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国古代早期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尤其是在先秦时期，可以简单分为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代表的典型稻作单一农作物种植制度和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其中，中原地区实施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包括了粟、黍、稻米、大豆等生长条件需求不同的农作物品种。

②中原地区先秦时期农作物种植结构方面经历了数次重大变化：从裴李岗时期到仰韶时代早期，黍一直是最为重要的农作物资源，对黍这种耐寒、耐贫瘠但产量较低作物的重视，与当时社会以狩猎采集为主，农业种植为辅的生计模式相契合；庙底沟时期以后，更为高产的粟取代黍成为主体农作物，这一时期人们获取食物的主要来源从狩猎采集转变为农耕生产，而大豆的少量出现可能源于人们对植物蛋白的诉求；中原地区在龙山时期时，稻米和大豆的重要性有了明显提升，显示了本区域对不适于旱作生产低洼地的开发以及通过大豆的种植一定程度恢复地力；二里岗时期，郑州地区小麦数量增多，可能是人力资源充沛的条件下人们为缓解春荒采取的重要举措所致；东周时期，小麦重要性的进一步提升，以及红小豆的普遍出现，则可能与“两年三熟轮作制”的实施有着直接关系。

③《尔雅·释地》中记载：“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诗经·小雅》中也提及土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呈此菑亩”，说明商周时期种植制度中存在“菑”“新”“畲”，虽然各家对这几个词的解读说法不一，但当时存在撂荒、休耕制度是肯定的。在《周礼》中出现的“田莱制”和“易田制”，一方面说明休耕制度的普遍存在，另一方面显示已经不再实行一致休耕，而是根据土地肥沃或贫瘠的不同确定休耕的长短。

④人们对土地的利用方式，普遍经历了从长期休耕、短期休耕，再到连年复种、多茬复种的过程。而其中土地种植方式的转变，也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可供选择的农作物品种，可利用的耕地条件、水源条件，可选用的肥料来源，是否有便利的生产工具，等等。但是向农业集约化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人口密度是否已经达到了原有土地利用方式难以满足的程度。我们同样可以从植物考古的相关研究中梳理出先秦时期中原地区几千年来土地利用方式的演变。

⑤裴李岗时期的中原地区，以粗放型的黍为主要作物，农业占比不高，遗址中多见来自森林山麓地区的核果、浆果类植物遗存，几乎不见农田杂草，应该属于长期休耕或“森林休耕”的范畴。这一土地利用方式可能一直延续到了庙底沟时期，随着庙底沟文化的急剧发展，人口和聚落数量大增，河谷平原地区成为遗址的集中分布区，高产的粟代替黍成为主粮，在采集类植物遗存锐减的同时，农田杂草可能开始大量出现，这一阶段土地的利用率明显提高，休耕时长可能大大缩短，我们认为该阶段从“森林休耕”转变为“灌木休耕”。

⑥进入龙山晚期，中原地区迎来了人口和聚落数量的高峰，这一时期气候和降水变动剧烈，大豆在多数遗址的重要性增加，显示了人们对保持土壤肥力的重视，农田杂草在种类上的增多，可能反映了大量新拓荒的耕地或土地休耕时长的进一步缩短，从龙山晚期到夏商时期，可能已经进入了“短期休耕”或“草地休耕”的阶段。至迟在战国时期，我们认为复种制度已经出现在了中原地区，尤其是人口密度最高的河谷区域，一方面铁器和犁耕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豆类作物和小麦的重要性显著提高，_________________。

吉林作为老工业基地，面对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如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加快振兴步伐？王珉代表在全国“两会”期间，结合《政府工作报告》，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记者：非常感谢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吉林省连续多年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有了明显增强。请问王书记：这些年吉林省在体制机制方面解决了哪些难题？

王珉：中央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我省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注重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吉林实际相结合，牢牢把握投资拉动主战略，全力抓好国企改革、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县域突破、服务业跨越发展和民营经济腾飞计划等重点工作，着力破解制约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体制性、机制性矛盾，取得了显著成效。

比如，进行国企改革攻坚。国有经济比重过高、结构和布局不合理、企业债务包袱重、活力不足，是制约老工业基地发展的症结所在。要加快实现全面振兴，首先要卸掉包袱，轻装前进。

