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的产生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是先有了农业，然后才出现陶器。这些创造发明，无疑应归功于妇女，因为在性别分工的基础上，妇女是家里的主人，必然首先从事这些活动。这在我国某些少数民族地区还保留着一定的残余，例如云南傣族和台湾高山族的制陶都由妇女来承担，而男子仅从事挖土、运土等辅助性劳动或甚至根本不参与其事。但在有些少数民族中已开始有所变化，如云南佤族和台湾耶美族中，制陶已成为男子专有的职业，妇女则降为辅助性劳动。这些现象提供了陶器出现之后，有关男女分工的变化和社会分工发展等方面的有用资料。此外，上述少数民族制陶工艺方面的发展过程是：从泥条盘筑到慢轮修整，从露天平地堆烧到棚内平地封泥烧制，这正代表了由手制向轮制过渡的早期形态，由无窑向有窑过渡的初级形式，这些都为探讨原始制陶工艺的发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详细地说明我国陶器的起源，目前尚感资料不足。不过最近在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出土的陶器都比较原始，据碳十四断代，其年代为公元前五六千年以前，是华北新石器时代已知的最早遗存。这些发现不仅有利于探索陶器的起源问题，同时还揭示了正是在这些遗存的基础上，才发展成为后来广泛分布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直到阶级社会的商周文明，它们在制陶工艺和器形的发展上，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此外，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广西桂林甄皮岩的陶器也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其碳十四断代也在公元前四五千年以前，同样属于新石器时代较早的遗存，它们同后来华南地区的陶器发展也有着直接联系。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可能分布着更多的早期陶器的遗存，在不断发展和相互交流中逐渐形成统一的文化整体，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原始瓷和瓷器，成为我国特有的创造发明，并对世界文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尽管具有人类学意义的工作相当古老——有两个例子，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北非学者阿拉伯·英布·卡尔顿，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14世纪撰写的对他人的描述——但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人类学是相对较晚的西方文明的产物。例如，在美国，学院或大学（罗彻斯特大学）普通人类学含学分的第一次课程直到1879年才开设。倘若人们一直关心他们自己及其起源，以及其他人，那么为什么成体系的人类学学科这么长时间才问世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像人类历史一样复杂。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与人类的技术局限有关。在大部分历史中，人们一直受限于他们的地理范围。没有到世界遥远地方旅行的手段，对远远不同于人们自己的文化和民族的观察是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冒险。大范围的旅行通常是少数人独享的特权；只有当适当的运输和通信方式得到发展，对其他民族和文化的研究才可能盛行。

这并不是说，人们一直没有注意到世界上与他们自己在看法和行为上不同的其他民族的存在。例如，圣经《旧约全书》与《新约全书》充分提到各种各样的民族，其中有犹太人、埃及人、赫梯人、巴比伦人、埃塞俄比亚人、罗马人等等。这些民族之间的差异，比起他们中任何人与澳大利亚、亚马逊森林、北极的北美原住民等的差异，就显得逊色了。借助于向真正遥远地方旅行的手段，人们有可能第一次遇到这类根本不同的民族。正是与迄今未知民族的大量接触——这开始于欧洲人试图把其贸易和政治统治扩大到世界各地之时——人们的注意力才集中于人类各种各样的差异。

使人类学缓慢成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欧洲人只是逐渐认识到，在所有这些差异的掩饰下，他们可能与任何地方的人共享基本的“人性”。不与欧洲人共享基本文化价值的社会被贴上“未开化的”或“野蛮的”标签。直到18世纪中叶，相当多的欧洲人才开始认为这类人的行为与对他们自身的理解是完全相关的。这样一个时代到来了：人们越来越努力根据自然法来解释事情，对以权威文本为根据的传统解释表示怀疑，对人类多样性的兴趣日渐浓厚。

大数据的产生，简化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通过将人的行为转化成为无数个可以量化的数据节点，从而为人提供了一个“数据画像”。然而，目前的一些大数据应用还停留在标签化的层面，忽略了个体的差异，容易导致千人一面的结果。

如果说大数据关注的是总体和大致规律，那么___________。和大数据相比，小数据的价值在于它来源于各类社会行为的细节，更贴近人们的个体感受，对需求的呈现也更精准。比如，按照大数据画像，婴儿尿布可能会和奶粉、玩具等商品相关联，啤酒的消费者可能会同时选购花生米、薯片等零食。而国外一家零售商依据小数据的分析显示，男性顾客在购买婴儿尿片时，常会顺便搭配几瓶啤酒来犒劳自己，于是尝试推出了将啤酒和尿布摆在一起的促销手段，竟然取得了成功。

不论是大数据还是小数据，最重要的是对数据的分析。举一个古代的例子，在马陵之战中，庞涓善于数据分析，而孙膑通过编造“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的数据，反其道而用之，对庞涓实施诱杀。这就是庞涓惯用“灶”的大数据，而忽视对脚印等小数据的分析而导致的。要达成对事物的更深入理解，就需要把大数据思维和小数据细节相结合。

