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曾提出一个问题，后来被称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这个问题可以推广到很多领域。比“钱学森之问”更为具体的问题是：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这么少？

创造性思维首先来源于知识，这似乎没有争议。不过，对知识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们说的知识通常指学科和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知识也应该包括跨学科知识、跨领域知识、跨界知识。创造力多产生于学科交叉和融合。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回答是：学生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们的学生过多局限于专业知识，而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知识，而这些往往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的特征。

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来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________________”。他还说过，“________________”，在我们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中，这些知识以外的因素通常不受重视。知识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比较简单，通常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多而增多，但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则更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难怪爱因斯坦感叹过，“________________”。如果这些分析是对的，那么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二个回答是：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创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发展。

创造性思维的第三个来源与价值取向有关，也就是与追求创新的动机和动力有关。创新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了三种价值取向：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和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每一个后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能够在短期带来奖励。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见到成效。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源于一种内在动力，源自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的渴望，一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激情，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回报和社会的奖赏。现实情况是，具备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具备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寥寥无几了。然而，科学和社会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殿堂。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是：我们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人才，除了知识结构问题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立竿见影”急于求成的心态，这样的价值观很难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

宋代青白瓷作为一种器物符号，是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的一种单色釉瓷器。它兼具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功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符号意义，不但是历史长河中器物文明的里程碑，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和人文精神。

青白瓷取得的成就与宋代发达的经济分不开。北宋后期，宋金对峙，南方经济明显超过了北方，景德镇青白瓷也在此时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富庶的社会经济也让宋人失去了汉唐那种博大、开阔、外向、奋发的眼界、胸襟、抱负与理想，代之而起的是克制自持、温文儒雅、宁静自适的审美理想。所以，不是华贵富丽的彩瓷，而是景德镇的青白瓷，成为宋代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

自青白瓷问世，制瓷工匠便特别注意成型技艺的提高，坯体加工十分精细。这是由青白瓷的工艺特征决定的。青白瓷胎骨较清薄而洁白，釉质具有通透感，造型轻巧，因而坯体上如有任何痕迹和杂物，在经施釉烧成后，都会在这种透明釉下暴露无遗。

青白瓷常出现的纹饰有婴戏、兰草、莲纹、海浪纹等。其中莲纹流传甚广，常见的有莲花或莲藕纹、缠枝莲纹或折枝莲，莲纹与相应器形结合，呈现一种婀娜多姿之态。青白瓷的造型以秀丽挺拔为特色，如瓜菱形的壶身，细长弯曲的壶流，盘口的折沿，碗、盘、碟等口部多用花口或在内壁饰五至六条凸起的出筋纹，轻巧玲珑的造型、清雅柔美的纹样、莹润恬静的釉色相结合，使器物呈现一种柔美优雅的韵味。

宋代审美风潮的变化与理学的兴起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宋代理学的核心思想是“存天理、灭人欲”，这种哲学理念对中国传统艺术审美产生了深刻影响。体现在工艺美术上，使得宋代工艺的造型和装饰都显得较为平实。宋代景德镇青白瓷端庄典雅的风致，显然是深受理学思想的影响。与宋代整个审美思潮相一致，青白瓷承担着道德教化的崇高社会任务，其目的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平欲；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了致善。

青白瓷使用的青白釉在化学组成上属于重石灰釉，钙含量很高，入窑焙烧后积釉处呈水绿色，呈现温润如玉的风姿。宗白华曾说：“中国向来把‘玉’作为美的理学。玉的美，即‘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可以说，一切艺术的美，以至于人格的美，都趋向玉的美：内部有光彩，但是含蓄的光彩，这种光彩极绚烂，又极平淡。”瓷器追求温润莹澈的效果一方面是农耕文明对土、石、玉审美的延展，另一方面受到“君子比德于玉”思想的影响，是儒家重礼、重德的精神贯通生活方方面面的具体体现，青白瓷就是这样一种承载玉德的瓷器。瓷器自唐五代以来，不仅不断适应和满足着变化的时代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同时也追随着审美情趣的变化轨迹。青白瓷的如玉质地 和釉色在宋代匠师的手中赫然而出，渗透了淡泊虚静的人性，在宋人的精神世界里拓疆统驭，更在中国审美传统中发展壮大。

科学家曾这样想象：如果由带正电的电子与带负电的原子核组成原子，那么就是反原子，反原子则可构成反物质。倘若反物质与物质相遇就会爆炸成光辐射。这一“反物质假说”，在21世纪将逐步变成现实。2002年9月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宣布，世界各地9个研究所的39位科学家通力合作，在受控条件下成功制造了约5万个反氢原子。科学家也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正电子，这使他们更相信所有粒子都有其反粒子，从而更有信心揭开反物质之谜。

