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杨女士去茶馆打牌后遗落5000元现金，服务员帮忙收起来并归还，杨女士因此拿出了200元表示感谢，没想到服务员收下了。事后杨女士认为服务员这种行为不对，打电话给报社希望曝光。这样的‘客气’与‘不客气’，你怎么看？”海南《南国都市报》12日在微博上发布的这一调查引发了网友关注。在超过3.7万次转发与过万次评论中，绝大部分网友都认为在失主主动的情况下，收取酬谢这一行为是正确的。

网友之所以一边倒地支持收取酬金的行为，一方面是基于我们所面临的道德现状。虽然近来涌现出不少道德模范人物，但道德滑坡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好人难做”的语境下，拾金不昧已是一种稀缺的品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苛求拾金不昧的成立，况且还是失主的主动行为，在法律上这是一种赠与行为。也就是说，服务员收下酬金，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合法。

……。时光倒退几十年，“做好事不留名”是一种社会共识，倘若有人拾金不昧要求收取酬金，必然遭到社会舆论的批判。再往后，人们对“做好事不求回报”这个命题产生了动摇，一些不同的声音开始响起。而至今日，绝大多数人认可收取酬金，包括在法律层面鼓励有偿做好事——我个人认为，这种观念上的变化不仅是从当下社会道德严重滑坡中得到的一种教训，事实上也是一种理性和常识的回归。

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绝大多数人都是不完美的，都有利己的一面，而人又是可以改良和引导的，正是因为人是可以改良和引导的。正是因为人是不完美的，所以才需要有道德约束，才需要制度上的激励和社会舆论的反馈，甚至包括利益上的奖惩，来激发人性向善的一面，抑制向恶的一面。如果我们先假定人性是完美无瑕的，道德只是一种本能，不应附带任何条件，那么很容易陷入一种“道德原教旨主义”，即把道德绝对化、空洞化，认为道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是，怎么来解决道德本身的问题呢？

呵护行善者的利益诉求，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也是推动社会前行的一种正能量，某种意义上说，这比个体某一次的拾金不昧更有价值。因为人人都可能是一个行善者，也可能是被助者，只有在这种相互宽容和理解的社会氛围中，道德的成长才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做好事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斑头雁冬天的栖息地与海平面齐平，为了飞到夏繁殖地，斑头雁至少要飞到海拔5000米的高度，才能飞越横亘其间的喜马拉雅山脉。在这个高度，空气密度大概只有海平面的一半，因此鸟通过振动翅膀产生升力就要消耗更多能量。然而研究发现，它们通常一天之内就可以飞越喜马拉雅山，这些鸟本可以充分借助白天吹上山脊的南风来减少能量消耗，然而它们却要等到相对平静的夜晚，完全靠体力完成这一飞越。在飞行中，后面的鸟通常飞在前一只鸟的侧后方，形成“人”字队形。关于这种队形，有两种观点比较流行。

第一种观点认为，人字队形与定向有关。斑头雁飞越喜马拉雅山时，需要找到和穿越几个高海拔的通道。斑头雁一生中会多次迁徙，通常由年长而有经验的斑头雁在前面带路。但为什么鸟要保持人字形，而不是一只紧跟一只？另外，似乎只有斑头雁这种体形较大的鸟才保持队形，小型候鸟成群迁飞时，通常是没有队形的，虽然它们也需要定向。

第二种观点认为，这与速滑团体项目类似。为了减少因克服空气阻力而产生的体能消耗，速滑运动员会以一种紧凑队形前进，一名运动员在前，另外三名依次紧随其后。开路的运动员由于需要克服全部阻力，很容易筋疲力尽，因此他们会轮流在前。与之类似，带路的斑头雁也会不时与后面的鸟换位，但是为什么斑头雁不以直线队形飞行？飞行运动除了要克服水平方向上的空气阻力，还需要产生上升力以保持飞行状态。也许飞行时稍微偏移位于前面的同伴，虽然不能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空气阻力，却能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为保持升力而消耗的体能。

