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柴油一直被誉为是减少我们对化石燃料依赖的可能的解决办法。目前大部分采用生物柴油的车辆使用的都是经过再加工的食用油，这种生物柴油的原材料非常昂贵，而且也很稀缺，因此很难进行大规模商业生产。如果生物柴油想对现实生活产生不可磨灭的真正影响，它就必须直接来源于植物。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生产价格低廉的植物生物柴油的化学过程很快就会变成现实。

最近通过大肠杆菌进行的试验表明，这种细菌可能是把植物成功转变成生物柴油的关键。利用植物切实可行地生产生物柴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迄今为止还没有用植物大规模生产这种燃料的可行方法。大肠杆菌能把植物糖分转变成脂肪酸衍生物，一种与肥皂类似的化学物质，是一种行得通的燃料的好前体。但是科学家还不确定这种细菌是否具有可供大规模生产的足够的化学“能力”。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了相关研究，他们想看一看大肠杆菌在把糖转变成脂肪酸衍生物方面是否存在理论上的“限制”，例如这种细菌是否有能力将常规植物转变为“燃料”。相关研究报告称，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研究人员表示：“好消息是大肠杆菌制造脂肪酸衍生物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超强能力，它能以极高的速度把糖转变成燃料。”

但是这一过程受到细菌的严密控制，因此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大肠杆菌。科研小组已经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并在实验室环境下隔离了产生脂肪酸衍生物的分子机制。他们说：“我们想弄明白是什么限制了大肠杆菌处理糖的能力。我们正在询问的这个问题就像是什么限制汽车的速度达到每小时150英里的问题。”

我们发现，大肠杆菌限制脂肪酸衍生物产生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阻止这种物质对它造成伤害。它采取的“防御措施”非常有效，但是研究人员已经开始研究如何能让这种细菌产生更多脂肪酸衍生物。如果研究取得成功，生物柴油将会突然从一个传奇转变成切实可行的商用燃料。

流感病毒侵入呼吸道的纤毛柱状上皮内进行复制，释放后再侵入其他上皮细胞。受染的细胞发生变性、坏死和脱落，局部有炎症反应，一般不发生病毒血症。两周后受感染区域的上皮细胞重新出现或修复。流感病毒偶尔可以进入下呼吸道导致肺炎，其病变特征为肺脏充血、水肿呈暗红色，气管与支气管内有血性分泌物。潜伏期通常为一两天，短者仅数小时。

流感有不同的类型。单纯型流感属于最常见的一种，杀伤力不大；第二种是流感病毒性肺炎，少部分病人感染流感病毒后，病变沿上呼吸道向下【甲】累及肺实质，引起肺炎，很多患病者会在5~10日内发生呼吸与循环衰竭而死亡；第三种是中毒型和胃肠型流感，这种类型较为少见，主要表现为高热及循环功能障碍，血压下降，可出现休克及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等严重征候，病死率高。1918~1919年发生的那次流感属于第二类，因而死亡人数极多。

流感病毒具有较强的传播能力，而且在人呼吸道上皮细胞具有良好的复制能力。这也是它容易造成巨大伤害的原因。流感流行除了流感病毒变异很大，每次引起大流行都会发生变异而具有巨大的杀伤力外，与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对付流感病毒也有关。另一方面，每次流感流行都与人们轻视这种疾病和没有做好隔离有关。同时流感流行具有【乙】突袭的特点，颇有“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的意味，来时无影，去时无踪，往往突然【丙】，迅速传播开，危及面广，因而容易造成较大伤害。

而患流感后的并发症是导致死亡的重要原因。流感可导致一些严重的并发症，主要是继发细菌感染，如咽喉炎、中耳炎、鼻窦炎、支气管炎、肺炎等。病毒感染破坏了呼吸道上皮细胞，损害了呼吸道的自然防卫功能，致使致病细菌乘虚而入，并在局部聚积，引起感染。很多人都是从流感开始，继发肺炎，最后导致死亡。

