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疫苗是注入肌肉组织的，这种给药方式被称为肌内注射；一些疫苗则是口服的，比如轮状病毒疫苗；还有一种给药方式是将药液注射入皮下组织，比如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和风疹疫苗，均为这种皮下注射方式。不过，大部分疫苗还是以肌肉注射为主。

但是，选择是否在肌肉处注射真的那么重要吗？注射位置在这里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另外，为什么要选择肩峰处那块被称为三角肌的手臂肌肉呢？

肌肉之所以被认为是一处绝佳的疫苗注射部位，是因为在肌肉组织中含有对人体而言十分重要的免疫细胞。这些免疫细胞能够识别抗原，例如由疫苗所引入的少量病毒或细菌，刺激免疫系统产生免疫应答。就新冠疫苗而言，它的_______并非将病毒引入体内，而是为机体提供产生抗原的“蓝图”。当肌肉组织中的免疫细胞捕获到这些抗原后，会将其呈递给淋巴结。而将疫苗注射到肌肉组织，可以保持疫苗在机体内的局部性，使该处的免疫细胞能够向其他免疫细胞发出警报，并尽快投入“工作”。

一旦疫苗被肌肉中的免疫细胞成功识别，这些免疫细胞就会把抗原“押送”到淋巴管，然后淋巴管会将携带有抗原的免疫细胞运送到淋巴结。淋巴结是我们免疫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它里面存在着大量免疫细胞，可以识别疫苗中的抗原，并启动产生抗体这一免疫过程。因此，选择疫苗接种部位的时候，需要考虑是否临近淋巴结簇。例如，许多疫苗注射部位都会选在三角肌位置，因为它靠近腋下的淋巴结；而当选择在大腿处注射疫苗时，那条从淋巴管通往腹股沟淋巴结簇的道路其实也并不太远。

肌肉组织还能将疫苗反应限制在局部。举例来说，将疫苗注射入三角肌中可能会导致注射部位出现局部炎症或酸痛；而如果将某些疫苗注入到脂肪组织中，由于脂肪组织供血不足，会导致疫苗中某些成分吸收效果不佳，因而增加刺激和炎症反应出现的可能性。因此，如果疫苗中含有佐剂或者其他能够增强机体抗原的免疫应答成分，就必须在肌肉中注射，以免产生广泛的刺激和炎症。其中，作为一类非特异性免疫增强剂，佐剂会以多种方式刺激机体，产生更强的免疫反应出现的可能性。

此外，疫苗接种位置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肌肉的大小。对于成人和三岁以上的孩童，医护人员倾向于在上臂的三角肌部位接种疫苗；对于更小的孩子，则会选择在大腿中部接种，因为他们的手臂肌肉较小，且欠发达。在接种疫苗期间，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则是接种时的便利性和患者的可接受度。很显然，卷起袖子更便捷，也更容易被大众接受。

在流感季节或者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流行病暴发时期，公共卫生系统需要在短时间内为尽可能多的人接种疫苗。鉴于这些原因，在胳膊上扎针必然是首选，因为可行性明显更大。

①牛油果进口量在微博热搜上火了。这种其貌不扬、吃起来不像水果的水果，2010年时我国进口量还不足2吨，但2017年一下子________至32100吨，增长16000多倍。爆炸式增长，源于健康标签、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和钾等，让牛油果成了诸多健身人士________的健康食品。
②我们周围，大概总有几个对体重“斤斤计较”的朋友。他们与碳水化合物“渐行渐远”，与高糖高油“势不两立”，将“燃烧我的卡路里”挂在嘴边，但也听得进营养学家建议：健康饮食不等于“饿着”。所以，诸如牛油果、藜麦等食品异军突起，成为健康、时尚饮食观念的代名词。
③“卡路里经济学”的外延，当然不止于饮食。放眼望去，运动装备已从跑鞋晋升到手环，手机里总装着一两个运动APP，每天走了多少步、摄入多少卡、消耗多少卡，一一清晰记录。浴室里，用电子秤定时称重，也成了对自己意志毅力的称重；健身房里，不满足自己练，一对一的私教课正风靡。
④人类与卡路里的较量，其实有很长的历史了。《卡路里与束身衣》一书，就揭示了人类两千多年的节食史。然而，身体管理与商业的完美结合，却是很晚近的事。这其中，电视广告、营养学与运动的普及功不可没。
⑤当然，大众参与到身体管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仓廪实”。2018年，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28.4%，这意味着，人们花在食物上的开支比重更少了，消费结构继续升级。
⑥当然，“卡路里经济学”之所以带来商机，也有流行文化的支持。如今，运动社交一定程度上也引爆了健康产业。朋友相聚，一起健身的多了，三五好友报名跑马拉松之风，甚至带动了国内城市马拉松赛事的火热。互相关注每天行走步数，定期晒出健身照片与记录，运动社交让生活多了新的仪式感与认同感。这样的文化心理，也在助推“卡路里经济学”的蓬勃发展。