比如，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老工业基地发展相对较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投资不足。这几年我们持续加大投资力度，年投资规模由2003年的969亿元增加到去年的5600亿元。去年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影响，我省汽车、石化等支柱产业效益出现下滑，但是由于有了这些重大项目的支撑和拉动，使得我们仍保持了较快增长。

再比如，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发展滞后是老工业基地发展动力不足、机制不活的关键问题，也是就业压力大、群众收入低的主要原因。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影响，我们创业的文化、发展的文化、奋斗的文化与南方发达地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2007年我们开始实施民营经济腾飞计划，培育创业文化，完善扶持政策，改善发展环境，激发全省人民创业的热情、发展的干劲，努力营造亲商、安商、扶商、富商的社会氛围。两年来，民营经济主营业务收入、实缴税金都保持了30%以上增长，发展速度相当快。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省正处在体制转轨的________，积蓄能量的________，快速发展的________，在推进发展________中仍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需要下更大的气力、采取更扎实的措施加以解决。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此次全国“两会”精神，把吉林的工作做得更好。

记者：您怎么看待当前严峻的外部经济环境？对吉林而言，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有哪些？

王珉：现在，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扩散蔓延，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在加大，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加深。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清醒头脑，坚定必胜信心，对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至关重要。

对吉林而言，我们的有利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我省加快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这几年我们的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发展方式进一步转变，具备了一定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和保持较快发展的基础。二是我省应对危机的回旋余地比较大。吉林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存在着巨大的产业升级空间和巨大的市场需求潜力。三是这场危机为产业结构调整带来难得的机遇。发达国家的一些产业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国内东部地区的一些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为我们招商引资、承接转移乃至进入新的行业领域创造了有利条件。四是我们有良好的工作基地和组织保障。通过几年振兴发展的实践，目前全省工作思路清晰，上下认识一致，形成了比较好的工作氛围，也培养锻炼了一批干部，这为我们下步加快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为应对危机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宏观调控政策，这些政策措施是我们最难得、最重要的发展机遇。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和切实把握好这些有利条件和因素，切实增强责任感、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有力的措施，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好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各项工作。

这几年的生物科学在使“人根源于自然之中”这一点上，已成为必须正视的事实。大多数人以前有旧观念，认为我们享有主宰万物的特权，这种想法正在从根本上动摇，其实我们并不是实际存在的实体，而是被其他生命分享着、租用着、占据着。在我们细胞的内部，驱动着细胞，通过氧化方式提供能量，以供我们出门去迎接每一个朗朗白天的，是线粒体，严格地说，它们不是属于我们的。原来它们是单独的小生命，是当年移居到我们身上的殖民者原核细胞的后裔。很有可能是一些原始的细菌——大量地涌进人体真核细胞的远古前身，在其中留下来。从那时起，它们保住了自己及其生活方式，以自己的样式复制繁衍，其DNA（脱氧核糖核酸）和RNA（核糖核酸）都与我们的不同。它们是我们的共生体，就像豆科植物的根瘤菌一样。没有它们，我们将没法活动一块肌肉，敲打一下指头，转动一个念头。

我认为这些线粒体和其他以类似方式定居在我们身体细胞里的生物是为我们工作的，它们的每一气息都是为我们而呼吸的；但是否也有可能，是它们在每天早晨散步于本地的公园，感觉着我们的感觉，倾听着我们的音乐，思想着我们的思想呢？我想那些绿色植物跟我们同命相怜。它们身上如果没有叶绿体，就不可能是植物，也不可能是绿色的。是那些叶绿体经营着光合工厂，生产出氧气供我们大家享用。但事实上，叶绿体也是独立的生命，有着它们自己的基因组，编码着它们自己的遗传信息。

我们的细胞核里携带的大量DNA，也许是在细胞的祖先融合和原始生物在共生中联合起来的年月里，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这里的。我们的基因组是从大自然所有方面来的形形色色指令的集结，为应付形形色色的意外情况编码而成。就我个人而言，经过变异和物种形成，使我成了现在的物种，我对此感激不尽。不过，几年前还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事的时候，我还觉得我是个独立实体，但现在却不能这样想了。

生命同一性让很多人都吃惊的原因很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归根结底都是从一个单一细胞演化而来的。这个细胞是在地球冷却的时候，由一响雷电赋予了生命。作为一母细胞的后代，我们才成了今天的样子。我们至今还跟周围的生命有着共同的基因，而草的酶和鲸鱼的酶之间的相似，就是同种相传的相似形。