当然，患过流感和未患过流感的人产生的免疫力不同。一般而言，尽管流感病毒变异较大，但患过流感的人对相同或相似病毒株所引起的流感有较强的抵抗能力。

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关注实体书店的命运，呼吁政府加大投入。2005年全国共有国有书店网点11897处，供销社网点3200处，集个体零售网点108130处。而到2009年，国有书店网点减少为9953处，供销社网点减少为1636处，集个体零售网点减少为104269处，三类网点4年就分别下降了16.34%、48.88%和3.57%。

从我们日常生活体验也可以看出上面数据的真实性，譬如社区周边的几家大超市，早前都有上百平方米的书店开设其中，现在多已让位于其他商品摊位。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人们获得资讯与知识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譬如通过手机就可以实现在线阅读。

除上述因素外，还有政府对中小书店扶持缺位的因素，政协委员张抗抗在提案中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对传统书店的发展持相对消极的态度。一些国营新华书店完成了连锁模式改造后，市场化动力不足，民营书业渠道由于缺少政策扶持，在网络书店的巨大冲击下，很多都没有找到有效的发展路径。

那么，世界各国对中小书店又是如何予以政策支持的呢？法国政府长期免征书店所得税；加拿大政府为独立书店购置电脑设备支付一半的费用；德国政府不仅免征书店的所得税，还在增值税上给予书店优惠；日本和韩国政府制定图书最低折扣以保护实体书店与网络书店处于平等的竞争舞台。图书阅读，不仅关乎整体国民素质，也体现政府的人文情怀。中国社会正在转型过程之中，更多的农村人口将进驻到城镇之中，在这样的过程中，政府应该主动顺应形势，无论是新城建设还是小区规划中，都要通过增加书店与文化设施数量，以体现人文关怀与对市民的文化福利回馈。

我们一方面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减免书店税负；另一方面，要实行城市建设达标制度。如果新建社区中的城镇图书馆、中小书店与所住人口不成比例，即视为不达标。要督促相关部门追加投资，或政策扶持，特别是大型超市里，更应该通过减免税负设立书店，让书店离普通民众更近一点。

我们期待政府有更积极的作为，有新思路与新方式。在支持基层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切忌一味造大的剧场、体育场馆，那样只会使文化高雅得远离民众。

当下社会语言中产生了许多新词，“美女”算是其中之一，因为它已经不是传统语意上的“美女”了，而是几乎泛指一切女性。“美女”一词的滥用，似乎发端于文学界，所谓“美女作家”。当从文学自身寻找价值比较艰难的时候，从语言学角度去寻找，反而显得容易些了，这也许可以算作中国文学对于语言学的新贡献吧。继女作家统统被称为“美女作家”之后，电视上每出现一位女教授，都会被称为“美女教授”。现在到商场去买东西，都会有营业员凑上来问：“美女，买什么？”

在“美女”中，“美”已经成为虚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美女”对语言学带来了新的挑战，那就是需要重新定义“美”的内涵。如果从前称美女是对女性美的赞赏的话，现在已经完全沦为一种轻薄了。而且，从前的人含蓄，似乎很少在口语中直呼一个人为“美女”，哪怕她真的是一个美女。这不是审美的个体差异问题，也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特定审美现象，而是“美”字的滥用和美女称谓的泛化。就拿文化界来说，百姓对于知识女性的面孔可能是存在着“阅读定势”的，一看没到丑的地步，“美女”一词就脱口而出了，所以，现在大家需要区分的不是谁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而是谁不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了。当特殊取代一般时，人们所做的就不是从一般中区别特殊，而是从特殊中区别一般了。

一个词汇的运用越是被泛化，意义也就越是被抽空。汉语中有很多词已经被用死掉了，属于一用就滥，一滥就死，比如文化、愿景等等。在文化界，死掉的词可能还有“大师”和“伟大”。评价一个文化人，动辄就是“大师”；评价一件文化产品，动辄就是“伟大”；一个二流作家可以被称为“大师”，一部三流小说可以被称为“伟大”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这个时代恰恰无大师，恰恰不伟大，才导致了“大师”与“伟大”词汇的泛滥。真正在大师辈出的伟大时代，“大师”与“伟大”这两个词反而是很少用的，大家在谦虚认真地思考、交流与商榷，而不是随随便便把“大师”和“伟大”的帽子一扣拉倒。只有目力不逮的人，才会到处乱扣“大师”与“伟大”的帽子。

