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家最新指出，质子的半径比以前所认为的要小4%，如果这个结论获得证实，那么不是解释光和物质相互作用的量子电动力学理论本身有问题，就是许多基于现有质子大小计算所使用的里德伯常量（原子物理学中的基本物理常量之一，为一经验常数），是【①】的。不管是何种情况，都意味着我们需要重写基础物理理论。

质子是带正电荷的基本粒子，它同中子和电子一起，组成了宇宙的基本元件——原子。过去，粒子物理学一直使用由一个质子和一个电子组成的氧原子作为基准来测量质子大小。

一个有32名科学家参与的国际研究团队表示，他们的最新实验将精确度提高了10多倍，结果表明，质子半径要比以前认为的小4%、或许，用来计算质子大小的里德伯常量将失去价值。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其他基础的计算也都要重新【②】。

在实验中，科学家使用μ介子取代氧原子中的电子。μ是一种带负电、质量为电子207倍的基本粒子。由于其质量比电子大许多，所带的负电可以屏蔽原子核的正电。所以，它能够同原子核更接近，发生的作用力更大，科学家也就更能够精确地探测质子的结构。

另外，μ介子以不同的能量状态存在，能量状态会影响其围绕质子旋转的方式。同时，质子的大小也会影响这些能量状态，也会影响让μ介子从一种能量状态跃迁到另一种能量状态所属的能量。

为了测量质子的大小，研究人员精确地让一束激光束对准包含了μ介子的氧原子，刺激μ介子从一种能量状态跃迁到另外一种能量状态。最终，研究人员精确地找到了他们正在寻找的跃迁，也测算出了质子的大小。足球的魅力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于误判，只有科学的魅力才正正体现于一次又一次的“误判”中。科学史上的每一个废墟，都【③】着一座更加辉煌的大厦拔地而起，量子电动力学是量子场论中一个最成熟的分支，而且里德伯常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常量之一。这两样东西无论谁出了毛病，都足以改变现代物理学的乾坤。

偏见从字面上看就是指前判断，即在考察证据之前就把一个论点拒斥了。偏见，乃是强烈地感情用事的结果，而不是运用可靠推理的结果。假若我们希望找到一事的真理，那我们就必须尽可能以完全开放的头脑去处理问题，而且还要深刻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局限性和癖好。另一方面，当我们对某个主张的证据作了仔细而全面的考察之后，如果我们拒斥它，那就不是偏见。这或许可以叫“灼见”。它无疑是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

批判的、怀疑的考察乃是日常事务以及科学中所使用的方法，当我们买了一辆新汽车或用过的汽车时，我们总是郑重其事地索取书面保证，试车并检查其特殊部件。对于汽车出售者在这些方面的推诿逼问，我们都将非常严谨地对待，然而许多介乎科学与非科学边缘信念的倡导者们当需要经受类似的严密考察时，却往往怒不可遏，许多声称具有超感官知觉的人也宣称，当他们被细心观察时，他们的能力就会减弱。魔术师尤里·盖勒于当着科学家的面把钥匙和餐具弄弯曲，而这些科学家惯于作为诚实搏斗的对手面对自然界；但对于值得怀疑的魔术师愚弄观众却放任自流。这些科学家懂得人类的局限性，他们自己也能用巧妙的技术表演类似的动作。

凡是压制细研深察和认真讨论的地方，真理就会被掩盖。那些介乎科学边缘的信仰的提倡者，每当受到批评时，往往用过去的天才受到奚落来作辩解。但是，某些天才受到嘲笑并不暗含着所有被嘲笑的人都是天才。他们嘲笑过哥伦布，他们嘲笑过富尔敦，他们嘲笑过莱特兄弟。但他们也曾嘲笑过头脑简单的小丑。我坚信，科学是伪科学的最好解毒剂。