在19世纪的欧洲，_________________。精致的赛璐珞发梳一受热就可能突然起火，优雅的河狸礼帽要用剧毒汞盐来加工，而迷恋明亮鲜艳的翠绿色则可能引来名为砷中毒的死神。

含砷绿颜料的历史从一种名为“舍勒绿”的物质开始。1775年，瑞典化学家卡尔•威廉•舍勒首先在实验室里得到了它。在加热的碳酸钠溶液里缓缓加入三氧化二砷，然后加进硫酸铜，再把产物过滤干燥，就得到了这种颜色有点像抹茶的绿色粉末，它的化学成分是铜的亚砷酸氢盐。25年后，一种更鲜艳的翠绿色颜料诞生了。它常被叫做“巴黎绿”，或者“翡翠绿”，背后的化学成分是乙酸亚砷酸铜。这两种绿颜料都有很强的毒性。按照当时的话说，“只要几格令就可以置人于死地”（一格令大约相当于65毫克）。

在梵高、透纳等著名画家的作品中都有这种绿颜料的身影，同时，它在人们的生活中也普及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这是名副其实的“维多利亚流行色”，它们被用于制作印花壁纸、人造花、包装纸和衣服，甚至还出现在食品和儿童玩具当中。

公平地讲，在那个年代有问题的远不只是绿色颜料，不过鲜艳的巴黎绿和它制成的华美壁纸确实颇具代表性。在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鲜艳华丽的壁纸图案十分盛行。很多壁纸都描绘着花卉图案或者大幅的自然风景，要想表现它们的美，就需要大面积使用鲜艳的绿色颜料。砷绿颜料不易褪色、成本低廉，于是它自然受到了壁纸生产商的青睐。这些壁纸表面会“上胶”，但它却往往不能起到充分的固定作用。时间一长，壁纸上的绿色便渐渐褪去，同时房间里的各种东西都会覆盖上一层绿色的“灰尘”。除此之外，在潮湿环境和霉菌的作用下，壁纸中的砷颜料还会发生化学变化，产生带着大蒜味的三甲基胂气体，它同样有可能危害健康。

除了壁纸，这些绿颜料在当时的应用非常普遍，即使不追求华美的装饰，人们也可能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中招。例如，一位波士顿的医生受到手指疼痛的困扰，最终发现原因是他玩的纸牌使用了有毒砷颜料来上色。而在一个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儿童福利院，孩子们持续不断地出现呼吸困难，甚至还有两名婴儿死亡，结果问题出在护士们制服上——其中也发现了含砷颜料。

砷绿礼服刺激皮肤，含砷壁纸令人头疼、恶心，但真正承担最大风险的并不是消费者，而是生产它们的人。在开采、加工砷矿，以及用绿颜料装饰产品的过程中，工人们接触到的毒物剂量都远超过了消费者。即使面对恶劣的工作环境，他们也可能别无选择。

其实在这些颜料问世之初，就已经有人提出了担忧。1815年，德国化学家利奥波德•格梅林就在报纸上指出，把砷颜料用于壁纸是危险的。从1850年代开始，报纸、杂志和医学期刊上都刊登出了大量中毒案例，这些危险才真正开始得到关注。欧洲各国逐渐开始立法禁止含砷颜料在生活用品中的使用，但唯独在英国，禁令迟迟没有出台——这与砷矿开采和壁纸制造业的利益牵连有关。

