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欧美人和亚洲人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为什么前者倾向于个人主义，并且惯于以分析的方式推理，而后者绝大多数呈现出一种集体主义，并且习惯从整体角度思维？

这是个宏大的问题，人们曾从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甚至基因中寻找答案。

今天，托马斯•塔尔海姆，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一名社会心理学博士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这些彼此差别的文化，部分来源于滋养它们的谷物：从新石器时代起，小麦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和水稻种植在东亚和东南亚的盛行，可能持续地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并且在两种情况中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认知过程。

以水稻种植为例，它要求农民之间通力合作。巴黎高等农艺科学学院农业系的奥利维耶解释说：“水从上游的田地流向下游的田地，因此农民之间首先要就水流的管理达成一致，以避免这家排水涝了那家的地。”

随着时间的流逝，合作的需要就会促进该地区集体主义价值的增长。“当人们需要别人帮他获得‘每日的面包’时，就必须更多地关注别人，并且学着妥协。”美国密歇根大学文化心理学研究者理查德•尼斯贝特总结说。

相反，小麦文化从2000多年前起就引入了畜力辅助耕种，并不太需要耕作者彼此间这样的合作。于是这种农业方式允许更为个人主义的价值萌芽，并且随着时间流逝，超越个人的农业行为，发展成为文化准则，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

这些相对立的价值接下来导引出欧美人与亚洲人之间的第二项区别，这一次涉及到思维方式。

欧美人这边，个人主义助长了分析的思考方式：将属性归于物体，以便将它们从背景中整理出来，分门别类。而东亚这边，集体主义推进了更为整体的思考方式的发展，也就是说，“围绕关系而非类别、围绕系统而非物体组织起来的一种思考方式，表现出对背景的更多关注”，理查德•尼斯贝特描述道。

一个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和身处其中的个体的思维方式，二者之间有何联系？“如果有人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他是这个背景中相互依赖的元素之一，那么他就很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观察周遭的物体和事件。”黑兹尔和北山忍于1991年在《心理学研究》上解释道。与之相对，个人主义倾向于发展出另一种思维方式，将物体独立于环境，强调其专有属性。

这个理论再次将文化与自然之间的深刻关系摆在我们面前。因为正是自然决定了粮食作物，乃至我们的思想。一如稻米和小麦，人类心灵也是大地的果实。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的规定，国务院决定开展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全面调查了解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及布局；了解我国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技术的现状以及各生产要素的构成；进一步查实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小微企业的发展状况；摸清我国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全面更新覆盖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基本单位名录库、基础信息数据库和统计电子地理信息系统。通过普查，进一步夯实统计基础，健全统计工作的部门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为_______________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科学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

国务院将成立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负责普查组织和实施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普查领导小组由国务院领导同志任组长，成员单位包括国务院办公厅、统计局、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统计局，负责普查的具体组织实施和协调。其中，涉及普查经费方面的事项，由财政部负责和协调；涉及固定资产投资保障方面的事项，由发展改革委负责和协调国务院其他各有关部门，也要按照各自的职能，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密切配合。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设立相应的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好本地区的普查实施工作。对于普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及时采取措施，切实予以解决。要充分发挥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作用，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并认真配合做好普查工作。

地方普查机构应当根据工作需要，聘用或者从有关单位商调符合条件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并及时支付聘用人员的劳动报酬，保证商调人员在原单位的工资、福利及其他待遇不变，稳定经济普查工作队伍，确保普查工作顺利进行。

利用统计电子地理信息系统，全面建立普查区电子地图；_______________统计联网直报系统成果；积极推广使用手持电子数据采集设备，努力提高普查工作的信息化水平和效率，减轻基层普查人员的工作负担。

城市是纯粹的人为产物，大部分由混凝土组成，环境干燥，人来人往，污染严重。很难想象，在这种环境下还有物种能平静地生长。

不过，近年来科学家观察到，一些物种具有惊人的能力，逐渐适应了这种新的生活空间——尤其是那些具有活力、能迅速定居的机会主义物种。

以乌鸦为例：直到1990年代初，城市里还没有乌鸦。

但现在它们已经大举进攻，甚至成为城市公害：巴黎的乌鸦毁坏垃圾箱，欺侮行人。其他鸟类也被易得的食物所吸引，适应了城市生活，比如：麻雀、椋鸟、喜鹊、田鸫、鸽子。哺乳动物也不例外：从獾到麝鼠、松鼠，甚至还包括赤狐。

法国国家农业研究院的劳拉•福特尔（Laura Fortel）在2014年夏天指出，里昂市区和市郊的蜜蜂种类已接近全法蜜蜂多样性的三分之一。

植物方面，状况同样惊人。城市生态学家已在巴黎发现一千多种野生植物（聚合草、芝麻菜、兰花、蒲公英、荨麻……）。

随着时间流逝，混凝土周围必然生成了一种新生活。

鸟类学家贝尔纳•卡迪乌（Bernard Cadiou）发现，几十年间形成了一类独特的城市海鸥：“1990年起，自然界的海鸥数量每十年减少一半，城市里的海鸥却仍在增加，并且离海岸越来越远。在巴黎，它们生活在城市群岛中，每片房屋就是一个小岛。城里的一切条件都更加优越：垃圾箱、家庭废品，有时在中心广场或公园里还能找到蚯蚓……人类已为它们造好了避风港。”