事实上，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一推断。飞行中，鸟的翅膀会形成一股涡旋状的循环气流。来自右翅的涡流逆时针旋转，来自左翅的涡流则顺时针旋转，在鸟正后方，两股涡流都是向下的，两侧的气流都是向上的。如果鸟飞在同伴的正后方，则将处在向下的气流中，这会增加维持飞行状态的能耗；当位于同伴的后侧方时，则可利用向上的气流，得到升力。因为鸟的翅膀上下振动，所产生的涡流会随时间、空气不断变化。若想从空气涡流中获益，飞行时所处的位置必须非常精确。有人认为，这可能解释了为何只有体型较大的鸟类才以一定队形迁飞，因为鸟拍打翅膀的频率与体型成反比。体型较小的鸟不太可能准确跟踪涡流。

浏览史书，常常会发现一些对我们今天很有启迪的故事。《三国志》记载：建安五年春，袁绍积极秣马厉兵，统领十万大军准备伐曹。谋士田丰对袁绍说：“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袁绍不听，丰恳谏，绍大怒，命将田丰下狱。官渡一战，曹操大破袁军。绍既败，有人对田丰说：“君必见重。”田丰却说：“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袁绍回来，果然把田丰杀了。

田丰反对袁绍伐曹的意见，不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么？那么，为什么还要杀田丰呢？这个问题似乎有些令人费解，然而，好好思索一下，也是不难得出答案来的。袁绍之所以要杀田丰，关键在于田丰伤了袁绍的“面子”，破坏了他的“威信”。因为你反对我，你对了就意味着我错了，这还了得。作为谋臣的田丰正是深深了解袁绍之为人，所以当有人向他道喜时，他却想到了“吾其死矣”。

由此联想到今天我们某些单位的个别领导，他们在工作上总喜欢搞独断专行，听不进去半点不同意见，但为“面子”和“威信”，可以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顾，拗着要下面“坚决照办”。他们一旦犯了错误，更是文过饰非，对那些反对他们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对了的人，则是耿耿于怀。虽然这些人不能像袁绍对付田丰那样向提意见的同志开刀，但他们手里有权，瞅准机会暗里打击报复，待时机一到，就把“小鞋”往那些同志的脚上一套。可以说，在这些同志的身上很有几分“袁绍遗风”。

列宁曾经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的真正实质，即不了解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派别，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当年袁绍以为杀了田丰，就可以掩盖自己的愚蠢，维护自己的“威信”，结果落得为天下哂笑。今天我想有必要给某些人也敲一声振聋发聩的警钟：请君以袁绍为戒！

毛里求斯是印度洋西南部一个火山岛国，同非洲大陆隔离。渡渡鸟是仅产于毛里求斯的巨鸟，既不能飞，又跑不快。在被人类发现仅200年后，1681年，最后一只渡渡鸟被残忍地杀害，成为西方工业社会以来，有史书记载的第一种被灭绝的动物。和渡渡鸟一样，大栌榄树也是岛上特有的珍贵树种，曾遍布全岛，由于木质坚硬细密，是大量出口的木材。但到1981年，只剩区区十三棵，都已到了垂暮之年，树龄高达三百岁。

1976年底至1977年初，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生态学家斯坦尼•坦普尔到毛里求斯研究大栌榄树，发现大栌榄树与渡渡鸟之间存在多种联系。渡渡鸟喜欢在大栌榄树林中生活，渡渡鸟经过的地方，大栌榄树总是绿林繁茂、幼苗茁壮。坦普尔进行研究时，渡渡鸟大约已灭绝300年，他测定大栌榄树年轮后发现，树龄也大约是300年，也就是说渡渡鸟灭绝之日，也正是大栌榄树绝育之时。

这个巧合引起了坦普尔的兴趣，他四处寻找，终于找到一只渡渡鸟的遗骸，遗骸中还保留着几颗大栌榄树的果实。原来渡渡鸟喜欢吃这种树木的种子。这使坦普尔萌生了一个想法：大栌榄树的树种要经过渡渡鸟的消化道，尤其是要被渡渡鸟胃中的砂囊进行软化和磨损，才能发芽。不过，这需要证明。吐绶鸡是与渡渡鸟一样不会飞的禽类。于是，坦普尔让吐绶鸡吞下10粒大栌榄树的种子。几天后，种子排出吐绶鸡体外，外边的硬壳磨掉了一层。坦普尔便把这些种子埋在苗圃里，结果有3粒种子发了芽，这种宝贵的树木终于绝境逢生。