世界公认的宇宙诞生理论大爆炸学说认为，宇宙是从140亿年前一个“极小的点”爆炸而来的，在那个点之外，“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能量、没有物质”，大爆炸产生了大量的正能量和负能量，而总能量仍然为零。能量与物质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那么，大量的能量亦应转化为正物质和反物质。这是反物质理论研究的基础。但要想在反物质乃至宇宙诞生理论研究上取得突破，还需要在研究实践中寻求更新的科学思想作指导。

140亿年前宇宙诞生时产生了大体相等的物质与反物质。这些反物质在哪里？宇宙存在着由反物质组成的星系，是一种解释；宇宙诞生产生的物质多于反物质，二者相互湮灭后，剩余的物质构成了现在的宇宙，是另一种解释。科学家没有放弃在自然界中寻找反物质的努力，并且成功地在实验室中制造出反物质，以便更直接地研究反物质现象。科学家认为，先进的探测手段在反物质理论研究中不可或缺。

根据伽玛射线探测卫星提供的有关资料，有的科学家认为在银河系上方3500光年处可能存在不断喷射反物质的源头。航天飞机携带的阿尔法磁谱仪升空探测虽未发现反物质，但它最近几年在太空采集的大量数据，对反物质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会有巨大帮助。在自然界寻找反物质的难度甚大，而利用加速器将负离子流射向氙原子核已能制造反氢原子，因此科学家更注重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反物质研究。

目前在实验室制造反基本粒子并不困难，但将正电子与负原子核结合并能证实它们已成为反原子的工作极为复杂。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耗资1150万美元研制的加速器利用磁场将高能反质子减速为光速1/10的反质子，制造出约5万个低能量状态的反氢原子。跨过这个里程碑再前进，还需要科学家研制功能更强大的“工具”。

“反物质假说”认为：反物质与物质相遇会释放所有的能量。科学家预测该释放率远远高于氢弹爆炸。航天专家已经对反物质燃料的价值表示神往。科学发现的应用价值是人所关心的。当年一位贵妇人问电的发现者法拉第：“电有什么用呢？”法拉第反问了一句：“新生的婴儿有什么用呢？”关于反物质的应用价值，目前只能作些模糊预测。

科学家曾这样想象：如果由带正电的电子与带负电的原子核组成原子，那么就是反原子，反原子则可构成反物质。倘若反物质与物质相遇就会爆炸成光辐射。这一“反物质假说”，在21世纪将逐步变成现实。2002年9月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宣布，世界各地9个研究所的39位科学家通力合作，在受控条件下成功制造了约5万个反氢原子。科学家也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正电子，这使他们更相信所有粒子都有其反粒子，从而更有信心揭开反物质之谜。

世界公认的宇宙诞生理论大爆炸学说认为，宇宙是从140亿年前一个“极小的点”爆炸而来的，在那个点之外，“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能量、没有物质”，大爆炸产生了大量的正能量和负能量，而总能量仍然为零。能量与物质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那么，大量的能量亦应转化为正物质和反物质。这是反物质理论研究的基础。但要想在反物质乃至宇宙诞生理论研究上取得突破，还需要在研究实践中寻求更新的科学思想作指导。

140亿年前宇宙诞生时产生了大体相等的物质与反物质。这些反物质在哪里？宇宙存在着由反物质组成的星系，是一种解释；宇宙诞生产生的物质多于反物质，二者相互湮灭后，剩余的物质构成了现在的宇宙，是另一种解释。科学家没有放弃在自然界中寻找反物质的努力，并且成功地在实验室中制造出反物质，以便更直接地研究反物质现象。科学家认为，先进的探测手段在反物质理论研究中不可或缺。

根据伽玛射线探测卫星提供的有关资料，有的科学家认为在银河系上方3500光年处可能存在不断喷射反物质的源头。航天飞机携带的阿尔法磁谱仪升空探测虽未发现反物质，但它最近几年在太空采集的大量数据，对反物质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会有巨大帮助。在自然界寻找反物质的难度甚大，而利用加速器将负离子流射向氙原子核已能制造反氢原子，因此科学家更注重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反物质研究。

目前在实验室制造反基本粒子并不困难，但将正电子与负原子核结合并能证实它们已成为反原子的工作极为复杂。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耗资1150万美元研制的加速器利用磁场将高能反质子减速为光速1/10的反质子，制造出约5万个低能量状态的反氢原子。跨过这个里程碑再前进，还需要科学家研制功能更强大的“工具”。