关于未来趋势，有专家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大数据、小数据的界限或将被消除，取而代之的是“全数据”或全量数据，也就是所有数据。比如，未来在智能交通领域，将有可能用全量实时的数据，来感知城市每辆车所在的具体位置、每个红绿灯路口的车辆信息，并对这些情况进行全局调控，从而大幅提升城市交通运营效率。而实现这一目的，离不开对数据的挖掘和分析，以及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

根据今天的考古发现，公元前3000年前的苏美尔人就开始酿造啤酒了，对苏美尔人来说，啤酒被称作“kas”，也就是“嘴巴渴望的东西”。在古埃及，啤酒被当作报酬支付给那些建造金字塔的工人们。对古埃及人来说，拥有一座啤酒坊就意味着幸福。古时的人们可能因为啤酒而联系在一起，在那些非自然的聚居地聚集到一起，定居下来，形成城市。到今天，写作《啤酒圣经》的兰迪·穆沙认为，啤酒有助于人们磨去棱角，变得温和。而使得城市更适宜居住，啤酒相当于城市的“社会润滑剂”。饮用啤酒的生活方式，或者说社交方式，从两河流域以及金字塔奇迹开始就嵌入了人类的文明史。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围绕农业源起的研究，已经诞生了许多发现，也证实了这一假说：农业的开始乃至城市社会或者人类文明的诞生，确实与啤酒有关。
当大约一万年前冰川退去，成片野草出现，首先在“肥沃的新月区”，人类开始发现有些野草可以培育得穗粒更大、淀粉更多、以便食用，就是各种谷物，包括了小麦、大麦和燕麦等。对基因图谱的研究表明，大麦首先在今天的以色列-约旦一带被种植，然后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伊朗的西南部，然后逐渐扩散到埃及、摩洛哥，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喜马拉雅山区。在这些最初的大麦种植区也发现了最早的啤酒，如苏美尔人石刻的啤酒酿造和饮用场景，埃及金字塔周边的啤酒遗迹。
最关键的，人们为什么要种植谷物？小麦可以做面包，大麦可以酿啤酒，这些似乎是天然的食物来源和加工方式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并且影响着人类文明和生活方式？要知道，直到今天，世界上仍然有许多人对谷物过敏，不得不食用专门“不含麸质”的加工食物。人类的基因并不是天然适合谷物的。
人类学家和脑科学研究者们揭开了这个谜。宾州大学的人类学者SolomonKatz和博物馆学者MaryVoigt在1986年发表了一篇论文《面包与啤酒》，颇有开创性地指出，谷物和牛奶一样都包含一种外啡肽，能够起到镇痛、安抚紧张的作用，而且效果比牛奶所含的外啡肽还强。人们对后者的研究比较多，早就证实喝牛奶对婴儿有减少啼哭的镇静作用，这可以解释晚上临睡前喝一杯牛奶的镇静功效确实存在。只是，传统上牛奶并非成年人的常有饮料，而谷物却能起到相同的作用，这对人类社会的聚居和政治社会的形成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从膳食品种的热量和蛋白质来说，谷物未必是人类的最佳选择。种植谷物还意味着两次收获期之间可能面临饥荒。但是，谷物特有的外啡肽却以大脑奖励的方式改变人的行为方式，让人变得温和而更具社会性。这可以帮助人在那些谷物种植区安顿下来，结成村庄。谷物还以其便于衡量财富的量化特性，即所谓多少石或蒲式耳计算的收获和交易，促进着贸易、分工和财富积累，规模约为一万人的最小城市便在农业开始的同时成为可能。
而大麦，因其外壳自然附有的酶，如同葡萄外皮的酶一样，天然适合发酵，也天然有利于吸附、过滤杂质，从种植的一开始似乎就被利用来酿酒而非食用。大麦发酵为啤酒，进一步强化了谷物的镇静功能和幸福意义，奖励着人类农业种植的选择。

古人比较重视步行，无论是走路的速度，还是步形、体态都有较为明确的划定和区别。步行须遵制合礼是古代礼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古代以右、前为尊。道路之上，男居右行，女居左行；与父辈外出，小辈随后相从，不得逾前；与兄弟朋友外出，须并行，有如雁阵，不得超速领先。否则为越位，越位即越礼，要受到非议。在古人看来，走路的速度、方式须在不同的场合有所区别。《尔雅》说：“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东汉人解释，两脚进曰“行”，徐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奔”即后人所说的奔跑，如果不遵此行走，无疑既不合礼，又不合理。汉代还明文规定在帝王面前要“疾趋”。对朝廷有特殊贡献的人或皇上特别亲近的人，可以免去此礼，当然那是独沐皇恩、荣耀无比的事了。在官场之中，则有“趋礼”之说。对趋礼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如若行走迟缓则要遭到斥责，甚至有降职免官的危险。县令拜谒知府若行步迟缓，知府的守门人便可斥责县令。