①今天，世界上超过15亿人使用筷子，也就是说每五人中就有一人用筷子进餐。西方学者林恩·怀特等人根据取食方式，将世界文化一分为三，分别是手指取食、刀叉取食、筷子取食所构成的三大饮食文化圈。筷子取食方式主要流行在亚洲地区，筷子的发明地中国更是典型代表。

②但是在古代中国，筷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是主要的饮食工具，出现最早且被用作主要取食工具的是“匕”，是一种状如匕首、介乎刀和匙之间的餐具，长柄浅斗，像今天的汤勺。

③饮食史专家倾向于把食物分为两类：谷物类和非谷物类。以就餐而言，前者显然更重要，因为在许多地方，“吃一顿饭”通常就等于“吃了一种谷物”，无论是大米、小麦、小米还是玉米。在汉语中，“饭”泛指所有煮熟的谷物；在现代语境中，“饭”通常指的是“米饭”，也有可能指其他谷物煮熟的“饭”。这种表达方式，说明了谷物食品的重要性。在汉语口语中，非谷物类食物被称为“菜”，有时被称作“下饭菜”，有的方言中直接称为“下饭”。由此可知，“菜”的主要功能是辅助人们摄入谷物食品。

④在古代中国，“匕”之所以是主要的饮食工具，是因为中国人最初就是用“匕”来取用谷物食品的，筷子最初则是用来夹取非谷物类食品的。这两种配套使用的餐具，在文献中被称为“匕箸”，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勺子和筷子”。在“匕箸”的表述中，“匕”在前，“箸”在后，显示出勺子在进餐工具中的重要地位，从根本上说，显示的是中国古人食谱中“饭”与“菜”的主次关系。今天在朝鲜半岛，我们仍能看到这种饮食传统的延续。就像中国古代的饮食习俗，朝鲜或韩国人通常用勺子取食谷物食品（即米饭），而用筷子夹取非谷物类的食品。

⑤古代中国人和今天朝鲜半岛居民用勺子和筷子来进食，反映了饮食和文化的双重影响。从上古到唐代，中国北方以及朝鲜半岛的主要粮食是小米。这是一种适合该地区气候的作物，既耐寒又抗涝。不过小米烧熟之后不像有黏性的稻米易于团成块状，因此更适合煮成粥。根据中国礼仪文献，食粥用勺子更好，筷子则主要用于从有汤的菜中夹起食物，或夹取非谷物类的食品，是一种次于勺子的进餐工具。

⑥筷子的角色在汉代发生了变化，这与小麦粉制成的食品（如面条、饺子、煎饼和烧饼等）在此时开始变得日益流行有关。考古发现证明，古代中国人很早就学会用臼和杵研磨谷物制作面条。世界上最早的面条就是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发现的，其原料是小米，有超过四千年的历史。到了汉代，由人或动物带动的石磨逐渐普及。除了小米，中国人也开始研磨小麦。这可能是受到中亚文化的影响。在研磨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小麦加工方法之前，中国人煮食完整的小麦，即“麦饭”，至少在中国，小麦的食用经历了一个从“粒食”到“粉食”的过程。这一转化并非一蹴而就，因为在面粉出现之后，许多地区仍然保留了食用麦饭的传统，不过毫无疑问，是面粉把小麦变成了更受欢迎的谷物食品。到了唐代末年，即10世纪初，小麦已经变得非常重要，足以动摇小米在中国北方农作物中的霸主地位。

⑦而在南方地区，稻米从远古时代起就是主粮，南方居民可能很早就使用筷子来取食米饭和其他配食。在宋代，由于选用了来自越南的早熟新品种，水稻产量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都得到很大提高。到了明代，水稻种植面积持续增长。此外，大约从明代甚至更早开始，人们渐渐采用了合食制，即大家一同坐在桌旁进食，筷子被用来夹取所有食物。于是，勺子渐渐丧失了原来取用谷物类食品的功用，而主要用来舀汤，从以前用来吃饭的“饭匙”变成了“汤匙”，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时下，原本被人在网上恶搞的“黑暗童话”，竟成了风行的儿童读物，并且为便于阅读（可获取更多利益吧），多是注音版的：优美的安徒生童话竟成了某些人恶搞的“___①___”——最后变成白天鹅的丑小鸭，凄惨地被宰杀，成了盘中“烤鸭”；“睡美人”不是被王子唤醒，而是变成了邪恶的复仇女巫；“灰姑娘”最后竟遭遇火刑，成了陪葬者……这种“黑暗”像___②___在孩子们中间游荡，甚至几欲吞噬那一颗颗幼小的心灵。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能不拍案而起：决不能让“黑暗童话”毁了孩子！