“反物质假说”认为：反物质与物质相遇会释放所有的能量。科学家预测该释放率远远高于氢弹爆炸。航天专家已经对反物质燃料的价值表示神往。科学发现的应用价值是人所关心的。当年一位贵妇人问电的发现者法拉第：“电有什么用呢？”法拉第反问了一句：“新生的婴儿有什么用呢？”关于反物质的应用价值，目前只能作些模糊预测。

①几百万年前，气候变化导致森林退化，人类祖先被迫走出森林，到草原上生活。这被认为是人类与其生活在森林里的类人猿亲戚们分化的关键时刻。传统观点认为，在草原上，猿人们很快过上了狩猎者的生活。作为灵长类生物，他们并不具备强健的肌肉和锋利的牙齿，仅凭体力很难成功捕获猎物，不得不依靠精细的社会分工进行合作，并通过发明各种工具和武器捕猎求生。捕猎所获肉食，使得他们获得了丰富的蛋白质，对大脑发育也有某种助益。总之，狩猎的生活方式最终塑造了我们目前熟悉的人类。
②然而，这个观点也并非没有漏洞。在原始人类究竟是否为狩猎者这个问题上，学界始终有不同意见。唐娜·哈特与罗伯特·W.苏斯曼就在他们所著的《被狩猎的人类：灵长类、捕食者和人类的演化》中提出了“人类猎物假说”。他们认为猿人不是猎人，而是各种食肉动物的猎物。这个假说有不少证据支持，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原始人类遗留的骨骼中经常包含明显的被啃咬的痕迹。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头骨底部有巨大破口，研究者曾一直认为这个现象证明了北京猿人有“人吃人”的习惯。实际上，这一损伤更可能是鬣狗啃噬造成的。在远古时代，有些种类的鬣狗体型巨大，完全有能力咬碎猿人的头骨。
③那么，“原始人类是各种食肉动物的猎物”这个假说对于解释人类的进化又有什么意义呢？哈特和苏斯曼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观点，比如，他们认为语言可能起源于声音警报，在此声音信号系统上继续发展，便慢慢奠定了语言形成的基础。支持“人类猎物假说”的学者认为，人类形成复杂的大脑功能并不是为了更好地协调狩猎行为，而是为了挫败食肉动物的攻击。具有一定智慧的复杂大脑可以使原始人类更好地互相协调，从而及时制订躲避乃至反制策略。
④除了上述“人类猎物假说”，还有另外一种假说，即“人类长跑者假说”。该观点认为原始人类很可能属于一种本着“机会主义”生存原则的食腐动物，需要长时间在非洲草原四处游走，寻找新鲜的动物尸体食用。这个假说可以解释现代人类为何具有较强的耐力这一事实。虽然人类的冲刺能力不如很多食肉或食草动物，但是如果在炎热的非洲草原上进行万米长跑比赛，大部分哺乳动物会输给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人类的骨骼与韧带结构更适合长距离奔跑。人类还可以高效利用分布于全身的汗腺来控制体温，防止在炎热环境下长距离奔跑导致的躯体过热。此外，直立行走的姿态和人类的胸腔结构，使人类能在奔跑时更好地调节呼吸。
⑤实际上，在上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的生态位并非一成不变，上述假说也许都不全面。真正的人类故事很可能是古老的猿类从猎物和食腐动物向猎人演变的过程，他们作为“猎物”“食腐者”所进化出的一些特征，比如为防止被捕猎而形成的复杂社会网络、为了适应食腐生活而逐渐形成的适合长跑的身体结构等，很可能也为后来人类成为“猎人”打下了基础。当人类祖先真正成为合格的猎人之后，智人也就登上了历史舞台，改变了其他各种生物的命运，也让整个地球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曾先后四次启动民法制定工作，编纂一部彰显中华民族精气神的民法典，是几代人的夙愿。编纂法典，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民法典理应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成为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说。

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民法典草案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全国人大代表表示：“民法典草案对与疫情相关的民事法律制度进行梳理研究，明确保护特殊情况下无人照顾的‘被监护人’，明确物业应急处置责任等，这都体现出了民法典应时而生、为民所需的特点。”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参与了民法典草案的编纂工作。她深有体会地说，民法典草案彰显“四个自信”，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进一步成熟和稳定。


2015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启动民法典编纂工作。2017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民法总则。201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由民法总则与经过常委会审议和修改完善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合并形成的民法典草案，并决定将民法典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2020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对民法典草案展开认真审议和热烈讨论。根据各方面意见，又作了100余处修改，其中实质性修改40余处。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宣告中国“民法典时代”正式到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共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立法任务，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法治建设部署。编纂民法典，是对我国现行的、制定于不同时期的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和人格权方面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订纂修、形成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