苏联解体以后，“同志”不好再称呼了，俄罗斯人不知所措，干脆称呼：男人、女人。于是，有人在喊一个人，却能引起半条街的回头率。“男人”和“女人”可以成为一种称谓，似乎是回到了对人的最本质、最普世的称谓层面，但也消解了语言的存在价值，实际上是语言的悲哀。“美女”所显示的，也是语言的滑稽与悲哀，对于用词和称谓的不加节制，有一天也许会导致中国人只能相互称“男人”和“女人”的尴尬境地了。“美女”一词的泛化体现的恰恰是语义的匮乏，以及词语尊严的下滑和人的漫不经心。

中国分餐制的历史可上溯到史前时代，经过了不少于3000年的发展过程，而会食制的诞生大体是在唐代。这种饮食方式的改变源于桌椅形制的改变——周秦汉晋时代，筵宴上实行分餐制，用小食案进食是个重要原因；而高桌大椅的出现，成为分食制向会食制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

西晋王朝灭亡以后，生活在北方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陆续进入中原，先后建立了他们的政权，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频繁的战乱，以及居于国家统治地位民族的变更，使得中原地区自殷周以来建立的传统习俗、生活秩序，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礼仪制度，受到了一次次的强烈冲击。正是这种大的历史变革，也导致了家具发展的新趋势。传统的席地而坐的姿势也随之有了改变，常见的跪姿坐式受到更轻松的垂足坐姿的冲击，这就促进了高足坐具的使用和流行。公元5—6世纪，束腰圆凳、方凳、胡床、椅子等新出现的高足坐具，逐渐取代了铺在地上的席子，“席不正不坐”的传统要求也就慢慢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①在敦煌285窟的西魏时代壁画上，我们看到了年代最早的靠背椅子。②有意思的是，椅子上的仙人还用着惯常的蹲跪姿势，双足并没有垂到地面上。③在同时代的其他壁画上，又可看到坐胡床（马扎子）的人将双足坦然地垂放到了地上。洛阳龙门浮雕所见坐圆凳的佛像，也有一条腿垂到了地上。④

及至唐代，各种各样的高足坐具已相当流行，垂足而坐已成为标准姿势。1955年在西安发掘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之兄高元珪墓，发现墓室壁画中的墓主人像。他端坐椅子上，双足并排放在地上，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已有标准垂足坐姿的证据。可以肯定地说，在唐代时，至少在唐代中晚期，古代中国人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席地而坐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坐姿的革命性改变。

用高椅大桌进餐，在唐代已不是稀罕事，不少绘画作品都提供了可靠的研究线索。如传世的《备宴图》，描绘了宫中大宴准备情形：在巍峨殿宇的侧庭，摆着大方食桌和条凳，桌上摆满了餐具和食品。再看敦煌473窟唐代宴饮壁画，画中绘一凉亭，亭内摆着一个长方食桌，两侧有高足条凳，凳上面对面地坐着9位规规矩矩的男女。食桌上摆满大盆小盏，每人面前各有一副匙箸配套的餐具。这已是众人围坐一起的会食了，这样的画面在敦煌还发现了一些，构图区别不大。

还有西安附近发掘的一座唐代韦氏家族墓中，墓室东壁见到一幅《野宴图》壁画。画面正中是摆放食物的大案，案的三面围放着大条凳，各坐3个男子。男子们似乎还不太习惯把双腿垂放下地，依然还有人采用盘腿的姿势坐着。还值得一提的是传世绘画《宫乐图》，图中十多个作乐的宫女，也是围坐在一张大案前，一面和乐，一面宴饮。有一宫女手执长柄勺，正将大盆内的饮料分斟给她的同伴们，有的宫女正端碗进饮。所不同的是，她们坐的不是多人合用的大条凳，而是一种很精致的单人椅。

大约从唐代后期开始，高椅大桌的会食已十分普通，无论在宫内或是民间，都是如此。家具的革新直接影响了饮食方式的变化。分餐向会食的转变，没有这场家具变革是不可能完成的。据家具史专家们的研究，古代中国家具发展到唐末五代之际，在品种和类型上已基本齐全，这当然主要指的是高足家具，其中桌和椅是最重要的两个品类。家具的稳定发展，也保证了饮食方式的恒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