为复制大自然的美，人们选择了舍勒绿与巴黎绿，但这些颜料带来的后果却完全走向了“清新自然”的反面。现在再来欣赏那些维多利亚风格的壁纸图案，也会感到它们美得相当讽刺吧。

①老鼠生性胆小机警，我们常用“胆小如鼠”来形容一个人懦弱怕事。老鼠怕猫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对冤家也常被搬上屏幕，例如《猫和老鼠》和《黑猫警长》。
②那么，老鼠有没有不怕猫的时候呢？
③答案是肯定的。比如当老鼠感染一种名叫刚地弓形虫的寄生虫的时候。1908年，细菌学家查尔斯·尼科尔在突尼斯的刚地疏趾鼠体内发现了这种只有几个微米大小的细胞内寄生原虫。随着研究深入，人们发现，弓形虫只在家猫和虎、狮等猫科动物体内进行有性生殖，其无性繁殖则可以发生在几乎所有温血动物（比如老鼠）的有核细胞中。
④值得一提的是，弓形虫的感染通常比较温和。在免疫力正常的动物体内，弓形虫以一种叫做组织包囊的形式存在于动物大脑或肌肉中，呈慢性感染。只有当动物免疫力低下时，弓形虫感染才会引起严重的临床后果，比如脑炎、视网膜脉络膜炎等。
⑤慢性感染并不表示弓形虫对动物没有影响，何况它感染的部位是大脑。早在2014年，分子与细胞生物学教授迈克·艾森团队就发现，慢性感染弓形虫的小鼠对猫尿液的畏惧程度降低了。研究人员将小鼠体内的弓形虫完全清除后，这种变化并没有发生反转。通俗地讲，老鼠胆子变大了，不再害怕猫留下的痕迹和气味，而且“一时感染，终生受用”。
⑥2020年1月，日内瓦大学医学院多米尼克·索达提——法威尔教授团队发表论文称，慢性感染弓形虫的小鼠，不只是针对猫的胆子变大，面对其他捕食者时胆子也会变大。
⑦“我们发现感染弓形虫的小鼠的恐惧感丧失不仅仅是针对猫的，”科研人员表示，“这些小鼠思维活跃，四处游走探索”。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建立了弓形虫慢性感染的小鼠模型，惊奇地发现，在慢性感染状态下，小鼠的焦虑水平降低了，更喜欢探索未知的东西。
⑧难道小鼠的胆子真的变大了？研究人员检测了小鼠对不同动物尿液的恐惧程度，发现弓形虫慢性感染的小鼠对猫尿液的恐惧程度明显降低，也不惧怕狐狸和豚鼠的尿液。就算附近放置的是处于麻醉状态的活的大鼠，小鼠依然来去自如。这和未感染组小鼠的小心翼翼形成鲜明对比。
⑨研究人员进而发现，弓形虫感染的小鼠，其行为变化程度与其脑组织中的包囊数量呈一定的相关性，弓形虫感染量越大，小鼠的探索性行为就越明显。通过转录组学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弓形虫慢性感染的小鼠，脑组织中炎性因子的转录水平发生了明显变化，并且与脑组织中包囊的数量和行为的变化程度具有相关性。科研人员推测，弓形虫慢性感染会引起动物脑组织持续性的炎症反应，炎性因子的释放会影响神经细胞的功能，最终导致动物的“勇敢”行为。
⑩安徽医科大学一位病原生物学教授说，弓形虫感染引起动物行为的变化可以拉近猎物和捕食者之间的空间距离，有利于虫体的扩散传播；老鼠不怕猫则更有助于弓形虫在猫体内的有性生殖，促进弓形虫的进化以及对环境的适应。动物实验研究有助于揭示人体“慢性无症状感染”相关神经精神障碍性疾病的发病机制。

①中国古代早期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尤其是在先秦时期，可以简单分为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代表的典型稻作单一农作物种植制度和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其中，中原地区实施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包括了粟、黍、稻米、大豆等生长条件需求不同的农作物品种。