动植物群落就这样在城市里安居下来。更妙的是，它们还在城市开发了新的组织策略。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MNHN）的保护生物学家罗曼•朱利亚（Romain Julliard）强调：“动物的可塑性使它们能够利用现有资源。”

这种可塑性也使得动植物改变它们的生活方式。例如，不必再筑巢——电梯装置、通风管道或一片屋顶都可为许多动物提供理想的居所。这位学者描述说：“在乡村，绿头鸭通常在地面筑巢，城市里则在高处栖息。”

食物易得，物种多样性较少，这都抑制了种间的敌对行为，也限制了捕食关系。和平化进程的结果是一些种群数量迅速增加、寿命延长：“在城里，乌鸫寿命能比在乡村长两年。”

另一突出现象是：动物开始定居，减少迁徙行为。这是由于城市的微气候比乡村更暖，适于过冬。“城市茧居”同样更加普遍。繁殖季延长，亲缘联系增强：“城市乌鸫的繁殖期比乡村乌鸫早开始一至四周，夏季幼鸟离巢的时间也晚一个月。”

生态学家菲利普•柯莱若确认：“动物随着城市改变。我们甚至在巴黎地铁里见到蟋蟀以烟草和香烟过滤嘴为食！”红隼的捕猎方式也与以往不同，不再捕食鼩鼱和田鼠，而是食用麻雀和大型昆虫。

生态学家娜塔莉•玛冲研究了植物界的情况。 “所有人类活动都对植物种类构成有影响，植物采取针对城市环境的特殊行为。”城市里的雏菊更能耐受踩踏，蒲公英更倾向于在近处散播种子，使之能够享有珍稀的可用土地。

中国分餐制的历史可上溯到史前时代，经过了不少于3000年的发展过程，而会食制的诞生大体是在唐代。这种饮食方式的改变源于桌椅形制的改变——周秦汉晋时代，筵宴上实行分餐制，用小食案进食是个重要原因；而高桌大椅的出现，成为分食制向会食制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

西晋王朝灭亡以后，生活在北方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陆续进入中原，先后建立了他们的政权，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频繁的战乱，以及居于国家统治地位民族的变更，使得中原地区自殷周以来建立的传统习俗、生活秩序，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礼仪制度，受到了一次次的强烈冲击。正是这种大的历史变革，也导致了家具发展的新趋势。传统的席地而坐的姿势也随之有了改变，常见的跪姿坐式受到更轻松的垂足坐姿的冲击，这就促进了高足坐具的使用和流行。公元5—6世纪，束腰圆凳、方凳、胡床、椅子等新出现的高足坐具，逐渐取代了铺在地上的席子，“席不正不坐”的传统要求也就慢慢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①在敦煌285窟的西魏时代壁画上，我们看到了年代最早的靠背椅子。②有意思的是，椅子上的仙人还用着惯常的蹲跪姿势，双足并没有垂到地面上。③在同时代的其他壁画上，又可看到坐胡床（马扎子）的人将双足坦然地垂放到了地上。洛阳龙门浮雕所见坐圆凳的佛像，也有一条腿垂到了地上。④

及至唐代，各种各样的高足坐具已相当流行，垂足而坐已成为标准姿势。1955年在西安发掘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之兄高元珪墓，发现墓室壁画中的墓主人像。他端坐椅子上，双足并排放在地上，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已有标准垂足坐姿的证据。可以肯定地说，在唐代时，至少在唐代中晚期，古代中国人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席地而坐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坐姿的革命性改变。

用高椅大桌进餐，在唐代已不是稀罕事，不少绘画作品都提供了可靠的研究线索。如传世的《备宴图》，描绘了宫中大宴准备情形：在巍峨殿宇的侧庭，摆着大方食桌和条凳，桌上摆满了餐具和食品。再看敦煌473窟唐代宴饮壁画，画中绘一凉亭，亭内摆着一个长方食桌，两侧有高足条凳，凳上面对面地坐着9位规规矩矩的男女。食桌上摆满大盆小盏，每人面前各有一副匙箸配套的餐具。这已是众人围坐一起的会食了，这样的画面在敦煌还发现了一些，构图区别不大。

还有西安附近发掘的一座唐代韦氏家族墓中，墓室东壁见到一幅《野宴图》壁画。画面正中是摆放食物的大案，案的三面围放着大条凳，各坐3个男子。男子们似乎还不太习惯把双腿垂放下地，依然还有人采用盘腿的姿势坐着。还值得一提的是传世绘画《宫乐图》，图中十多个作乐的宫女，也是围坐在一张大案前，一面和乐，一面宴饮。有一宫女手执长柄勺，正将大盆内的饮料分斟给她的同伴们，有的宫女正端碗进饮。所不同的是，她们坐的不是多人合用的大条凳，而是一种很精致的单人椅。

大约从唐代后期开始，高椅大桌的会食已十分普通，无论在宫内或是民间，都是如此。家具的革新直接影响了饮食方式的变化。分餐向会食的转变，没有这场家具变革是不可能完成的。据家具史专家们的研究，古代中国家具发展到唐末五代之际，在品种和类型上已基本齐全，这当然主要指的是高足家具，其中桌和椅是最重要的两个品类。家具的稳定发展，也保证了饮食方式的恒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