一个人所具有的优良品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童年时期所形成的___甲___。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如果善良的情感没有在童年形成，那么无论什么时候你也培养不出这种感情来。”儿童获得人生滋养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读书。像《安徒生童话》这样的童话经典，都是讲良善终归战胜邪恶，似一条条清澈的小溪，泛着仁爱与正义之波，这便成了人们长大的营养。而某些”黑暗童话“像___③___，正在污染着一片片葱绿的田野。意在渲染暴力、恐怖等内容的“黑暗童话”，颠倒了正确的荣辱观，放逐了崇高与伟大的情感。面对这种被扭曲的价值观，儿童会迷失方向，沉溺于庸俗与丑恶的泥沼。

针对“黑暗童话”的问题，仅仅依靠公众舆论对其批判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拿出问题的解决方案。首先，那些将经典视为“___④___”，肆意切割，用反主流价值来吸引眼球以牟取暴利的人，需要担负起社会的道义与责任。王蒙曾说：“应该扪心自问，你写的作品能不能拿给自己的孩子看？”这不妨可以看作是对某些人的警策之语。其次，儿童书籍究竟是否宜于儿童阅读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适合儿童接受的判断，还有赖于一个科学、专业、公共的童书评判和儿童阅读的指导体系。当务之急，是在童书出版、儿童教育、儿童公共图书馆服务等领域，组建起若干支可以有效发挥图书监督和阅读指导作用的专业队伍，指导儿童的读书行为，从而防止“黑暗童话”对孩子的侵蚀。

2003年8月，杰出舞蹈家杨丽萍在昆明推出了歌舞剧《云南映象》，《云南映象》提出了一个新词：原生态。2004年，文化部开始征用这个概念，制订和实施抢救性文化挖掘计划。2006年央视举办第12届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增设原生态组比赛，而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更是高举“原生态民歌”的旗帜，成为媒体竞相追踪的焦点。经过三年的培育，“原生态”已成为最热烈的文化时尚。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原生态已变得如此稀缺珍贵，以致它成为21世纪人们主要致力开发的资源。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歌舞极易失传，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迫在眉睫，而这种挖掘还必须依赖市场和商业的支撑；但这种草根艺术一旦被票房控制，其质朴纯真的原生状态便会荡然无存。另一方面，维系原生态文化的前提，就是维持它赖以生长的民族（地域）的自然与文化空间，而这势必跟原住民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渴望发生激烈冲突。

我把这种由正题推演出反题的逻辑命题，命名为“杨丽萍悖论”，它来自杨丽萍《云南映象》的启示。这个歌舞剧首次向我们展示了原生态文化的强大魅力，但它被开发出之后，必将失去原生活力，退化成僵死的橱窗标本。一个著名的前车之鉴，就是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歌舞。它是80年代的原生态品种，但经过20多年的旅游开发，已被市场之手打造得面目全非，沦为商业艳俗文化的反面样板。

“杨丽萍悖论”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今未能解决各国在遗产申报中出现的悖论现象。在旅游局、文物局和环保部门之间，保护和开放的博弈经久不息，文官们的相互抱怨和指责，回荡在21世纪中国的文化开发现场。

与“杨丽萍悖论”相似的是“嬴政悖论”。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废除六国，建立“车同轨”和“书同文”的技术—文化体系，无疑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并为秦帝国三大战略工程——长城、阿房宫和墓室的建造提供了最广阔的资源，但它同时也是区域文明的严酷杀手。在秦统一六国之后，强大发达的吴越文化、楚文化和蜀文化等，毫无例外地遭到了致命的摧毁。而区域文明的死亡，则反过来激发了地方贵族的反叛欲望，加剧了帝国的行政危机。

在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将继续面临各种文化悖论的困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新建筑浪潮，令中国的大中城市迅速完成旧城的硬件改造，现代化的生活梦想，变得唾手可得，但它同时也摧毁了城市历史脉络，令文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并瓦解了人与城市的内在和谐，造成了梦的永久性破裂。这种任何权力都无法解决的悖论，应当以北京的“国家大剧院”来命名，因为正是这枚梦式“巨蛋”，充分表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