②中原地区先秦时期农作物种植结构方面经历了数次重大变化：从裴李岗时期到仰韶时代早期，黍一直是最为重要的农作物资源，对黍这种耐寒、耐贫瘠但产量较低作物的重视，与当时社会以狩猎采集为主，农业种植为辅的生计模式相契合；庙底沟时期以后，更为高产的粟取代黍成为主体农作物，这一时期人们获取食物的主要来源从狩猎采集转变为农耕生产，而大豆的少量出现可能源于人们对植物蛋白的诉求；中原地区在龙山时期时，稻米和大豆的重要性有了明显提升，显示了本区域对不适于旱作生产低洼地的开发以及通过大豆的种植一定程度恢复地力；二里岗时期，郑州地区小麦数量增多，可能是人力资源充沛的条件下人们为缓解春荒采取的重要举措所致；东周时期，小麦重要性的进一步提升，以及红小豆的普遍出现，则可能与“两年三熟轮作制”的实施有着直接关系。

③《尔雅·释地》中记载：“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诗经·小雅》中也提及土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呈此菑亩”，说明商周时期种植制度中存在“菑”“新”“畲”，虽然各家对这几个词的解读说法不一，但当时存在撂荒、休耕制度是肯定的。在《周礼》中出现的“田莱制”和“易田制”，一方面说明休耕制度的普遍存在，另一方面显示已经不再实行一致休耕，而是根据土地肥沃或贫瘠的不同确定休耕的长短。

④人们对土地的利用方式，普遍经历了从长期休耕、短期休耕，再到连年复种、多茬复种的过程。而其中土地种植方式的转变，也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可供选择的农作物品种，可利用的耕地条件、水源条件，可选用的肥料来源，是否有便利的生产工具，等等。但是向农业集约化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人口密度是否已经达到了原有土地利用方式难以满足的程度。我们同样可以从植物考古的相关研究中梳理出先秦时期中原地区几千年来土地利用方式的演变。

⑤裴李岗时期的中原地区，以粗放型的黍为主要作物，农业占比不高，遗址中多见来自森林山麓地区的核果、浆果类植物遗存，几乎不见农田杂草，应该属于长期休耕或“森林休耕”的范畴。这一土地利用方式可能一直延续到了庙底沟时期，随着庙底沟文化的急剧发展，人口和聚落数量大增，河谷平原地区成为遗址的集中分布区，高产的粟代替黍成为主粮，在采集类植物遗存锐减的同时，农田杂草可能开始大量出现，这一阶段土地的利用率明显提高，休耕时长可能大大缩短，我们认为该阶段从“森林休耕”转变为“灌木休耕”。

⑥进入龙山晚期，中原地区迎来了人口和聚落数量的高峰，这一时期气候和降水变动剧烈，大豆在多数遗址的重要性增加，显示了人们对保持土壤肥力的重视，农田杂草在种类上的增多，可能反映了大量新拓荒的耕地或土地休耕时长的进一步缩短，从龙山晚期到夏商时期，可能已经进入了“短期休耕”或“草地休耕”的阶段。至迟在战国时期，我们认为复种制度已经出现在了中原地区，尤其是人口密度最高的河谷区域，一方面铁器和犁耕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豆类作物和小麦的重要性显著提高，_________________。

互联网江湖，永远不缺风口。2018年伊始，直播答题迅速成为全民娱乐，一批“撞脸”的APP几乎同时出现，参与人数与专场奖金均进入百万量级。有人说，这是一场知识“买卖”的狂欢。知识消费，挺好。这种手机版“开心辞典”，在直播平台上爆发出新的生命力，是一次不错的创新尝试。但仔细一想，知识“买卖”就是一种买卖，只是它穿着知识的外衣，通过娱乐的方式，打着商业的算盘，玩着资本的游戏，收割着用户的注意力。

进入移动互联时代，中国在互联网应用上的创新取得了惊人成就，外国人眼中的“新四大发明”中，就有3个来自互联网，创新活力可窥一斑。然而，“一窝蜂式创新”同样存在，低质化、同质化竞争反复出现：每当新风口出现，大家蜂拥而入，但模式基本相同，门槛低，比烧钱，却较少顾及更完善的体验、不一样的设计，以及持续创新能力的培育。全民答题热就面临这样的担忧。

