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餐制的历史可上溯到史前时代，经过了不少于3000年的发展过程，而会食制的诞生大体是在唐代。这种饮食方式的改变源于桌椅形制的改变——周秦汉晋时代，筵宴上实行分餐制，用小食案进食是个重要原因；而高桌大椅的出现，成为分食制向会食制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

西晋王朝灭亡以后，生活在北方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陆续进入中原，先后建立了他们的政权，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频繁的战乱，以及居于国家统治地位民族的变更，使得中原地区自殷周以来建立的传统习俗、生活秩序，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礼仪制度，受到了一次次的强烈冲击。正是这种大的历史变革，也导致了家具发展的新趋势。传统的席地而坐的姿势也随之有了改变，常见的跪姿坐式受到更轻松的垂足坐姿的冲击，这就促进了高足坐具的使用和流行。公元5—6世纪，束腰圆凳、方凳、胡床、椅子等新出现的高足坐具，逐渐取代了铺在地上的席子，“席不正不坐”的传统要求也就慢慢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①在敦煌285窟的西魏时代壁画上，我们看到了年代最早的靠背椅子。②有意思的是，椅子上的仙人还用着惯常的蹲跪姿势，双足并没有垂到地面上。③在同时代的其他壁画上，又可看到坐胡床（马扎子）的人将双足坦然地垂放到了地上。洛阳龙门浮雕所见坐圆凳的佛像，也有一条腿垂到了地上。④

及至唐代，各种各样的高足坐具已相当流行，垂足而坐已成为标准姿势。1955年在西安发掘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之兄高元珪墓，发现墓室壁画中的墓主人像。他端坐椅子上，双足并排放在地上，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已有标准垂足坐姿的证据。可以肯定地说，在唐代时，至少在唐代中晚期，古代中国人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席地而坐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坐姿的革命性改变。

用高椅大桌进餐，在唐代已不是稀罕事，不少绘画作品都提供了可靠的研究线索。如传世的《备宴图》，描绘了宫中大宴准备情形：在巍峨殿宇的侧庭，摆着大方食桌和条凳，桌上摆满了餐具和食品。再看敦煌473窟唐代宴饮壁画，画中绘一凉亭，亭内摆着一个长方食桌，两侧有高足条凳，凳上面对面地坐着9位规规矩矩的男女。食桌上摆满大盆小盏，每人面前各有一副匙箸配套的餐具。这已是众人围坐一起的会食了，这样的画面在敦煌还发现了一些，构图区别不大。

还有西安附近发掘的一座唐代韦氏家族墓中，墓室东壁见到一幅《野宴图》壁画。画面正中是摆放食物的大案，案的三面围放着大条凳，各坐3个男子。男子们似乎还不太习惯把双腿垂放下地，依然还有人采用盘腿的姿势坐着。还值得一提的是传世绘画《宫乐图》，图中十多个作乐的宫女，也是围坐在一张大案前，一面和乐，一面宴饮。有一宫女手执长柄勺，正将大盆内的饮料分斟给她的同伴们，有的宫女正端碗进饮。所不同的是，她们坐的不是多人合用的大条凳，而是一种很精致的单人椅。

大约从唐代后期开始，高椅大桌的会食已十分普通，无论在宫内或是民间，都是如此。家具的革新直接影响了饮食方式的变化。分餐向会食的转变，没有这场家具变革是不可能完成的。据家具史专家们的研究，古代中国家具发展到唐末五代之际，在品种和类型上已基本齐全，这当然主要指的是高足家具，其中桌和椅是最重要的两个品类。家具的稳定发展，也保证了饮食方式的恒定性。

2016年，我国境内民用航空（颁证）机场共218个（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以下简称境内机场）。

2016年我国境内机场全年完成旅客吞吐量101635.7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1.1%。分航线看，国内航线完成91401.7万人次，增长10.3%；其中内地至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航线完成2764.5 万人次，下降1.4%。国际航线完成10234.0万人次，增长19.3%。

全年完成货邮吞吐量1510.4 万吨，比上年增长7.2%。分航线看，国内航线完成974.0 万吨，增长6.1%；其中内地至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航线完成93.6万吨，增长4.2%。国际航线完成536.4万吨，增长9.1%。

全年完成飞机起降923.8万架次，比上年增长7.9%；其中运输架次为793.5万架次，增长8.8%。分航线看，国内航线完成842.8万架次，增长7.1%；其中内地至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航线完成20.3万架次，下降2.8%。国际航线完成81.0万架次，增长16.9%。

2016年，年旅客吞吐量1000万人次以上的机场有28个，较上年净增2个，完成旅客吞吐量占全部境内机场旅客吞吐量的79.1%。年旅客吞吐量200～1000万人次的机场有21个，较上年净减1个，完成旅客吞吐量占全部境内机场旅客吞吐量的12.8%。年旅客吞吐量200万人次以下的机场有169个，较上年净增7个，完成旅客吞吐量占全部境内机场旅客吞吐量的8.1%。

知识产权广义上是关于无形智力成果的专有权利，是通过排除他人的主张和干预而独占智力成果的开发和使用，进而获得独占权益的制度。基于知识产权的____________属性，财产理论成为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理论。具体到知识产权与公共领域的二元关系中，则是一方面强调权利人作为财产权主体控制其权属范围内的一切资源而排除资源自由流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将公共领域作为知识产权潜在的“对手”，主张公共领域的边界和层次的发展压缩了知识产权的权属范围，限制了知识产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利的功能实现。

为了避免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而造成资源损耗，通过财产制度赋予主体对特定资源的所有权，可以确保资源的使用受到合理规范和控制。同时，财产所有权的确立在减少资源损耗的基础上增加财产使用带来的收益，引导财产主体进一步投入、开发和使用资源本身，形成资源不断增值和收益的良性循环。

智力成果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具有无形属性，在创造、传播和使用过程中不会产生“公有物的悲剧”中资源过度使用的困境。然而智力成果缺少法律制度的规范而允许不受限制的自由使用，造成的不利后果则是权利主体无法就智力成果的价值进行有效的收益，最终导致智力创造活动激励不足而无以为继。巧合的是，财产化智力资源能提供充裕的行为激励而解决这个问题。在经济学理论的背景下，知识产权依托财产理论实现重要的制度功能——鼓励智力创造活动，这又与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目的相契合。

问题在于，财产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资源的开发和使用。资源的财产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反而会阻碍后续开发和使用行为。知识产权领域也有类似的矛盾。在传统的生物制药领域，基于专利申请而不断增加的专利数量不仅没有进一步促进研发创新，反而由于权属复杂分散难以整合而导致后续研发的成本过高，最终阻碍生物制药行业的发展。类似的，版权领域内的演绎行为的权利传统上归属于作品原作者。然而，滑稽戏仿等创作行为本身是对原作品进行丰富和发展的合理手段，通过转化性的创作来体现不同于原作者的目的和意图，能有效丰富社会整体文化技术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实践中各国在版权立法方面将滑稽戏仿规定为版权的例外并允许类似行为的实施。显然，坚持绝对的演绎权利必然压缩演绎作者创作的空间，抑制基于原作品的演绎行为。因此，知识产权制度在理论构建过程中不能依赖财产化思路将智力资源完全专有化，而应该在财产化的过程中兼顾其他策略来实现知识产权的制度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