根据今天的考古发现，公元前3000年前的苏美尔人就开始酿造啤酒了，对苏美尔人来说，啤酒被称作“kas”，也就是“嘴巴渴望的东西”。在古埃及，啤酒被当作报酬支付给那些建造金字塔的工人们。对古埃及人来说，拥有一座啤酒坊就意味着幸福。古时的人们可能因为啤酒而联系在一起，在那些非自然的聚居地聚集到一起，定居下来，形成城市。到今天，写作《啤酒圣经》的兰迪·穆沙认为，啤酒有助于人们磨去棱角，变得温和。而使得城市更适宜居住，啤酒相当于城市的“社会润滑剂”。饮用啤酒的生活方式，或者说社交方式，从两河流域以及金字塔奇迹开始就嵌入了人类的文明史。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围绕农业源起的研究，已经诞生了许多发现，也证实了这一假说：农业的开始乃至城市社会或者人类文明的诞生，确实与啤酒有关。
当大约一万年前冰川退去，成片野草出现，首先在“肥沃的新月区”，人类开始发现有些野草可以培育得穗粒更大、淀粉更多、以便食用，就是各种谷物，包括了小麦、大麦和燕麦等。对基因图谱的研究表明，大麦首先在今天的以色列-约旦一带被种植，然后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伊朗的西南部，然后逐渐扩散到埃及、摩洛哥，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喜马拉雅山区。在这些最初的大麦种植区也发现了最早的啤酒，如苏美尔人石刻的啤酒酿造和饮用场景，埃及金字塔周边的啤酒遗迹。
最关键的，人们为什么要种植谷物？小麦可以做面包，大麦可以酿啤酒，这些似乎是天然的食物来源和加工方式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并且影响着人类文明和生活方式？要知道，直到今天，世界上仍然有许多人对谷物过敏，不得不食用专门“不含麸质”的加工食物。人类的基因并不是天然适合谷物的。
人类学家和脑科学研究者们揭开了这个谜。宾州大学的人类学者SolomonKatz和博物馆学者MaryVoigt在1986年发表了一篇论文《面包与啤酒》，颇有开创性地指出，谷物和牛奶一样都包含一种外啡肽，能够起到镇痛、安抚紧张的作用，而且效果比牛奶所含的外啡肽还强。人们对后者的研究比较多，早就证实喝牛奶对婴儿有减少啼哭的镇静作用，这可以解释晚上临睡前喝一杯牛奶的镇静功效确实存在。只是，传统上牛奶并非成年人的常有饮料，而谷物却能起到相同的作用，这对人类社会的聚居和政治社会的形成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从膳食品种的热量和蛋白质来说，谷物未必是人类的最佳选择。种植谷物还意味着两次收获期之间可能面临饥荒。但是，谷物特有的外啡肽却以大脑奖励的方式改变人的行为方式，让人变得温和而更具社会性。这可以帮助人在那些谷物种植区安顿下来，结成村庄。谷物还以其便于衡量财富的量化特性，即所谓多少石或蒲式耳计算的收获和交易，促进着贸易、分工和财富积累，规模约为一万人的最小城市便在农业开始的同时成为可能。
而大麦，因其外壳自然附有的酶，如同葡萄外皮的酶一样，天然适合发酵，也天然有利于吸附、过滤杂质，从种植的一开始似乎就被利用来酿酒而非食用。大麦发酵为啤酒，进一步强化了谷物的镇静功能和幸福意义，奖励着人类农业种植的选择。

陶器的产生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是先有了农业，然后才出现陶器。这些创造发明，无疑应归功于妇女，因为在性别分工的基础上，妇女是家里的主人，必然首先从事这些活动。这在我国某些少数民族地区还保留着一定的残余，例如云南傣族和台湾高山族的制陶都由妇女来承担，而男子仅从事挖土、运土等辅助性劳动或甚至根本不参与其事。但在有些少数民族中已开始有所变化，如云南佤族和台湾耶美族中，制陶已成为男子专有的职业，妇女则降为辅助性劳动。这些现象提供了陶器出现之后，有关男女分工的变化和社会分工发展等方面的有用资料。此外，上述少数民族制陶工艺方面的发展过程是：从泥条盘筑到慢轮修整，从露天平地堆烧到棚内平地封泥烧制，这正代表了由手制向轮制过渡的早期形态，由无窑向有窑过渡的初级形式，这些都为探讨原始制陶工艺的发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详细地说明我国陶器的起源，目前尚感资料不足。不过最近在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出土的陶器都比较原始，据碳十四断代，其年代为公元前五六千年以前，是华北新石器时代已知的最早遗存。这些发现不仅有利于探索陶器的起源问题，同时还揭示了正是在这些遗存的基础上，才发展成为后来广泛分布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直到阶级社会的商周文明，它们在制陶工艺和器形的发展上，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此外，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广西桂林甄皮岩的陶器也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其碳十四断代也在公元前四五千年以前，同样属于新石器时代较早的遗存，它们同后来华南地区的陶器发展也有着直接联系。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可能分布着更多的早期陶器的遗存，在不断发展和相互交流中逐渐形成统一的文化整体，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原始瓷和瓷器，成为我国特有的创造发明，并对世界文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尽管具有人类学意义的工作相当古老——有两个例子，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北非学者阿拉伯·英布·卡尔顿，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14世纪撰写的对他人的描述——但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人类学是相对较晚的西方文明的产物。例如，在美国，学院或大学（罗彻斯特大学）普通人类学含学分的第一次课程直到1879年才开设。倘若人们一直关心他们自己及其起源，以及其他人，那么为什么成体系的人类学学科这么长时间才问世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像人类历史一样复杂。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与人类的技术局限有关。在大部分历史中，人们一直受限于他们的地理范围。没有到世界遥远地方旅行的手段，对远远不同于人们自己的文化和民族的观察是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冒险。大范围的旅行通常是少数人独享的特权；只有当适当的运输和通信方式得到发展，对其他民族和文化的研究才可能盛行。

这并不是说，人们一直没有注意到世界上与他们自己在看法和行为上不同的其他民族的存在。例如，圣经《旧约全书》与《新约全书》充分提到各种各样的民族，其中有犹太人、埃及人、赫梯人、巴比伦人、埃塞俄比亚人、罗马人等等。这些民族之间的差异，比起他们中任何人与澳大利亚、亚马逊森林、北极的北美原住民等的差异，就显得逊色了。借助于向真正遥远地方旅行的手段，人们有可能第一次遇到这类根本不同的民族。正是与迄今未知民族的大量接触——这开始于欧洲人试图把其贸易和政治统治扩大到世界各地之时——人们的注意力才集中于人类各种各样的差异。