烧钱时，一窝蜂进入；没钱了，一窝蜂散去。大浪淘沙之后，气短力竭的玩家黯然退场，活下来的选手再瓜分地盘。这样的竞争很“市场”，但就是这样的“一窝蜂”，很容易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社会治理成本的激增。产生的后果，不得不由我们所有人来承受。正因如此，许多所谓创新在走红的同时，吐槽和质疑纷飞伴舞，也在情理之中。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心相交，友不失矣。火热的知识消费模式，需要更高的知识含量；互联网应用的创新，也需要更加走心。否则，利尽则友散，所谓的创新产品也就如浮萍一般，____________________。

最近，“拆二代”这个词火了起来。根据网上的说法：“‘拆二代’多数在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于城市近郊的人，由于拆迁补偿一夜暴富，他们经常以负面形象示人”。_______________调查数据说明，“拆二代”纸醉金迷又扶不上墙的形象不过是一种幻想。它反映了一种将一个群体标签化，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思维模式。

“二代”是一种先赋的资源，对个人成长有着显著影响。但是，这种先天影响并非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在财富与权力中成长起来的人不一定骄奢淫逸，而从小面对挫折与贫困未必就奋发有为。不论是“富二代”还是“穷二代”，一个人会怎样、能怎样，更多地取决于他们的努力和社会阶层流动通道是否畅通，而非家庭背景高低。_______________保障了法治的健全和社会的公平，_______________没必要担心“二代”们做什么“坏事”。

“二代”标签之所以满天飞，无非有两个原因：其一，碎片化信息传播当道，以偏概全的情绪化表达容易战胜独立理性的判断，能吸引人眼球的“标签”容易集结公众力量，形成一种缺乏理性的舆论暴力；其二，“贴标签”省去人们深入思考、分析的工夫，迎合了人们的懒惰。

一个标签化的世界，必然是僵化而充满恶意的，但真实世界绝不是如此极端。是时候抛弃各种“×二代”的标签，正视每一个人的独特性了。就事论事，理性独立，这才是看待世界的应然态度。

①几百万年前，气候变化导致森林退化，人类祖先被迫走出森林，到草原上生活。这被认为是人类与其生活在森林里的类人猿亲戚们分化的关键时刻。传统观点认为，在草原上，猿人们很快过上了狩猎者的生活。作为灵长类生物，他们并不具备强健的肌肉和锋利的牙齿，仅凭体力很难成功捕获猎物，不得不依靠精细的社会分工进行合作，并通过发明各种工具和武器捕猎求生。捕猎所获肉食，使得他们获得了丰富的蛋白质，对大脑发育也有某种助益。总之，狩猎的生活方式最终塑造了我们目前熟悉的人类。
②然而，这个观点也并非没有漏洞。在原始人类究竟是否为狩猎者这个问题上，学界始终有不同意见。唐娜·哈特与罗伯特·W.苏斯曼就在他们所著的《被狩猎的人类：灵长类、捕食者和人类的演化》中提出了“人类猎物假说”。他们认为猿人不是猎人，而是各种食肉动物的猎物。这个假说有不少证据支持，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原始人类遗留的骨骼中经常包含明显的被啃咬的痕迹。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头骨底部有巨大破口，研究者曾一直认为这个现象证明了北京猿人有“人吃人”的习惯。实际上，这一损伤更可能是鬣狗啃噬造成的。在远古时代，有些种类的鬣狗体型巨大，完全有能力咬碎猿人的头骨。
③那么，“原始人类是各种食肉动物的猎物”这个假说对于解释人类的进化又有什么意义呢？哈特和苏斯曼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观点，比如，他们认为语言可能起源于声音警报，在此声音信号系统上继续发展，便慢慢奠定了语言形成的基础。支持“人类猎物假说”的学者认为，人类形成复杂的大脑功能并不是为了更好地协调狩猎行为，而是为了挫败食肉动物的攻击。具有一定智慧的复杂大脑可以使原始人类更好地互相协调，从而及时制订躲避乃至反制策略。
④除了上述“人类猎物假说”，还有另外一种假说，即“人类长跑者假说”。该观点认为原始人类很可能属于一种本着“机会主义”生存原则的食腐动物，需要长时间在非洲草原四处游走，寻找新鲜的动物尸体食用。这个假说可以解释现代人类为何具有较强的耐力这一事实。虽然人类的冲刺能力不如很多食肉或食草动物，但是如果在炎热的非洲草原上进行万米长跑比赛，大部分哺乳动物会输给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人类的骨骼与韧带结构更适合长距离奔跑。人类还可以高效利用分布于全身的汗腺来控制体温，防止在炎热环境下长距离奔跑导致的躯体过热。此外，直立行走的姿态和人类的胸腔结构，使人类能在奔跑时更好地调节呼吸。
⑤实际上，在上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的生态位并非一成不变，上述假说也许都不全面。真正的人类故事很可能是古老的猿类从猎物和食腐动物向猎人演变的过程，他们作为“猎物”“食腐者”所进化出的一些特征，比如为防止被捕猎而形成的复杂社会网络、为了适应食腐生活而逐渐形成的适合长跑的身体结构等，很可能也为后来人类成为“猎人”打下了基础。当人类祖先真正成为合格的猎人之后，智人也就登上了历史舞台，改变了其他各种生物的命运，也让整个地球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希望得到珍贵的宝石吗？那就去黑洞附近碰碰运气吧。天文学家日前在观测中发现，一些特大质量的黑洞就如同宇宙中的“宝石工厂”，喷射出大量的水晶、红宝石和蓝宝石。这一发现将揭开构成宇宙的第一批恒星的尘埃的来源之谜，同时也为生命的物质之源找到了起点。