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在不背道逾礼的情况下，古人也十分讲究步行美，以此体现人的性格情趣和风度教养。先秦君子步行鸣佩玉，既喻示着君子言行举止要符合德行的要求，而佩玉之声伴随着步行的节奏，又显示出一种庄重和谐的美。对待步行，儒道两家态度素不相同。儒家容美于善，道家容美于真。因此，庄子曾尖刻地批评了学行于邯郸的寿陵余子和亦步亦趋效仿孔子走路的颜回，借此嘲讽了儒士们拘守礼义、失去故我的荒唐。但同时，寿陵余子和颜回的行为又侧面反映了一种“时尚”。寿陵余子认为首都邯郸人的步法独特优美，有节有度，有仪有威，是有许多可学之处的。颜回步、趋、走、奔处处要学孔子，除了他遵守纪律外，起码在他的眼里，这些是非学到手不可的特技，是他人无法企及的极美的东西。汉末至魏晋时代，随着儒学的日益衰落和人们思想的逐渐解放，人们对美的崇尚与追求更为显著，因此节度迟缓不迫、举止舒泰优雅的步行，作为衡量一个人的修养、气质和风度的重要标准，常为品评者称誉。乐府民歌《陌上桑》载秦罗敷在拒绝使君求婚时，就夸说自己的丈夫：“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

古人还把与步行有关的词语用来表情达意。如常见的徘徊、彷惶、踟躇、容与等，就被演化为举步不定、犹豫不决的意思。“徒跣”一词，原义是脱掉鞋子赤脚走路，后演化为表示发怒、着急、匆忙和痛苦的情感。徒跣又如倒屣，碰到身份特殊的人或情状特殊的事，需急遽迎接或前往以示重视时常用此词。刘邦赦免了萧何，萧何“徒跣入谢”，即是表示急速前往致谢的意思。

步行这个简单的行为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某些历史文化现象，这对我们是不无裨益的。

“今天，你节省了多少碳？”有一群“环保达人”，自觉地少开私家车、坚持走楼梯，电脑不用就关机，用清单列出自己一天的碳排放总量，并把“减碳日记”实时挂到网上……这就是眼下正时兴的“低碳生活”。进入2011年，低碳与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

人们在生活和消费过程中的过量碳排放，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因素之一，针对这一点，低碳生活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能的好习惯，减少碳排放，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升生活质量。

作为可持续的绿色生活方式，低碳生活将是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而从长远看，这更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生活理念。低碳生活受到“低碳族”的响应，与其本身所蕴含的环保元素和道德魅力密不可分。

低碳生活是健康绿色的生活习惯，更是时尚的消费观，是全新的生活质量观。“雁过留声，人过不留碳”。低碳生活不是口号而是理念，把握机遇，才能掌握将来发展，选择低碳生活，才能享受美好未来。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近年来，我们的食品安全环境日趋严峻，随着毒奶粉、染色馒头等事件的不断出现，人们不禁要问，食品添加剂安全吗？

食品添加剂是指经国家批准，因防腐保鲜、提高加工工艺等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化学合成物或天然物质。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将其分为防腐剂、凝固剂、品质改良剂、增味剂、营养强化剂等22类1500多种。当人类的食品进入工业化生产之后，除了极少数的天然野生食品外，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含添加成分的。目前，近97%的食品中使用了各类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对食品的防腐保鲜效果十分明显。根据食品安全要求，每克食品的细菌总数不能超过8万个。假如不用防腐剂，即使在0～4℃的低温环境中，肉制品保存到第五天，细菌总数也将超过每克10万个。而防腐剂能遏制肉制品中的肉毒梭状芽孢杆菌的大量繁殖，有效延长肉制品的保质期。现在人们所吃的食品的酸、甜、鲜通常不是食品天然拥有的味道，往往是由添加剂“调”出来的。食品的诱人口感，如面条有弹性，点心酥脆，大多数也是添加剂的功劳。

腐乳红曲是由大米发酵而来的，能够降低血脂，它既是色素又是功能性添加剂；从甘草里面提取的甜味剂，能改善肝功能；从玉米芯里面提取的木糖醇具有护肝、防龋齿的作用。在面粉里面添加钙粉、维生素等，能使面粉的营养更加全面。

现代食品工业发展离不开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也直接影响食品安全。例如，摄入过多的膨松剂或防腐剂，轻则会引起流口水、腹泻、心跳加快等症状，重则会对胃、肝、肾造成严重危害。为规范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各国都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法规。如我国的食品卫生标准就明确规定，山梨酸钾可以作为食品防腐剂，但必须严格控制添加比例，它的许可添加量在0.5%以内。在美国，苯甲酸钠只允许在化妆品中使用，并且浓度必须在0.1%～0.2%范围内。世界卫生组织也规定了一个“ADI”值，即依照人体体重，一种无健康危害的食品添加剂的每日允许摄入量的估计值。例如：糖精钠的ADI值为5毫克/公斤，即糖精钠每日允许摄入量为每千克体重5毫克。

必须指出的是，一直受到人们谴责的苏丹红、三聚氰胺等都不是食品添加剂，而是非法添加物，这样的非法添加物常见的还有块黄、硼酸、硫氰酸钠、蛋白精、酸性橙等。一般来说，不违规、不超量、不超范围地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