使人类学缓慢成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欧洲人只是逐渐认识到，在所有这些差异的掩饰下，他们可能与任何地方的人共享基本的“人性”。不与欧洲人共享基本文化价值的社会被贴上“未开化的”或“野蛮的”标签。直到18世纪中叶，相当多的欧洲人才开始认为这类人的行为与对他们自身的理解是完全相关的。这样一个时代到来了：人们越来越努力根据自然法来解释事情，对以权威文本为根据的传统解释表示怀疑，对人类多样性的兴趣日渐浓厚。

大数据的产生，简化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通过将人的行为转化成为无数个可以量化的数据节点，从而为人提供了一个“数据画像”。然而，目前的一些大数据应用还停留在标签化的层面，忽略了个体的差异，容易导致千人一面的结果。

如果说大数据关注的是总体和大致规律，那么___________。和大数据相比，小数据的价值在于它来源于各类社会行为的细节，更贴近人们的个体感受，对需求的呈现也更精准。比如，按照大数据画像，婴儿尿布可能会和奶粉、玩具等商品相关联，啤酒的消费者可能会同时选购花生米、薯片等零食。而国外一家零售商依据小数据的分析显示，男性顾客在购买婴儿尿片时，常会顺便搭配几瓶啤酒来犒劳自己，于是尝试推出了将啤酒和尿布摆在一起的促销手段，竟然取得了成功。

不论是大数据还是小数据，最重要的是对数据的分析。举一个古代的例子，在马陵之战中，庞涓善于数据分析，而孙膑通过编造“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的数据，反其道而用之，对庞涓实施诱杀。这就是庞涓惯用“灶”的大数据，而忽视对脚印等小数据的分析而导致的。要达成对事物的更深入理解，就需要把大数据思维和小数据细节相结合。

关于未来趋势，有专家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大数据、小数据的界限或将被消除，取而代之的是“全数据”或全量数据，也就是所有数据。比如，未来在智能交通领域，将有可能用全量实时的数据，来感知城市每辆车所在的具体位置、每个红绿灯路口的车辆信息，并对这些情况进行全局调控，从而大幅提升城市交通运营效率。而实现这一目的，离不开对数据的挖掘和分析，以及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

“今天，你节省了多少碳？”有一群“环保达人”，自觉地少开私家车、坚持走楼梯，电脑不用就关机，用清单列出自己一天的碳排放总量，并把“减碳日记”实时挂到网上……这就是眼下正时兴的“低碳生活”。进入2011年，低碳与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

人们在生活和消费过程中的过量碳排放，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因素之一，针对这一点，低碳生活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能的好习惯，减少碳排放，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升生活质量。

作为可持续的绿色生活方式，低碳生活将是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而从长远看，这更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生活理念。低碳生活受到“低碳族”的响应，与其本身所蕴含的环保元素和道德魅力密不可分。

低碳生活是健康绿色的生活习惯，更是时尚的消费观，是全新的生活质量观。“雁过留声，人过不留碳”。低碳生活不是口号而是理念，把握机遇，才能掌握将来发展，选择低碳生活，才能享受美好未来。

农业文化遗产是人与自然环境长期协同进化的结果，是农村生计、多样化粮食系统、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来源。这些_______久远的生产与生活系统以及其中的本土知识和生态原则，经受住了千百年的考验，具有极高的适应性。

我国的传统农业之所以能在生存资源极度短缺的自然条件下，滋养着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孕育了不曾间断的华夏文明，正是得益于________了数千年的农耕智慧。就观念层面而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五行相生相克的辩证认识，深度影响了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从经验层面而论，不同季节作物种植的安排、有机肥料的使用方法、各种劳作技术、稻田生产技术、选种和积肥技术等，无不蕴含着丰富的科学道理。以物种多样性为例，稻田养鱼，鱼撞击稻禾，50%的稻飞虱掉下来被鱼吃掉，排泄物可以养地。鱼身上分泌的黏滑物质还可以控制水稻的纹枯病，这是利用物种之间的吃与被吃关系进行的食物链模式。北方棉田间作玉米，玉米可以吸引棉铃虫的天敌瓢虫、蜘蛛等，从而有效减少棉花遭受危害，这是利用生物之间的化学关系进行的相生相克的害虫防治模式。除了这些农耕技术的传统知识外，我国各民族的文化体系都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观。“有了森林才会有水，有了水才会有田地，有了田地才会有粮食，有了粮食才会有人的生命。”这样的生态观对于森林保护和农业的永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山林祭祀、农事庆典、农耕礼俗、乡规民约等，均体现着对大自然的呵护意识，成为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资源。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不只是对传统的存留，还必须考虑到农业生态系统中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因此，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对农业特性、对乡村价值的再评估，是对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机会的战略性保护，其终极指向是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