王也不能无礼。所以孔子说“君子正其衣冠”，其意不仅在于要衣冠周正，还在于要符合礼仪。正因如此，孔子的弟子子路在即将战死的时候，也要将自己被打落的冠系好，所谓“君子死，冠不免”。在死亡面前，子路还要结缨正冠，这在现代人看来未免太过迂腐，但这正是当时所崇尚的君子品格，也说明服饰制度对经国治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么一想，“冠冕”确实要“堂皇”。

①几百万年前，气候变化导致森林退化，人类祖先被迫走出森林，到草原上生活。这被认为是人类与其生活在森林里的类人猿亲戚们分化的关键时刻。传统观点认为，在草原上，猿人们很快过上了狩猎者的生活。作为灵长类生物，他们并不具备强健的肌肉和锋利的牙齿，仅凭体力很难成功捕获猎物，不得不依靠精细的社会分工进行合作，并通过发明各种工具和武器捕猎求生。捕猎所获肉食，使得他们获得了丰富的蛋白质，对大脑发育也有某种助益。总之，狩猎的生活方式最终塑造了我们目前熟悉的人类。
②然而，这个观点也并非没有漏洞。在原始人类究竟是否为狩猎者这个问题上，学界始终有不同意见。唐娜·哈特与罗伯特·W.苏斯曼就在他们所著的《被狩猎的人类：灵长类、捕食者和人类的演化》中提出了“人类猎物假说”。他们认为猿人不是猎人，而是各种食肉动物的猎物。这个假说有不少证据支持，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原始人类遗留的骨骼中经常包含明显的被啃咬的痕迹。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头骨底部有巨大破口，研究者曾一直认为这个现象证明了北京猿人有“人吃人”的习惯。实际上，这一损伤更可能是鬣狗啃噬造成的。在远古时代，有些种类的鬣狗体型巨大，完全有能力咬碎猿人的头骨。
③那么，“原始人类是各种食肉动物的猎物”这个假说对于解释人类的进化又有什么意义呢？哈特和苏斯曼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观点，比如，他们认为语言可能起源于声音警报，在此声音信号系统上继续发展，便慢慢奠定了语言形成的基础。支持“人类猎物假说”的学者认为，人类形成复杂的大脑功能并不是为了更好地协调狩猎行为，而是为了挫败食肉动物的攻击。具有一定智慧的复杂大脑可以使原始人类更好地互相协调，从而及时制订躲避乃至反制策略。
④除了上述“人类猎物假说”，还有另外一种假说，即“人类长跑者假说”。该观点认为原始人类很可能属于一种本着“机会主义”生存原则的食腐动物，需要长时间在非洲草原四处游走，寻找新鲜的动物尸体食用。这个假说可以解释现代人类为何具有较强的耐力这一事实。虽然人类的冲刺能力不如很多食肉或食草动物，但是如果在炎热的非洲草原上进行万米长跑比赛，大部分哺乳动物会输给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人类的骨骼与韧带结构更适合长距离奔跑。人类还可以高效利用分布于全身的汗腺来控制体温，防止在炎热环境下长距离奔跑导致的躯体过热。此外，直立行走的姿态和人类的胸腔结构，使人类能在奔跑时更好地调节呼吸。
⑤实际上，在上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的生态位并非一成不变，上述假说也许都不全面。真正的人类故事很可能是古老的猿类从猎物和食腐动物向猎人演变的过程，他们作为“猎物”“食腐者”所进化出的一些特征，比如为防止被捕猎而形成的复杂社会网络、为了适应食腐生活而逐渐形成的适合长跑的身体结构等，很可能也为后来人类成为“猎人”打下了基础。当人类祖先真正成为合格的猎人之后，智人也就登上了历史舞台，改变了其他各种生物的命运，也让整个地球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钱学森曾提出一个问题，后来被称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这个问题可以推广到很多领域。比“钱学森之问”更为具体的问题是：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这么少？

创造性思维首先来源于知识，这似乎没有争议。不过，对知识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们说的知识通常指学科和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知识也应该包括跨学科知识、跨领域知识、跨界知识。创造力多产生于学科交叉和融合。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回答是：学生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们的学生过多局限于专业知识，而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知识，而这些往往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的特征。

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来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________________”。他还说过，“________________”，在我们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中，这些知识以外的因素通常不受重视。知识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比较简单，通常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多而增多，但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则更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难怪爱因斯坦感叹过，“________________”。如果这些分析是对的，那么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二个回答是：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创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发展。

创造性思维的第三个来源与价值取向有关，也就是与追求创新的动机和动力有关。创新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了三种价值取向：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和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每一个后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能够在短期带来奖励。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见到成效。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源于一种内在动力，源自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的渴望，一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激情，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回报和社会的奖赏。现实情况是，具备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具备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寥寥无几了。然而，科学和社会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殿堂。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是：我们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人才，除了知识结构问题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立竿见影”急于求成的心态，这样的价值观很难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

钱学森曾提出一个问题，后来被称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这个问题可以推广到很多领域。比“钱学森之问”更为具体的问题是：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这么少？

创造性思维首先来源于知识，这似乎没有争议。不过，对知识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们说的知识通常指学科和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知识也应该包括跨学科知识、跨领域知识、跨界知识。创造力多产生于学科交叉和融合。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回答是：学生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们的学生过多局限于专业知识，而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知识，而这些往往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的特征。

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来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________________”。他还说过，“________________”，在我们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中，这些知识以外的因素通常不受重视。知识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比较简单，通常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多而增多，但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则更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难怪爱因斯坦感叹过，“________________”。如果这些分析是对的，那么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二个回答是：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创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发展。

创造性思维的第三个来源与价值取向有关，也就是与追求创新的动机和动力有关。创新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了三种价值取向：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和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每一个后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能够在短期带来奖励。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见到成效。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源于一种内在动力，源自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的渴望，一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激情，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回报和社会的奖赏。现实情况是，具备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具备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寥寥无几了。然而，科学和社会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殿堂。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是：我们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人才，除了知识结构问题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立竿见影”急于求成的心态，这样的价值观很难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