据美国《科学日报》10月10日报道，一个由多国研究人员组成的小组利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斯皮策太空望远镜对一个编号为PG2112+059的类星体进行了观测，它位于距离地球约80亿光年远的一个星系中央。研究人员发现了沙子、玻璃、水晶、大理石和红宝石之类的矿物存在的迹象。由于这些物质在太空的恶劣的环境中无法长时间保留，因此这表明它们是刚形成的。

天文学家认为，星际尘埃逐渐聚集形成了恒星、行星、小行星、彗星等天体，随后才有了地球上的生命体。如今分布在宇宙角落的星际尘埃被认为是与太阳类似的巨大古老恒星在演化到超新星阶段、衰亡爆炸时产生的，但是在137亿年“高龄”的宇宙的形成之初，形成那些原始恒星的尘埃又从何而来呢？

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尘埃来自类星体。这种有“宇宙怪物”之称的天体发现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它的光谱似行星状星云但又不是星云，外形像星团又不是星团，发出的射电如星系又不是星系，它的内部呈螺旋状结构，中心是质量超大的黑洞，周围环绕着尘埃密布的环状星云。科学家认为它们是已知的最为活跃明亮的、正在形成中的星系，黑洞的强大吸引力将物质吸引进去，而由此产生巨大气压又形成“黑洞风”将物质吹离。就是在这场从未停歇的宇宙“拔河比赛”中，催生了恒星和新元素的出现。

最新的观测结果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研究报告主要作者——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西斯卡-马克维克-肯普说：“我们惊讶地发现那些刚形成的尘埃是从特大质量的黑洞中吹出的风中来的。世界万物最终都来自宇宙尘埃，这揭开了我们来自哪里的所有疑问。”另一名研究小组成员——洛杉矶加州大学的莎拉-盖拉格尔则表示：“类星体就像《芝麻街》中的‘甜饼怪’，它们以风的形式喷射出的物质似乎比它们吸入的物质更多。”

这项研究的报告将发表在本月出版的《天体物理学杂志》上。研究人员还计划在其他类星体周围寻找尘埃的踪迹以进一步证明他们的发现，他们认为，也有可能类星体并不是早期宇宙唯一的尘埃来源。马克维克-肯普表示：“在某些环境下，超新星可能对尘埃形成更重要，而类星体可能在另外一些环境中显得作用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