近百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是个不争的事实，对于全球气候变暖，之前普遍认为“极其可能”是人类影响造成的。但是中科院地质地球所最近提出了一个新观点——气候变暖变化存在约500年的自然周期，近百年来的全球气候变暖，刚好位于最近一次500年周期的暖相位上。该研究还认为：今年已经达到这一暖相位的峰值位置，接下来有进入冷相位的趋势，即将开始百年气候变冷周期，这有可能减缓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

通过东北龙岗火山区的小龙湾玛珥湖年纹层沉积可以准确定年，中科院地质地球所的科学家就利用这一优势，分析了5350年以来（截至2005年）小龙湾玛珥湖周边地区植物花粉种类的变化。在植物花粉含量的变化中，有两种花粉（适合寒冷气候的松树花粉和适合温暖气候的栎属花粉）的含量相互消长，呈现周期性变化。

根据松树花粉增加和栎属花粉减少的峰值，指示的气候最寒冷时期先后出现在公元前2700年、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900年、公元前600年、公元前300年，以及公元200年、700年、1200年和1800年前后，约每500年出现一次寒冷期。花粉含量的谱分析结果也呈现出显著的500年周期。

在中国历史上，1550年至1851年，明嘉靖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曾发生大规模极寒天气，被称为“明清小冰期”。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这方面卓有成果，他注意到，清朝初年历史学家谈迁写了一本《北游录》，里面提到当时不但中国北方寒冷，就连江南也出现了河面结冰的情形。1654年（顺治十一年）11月，京杭大运河的吴江段冰厚三尺多，从吴江一直冻到嘉兴，要壮士凿冰，每天才能前行3、4公里。阳历11月南运河封冻，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

由于温度下降，中国的农业经济也遭受了打击。清朝叶梦珠编辑的《阅世编》记载，江西柑橘本是贡品，当地家家户户广泛栽种。然而，在“明清小冰期”最盛的顺治、康熙年间，橘树常常被冻死，橘农吓得不敢再种橘树。

“明清小冰期”应该算得上是距今最近的一次寒冷时期了。中科院的研究认为，大约从公元1830年开始了一个暖期，现在处于最近一次500年周期的暖相位上，可能已经达到峰值位置，有进入冷相位的趋势，这有可能减缓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

近百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是个不争的事实，对于全球气候变暖，之前普遍认为“极其可能”是人类影响造成的。但是中科院地质地球所最近提出了一个新观点——气候变暖变化存在约500年的自然周期，近百年来的全球气候变暖，刚好位于最近一次500年周期的暖相位上。该研究还认为：今年已经达到这一暖相位的峰值位置，接下来有进入冷相位的趋势，即将开始百年气候变冷周期，这有可能减缓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

通过东北龙岗火山区的小龙湾玛珥湖年纹层沉积可以准确定年，中科院地质地球所的科学家就利用这一优势，分析了5350年以来（截至2005年）小龙湾玛珥湖周边地区植物花粉种类的变化。在植物花粉含量的变化中，有两种花粉（适合寒冷气候的松树花粉和适合温暖气候的栎属花粉）的含量相互消长，呈现周期性变化。

根据松树花粉增加和栎属花粉减少的峰值，指示的气候最寒冷时期先后出现在公元前2700年、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900年、公元前600年、公元前300年，以及公元200年、700年、1200年和1800年前后，约每500年出现一次寒冷期。花粉含量的谱分析结果也呈现出显著的500年周期。

在中国历史上，1550年至1851年，明嘉靖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曾发生大规模极寒天气，被称为“明清小冰期”。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这方面卓有成果，他注意到，清朝初年历史学家谈迁写了一本《北游录》，里面提到当时不但中国北方寒冷，就连江南也出现了河面结冰的情形。1654年（顺治十一年）11月，京杭大运河的吴江段冰厚三尺多，从吴江一直冻到嘉兴，要壮士凿冰，每天才能前行3、4公里。阳历11月南运河封冻，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

由于温度下降，中国的农业经济也遭受了打击。清朝叶梦珠编辑的《阅世编》记载，江西柑橘本是贡品，当地家家户户广泛栽种。然而，在“明清小冰期”最盛的顺治、康熙年间，橘树常常被冻死，橘农吓得不敢再种橘树。

“明清小冰期”应该算得上是距今最近的一次寒冷时期了。中科院的研究认为，大约从公元1830年开始了一个暖期，现在处于最近一次500年周期的暖相位上，可能已经达到峰值位置，有进入冷相位的趋势，这有可能减缓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