坦普尔关于渡渡鸟与大栌榄树关系的论文发表于1977年8月26日的美国《科学》杂志上。他认为，杀光了渡渡鸟，实际上也为大栌榄树挖掘了坟墓。但是，研究人员从逻辑推论和事实上间接证伪了渡渡鸟与大栌榄树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因为它们不是唯一共生共栖的关系，也否定了人杀光渡渡鸟而间接造成大栌榄树灭绝的观点。

此时，一个假说顺理成章地提出，即外来物种入侵。肇事者当然还是人类，因为大栌榄树数量减少或灭绝更可能是因为欧洲人把猪和食螃猴以及其他竞争性植物带入岛上引起的。然而，物种入侵导致大栌榄树灭绝也只是一种假说，需要事实和研究来证实。

①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后人将此定位为“世界的开端”和“全球化进程的开始”。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哥伦布开启这次创造历史的伟大航行时，竟然是揣着香料梦想上路的。香料是推动欧洲国家探索世界的催化剂，对香料的渴望和欲求激发了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的全球探索，成为改变世界的原动力。

②香料为何具有如此大的魅力？过去的解释大致是：欧洲中世纪末期，食物容易腐败，使用香料不仅可以掩盖异味，还可以起到防腐保鲜的作用。然而，这种解释仍然无法让我们理解当时香料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分量。一种物品引发的极度欲望，单看使用价值是无法理解和解释的。如果香料仅仅是一种调味品，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开端”。

③事实上，哥伦布时代的欧洲人对香料的渴求，更多是基于某种神秘的想象。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欧洲人一直在使用东方的香料。香料来自神秘的东方，为这种想象提供了空间。而且欧洲中世纪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天堂中飘着香料的味道，基督教众神和死去的帝王们，身上也都带有香料之气。

④因此，人们认为，香料必然产自天堂。所以，当哥伦布向西航行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是在向着天堂航行，如果能够找到香料，就证明他抵达了天堂。直到去世，哥伦布始终固执地认为，他离天堂只有一步之遥。

⑤香料也是欧洲贵族彰显身份的标志。在欧洲基督时代之前的希腊时期，就有一条从印度通向欧洲大陆的香料之路，不过当时输入欧洲的香料数量较少，自然成为奢侈品。直到罗马帝国时期，随着香料大量涌入，香料价格开始下降。但是尽管如此，对罗马人而言，香料仍是品位、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罗马帝国贵族显示排场的法宝，以至于罗马帝国后期的哲人批评香料使人变得虚弱，消磨阳刚之气，导致罗马帝国出现奢靡之风。

⑥那时候欧洲人甚至用香料来治病。在欧洲黑死病爆发时期，人们佩戴装有香料的香盒，认为可以抵制瘟疫。当时主导欧洲的医学学说还是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认为人体由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体液组成，维持四体液平衡是健康的基础，四体液脱离自然的正常状态，是发生疾病的原因。依据“体液学说”，人的衰老是“内部热力”不断减少的过程，而使用具有温热作用的香料足以延缓衰老过程。

⑦香料后来失宠了，原因显得很吊诡。欧洲人最初对香料的狂热欲求，开启了纷纷涌向东方寻找香料的历史，也陆续见证了欧洲几大帝国的兴衰。几百年的反复争夺，使得香料产地扩散，产量剧增，再也无法成为某个帝国的摇钱树了。

⑧香料失宠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新航路开辟后，可以调和味道的蔬菜出现，取代了香料的功能。十六、十七世纪时，人们产生了新的嗜好，先是烟草风靡全球，随后则是咖啡和茶，这些商品比香料更加有利可图。

⑨随着香料在基督教中象征意义的消失和欧洲消费主义的发展，贵族们彰显地位的消费品转向了首饰、音乐、服装、住房、艺术和交通工具。新的时代到来，人们烹饪偏好的改变，更使香料的烹饪功能丧失殆尽。欧洲中世纪的烹饪，寻求的是食物味道的转化，后来寻求的则是食物的原汁原味。随着民族意识的崛起，食物被贴上了民族的标签，香料被欧洲看作异域的标志，只有耽于感官享受的民族才会热衷于此。与之相反，欧洲理性主义时代最为贬斥的就是一味追求感官享受，而不诉诸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