为什么欧美人和亚洲人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为什么前者倾向于个人主义，并且惯于以分析的方式推理，而后者绝大多数呈现出一种集体主义，并且习惯从整体角度思维？

这是个宏大的问题，人们曾从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甚至基因中寻找答案。

今天，托马斯•塔尔海姆，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一名社会心理学博士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这些彼此差别的文化，部分来源于滋养它们的谷物：从新石器时代起，小麦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和水稻种植在东亚和东南亚的盛行，可能持续地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并且在两种情况中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认知过程。

以水稻种植为例，它要求农民之间通力合作。巴黎高等农艺科学学院农业系的奥利维耶解释说：“水从上游的田地流向下游的田地，因此农民之间首先要就水流的管理达成一致，以避免这家排水涝了那家的地。”

随着时间的流逝，合作的需要就会促进该地区集体主义价值的增长。“当人们需要别人帮他获得‘每日的面包’时，就必须更多地关注别人，并且学着妥协。”美国密歇根大学文化心理学研究者理查德•尼斯贝特总结说。

相反，小麦文化从2000多年前起就引入了畜力辅助耕种，并不太需要耕作者彼此间这样的合作。于是这种农业方式允许更为个人主义的价值萌芽，并且随着时间流逝，超越个人的农业行为，发展成为文化准则，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

这些相对立的价值接下来导引出欧美人与亚洲人之间的第二项区别，这一次涉及到思维方式。

欧美人这边，个人主义助长了分析的思考方式：将属性归于物体，以便将它们从背景中整理出来，分门别类。而东亚这边，集体主义推进了更为整体的思考方式的发展，也就是说，“围绕关系而非类别、围绕系统而非物体组织起来的一种思考方式，表现出对背景的更多关注”，理查德•尼斯贝特描述道。

一个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和身处其中的个体的思维方式，二者之间有何联系？“如果有人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他是这个背景中相互依赖的元素之一，那么他就很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观察周遭的物体和事件。”黑兹尔和北山忍于1991年在《心理学研究》上解释道。与之相对，个人主义倾向于发展出另一种思维方式，将物体独立于环境，强调其专有属性。

这个理论再次将文化与自然之间的深刻关系摆在我们面前。因为正是自然决定了粮食作物，乃至我们的思想。一如稻米和小麦，人类心灵也是大地的果实。

为什么欧美人和亚洲人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为什么前者倾向于个人主义，并且惯于以分析的方式推理，而后者绝大多数呈现出一种集体主义，并且习惯从整体角度思维？

这是个宏大的问题，人们曾从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甚至基因中寻找答案。

今天，托马斯•塔尔海姆，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一名社会心理学博士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这些彼此差别的文化，部分来源于滋养它们的谷物：从新石器时代起，小麦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和水稻种植在东亚和东南亚的盛行，可能持续地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并且在两种情况中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认知过程。

以水稻种植为例，它要求农民之间通力合作。巴黎高等农艺科学学院农业系的奥利维耶解释说：“水从上游的田地流向下游的田地，因此农民之间首先要就水流的管理达成一致，以避免这家排水涝了那家的地。”

随着时间的流逝，合作的需要就会促进该地区集体主义价值的增长。“当人们需要别人帮他获得‘每日的面包’时，就必须更多地关注别人，并且学着妥协。”美国密歇根大学文化心理学研究者理查德•尼斯贝特总结说。

相反，小麦文化从2000多年前起就引入了畜力辅助耕种，并不太需要耕作者彼此间这样的合作。于是这种农业方式允许更为个人主义的价值萌芽，并且随着时间流逝，超越个人的农业行为，发展成为文化准则，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

这些相对立的价值接下来导引出欧美人与亚洲人之间的第二项区别，这一次涉及到思维方式。

欧美人这边，个人主义助长了分析的思考方式：将属性归于物体，以便将它们从背景中整理出来，分门别类。而东亚这边，集体主义推进了更为整体的思考方式的发展，也就是说，“围绕关系而非类别、围绕系统而非物体组织起来的一种思考方式，表现出对背景的更多关注”，理查德•尼斯贝特描述道。

一个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和身处其中的个体的思维方式，二者之间有何联系？“如果有人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他是这个背景中相互依赖的元素之一，那么他就很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观察周遭的物体和事件。”黑兹尔和北山忍于1991年在《心理学研究》上解释道。与之相对，个人主义倾向于发展出另一种思维方式，将物体独立于环境，强调其专有属性。

这个理论再次将文化与自然之间的深刻关系摆在我们面前。因为正是自然决定了粮食作物，乃至我们的思想。一如稻米和小麦，人类心灵也是大地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