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步就是明确爱是一种艺术，正如生活是一种艺术一样。①我们想知道如何爱，②必须遵循我们学习其他任何艺术的同样方法，诸如学习音乐、绘画、木工或医学技艺及工程艺术的方法。

在学习任何一种艺术时，必要的步骤是什么呢？

学习任何一种艺术的过程都能够适当地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精通那门艺术的理论，另一方面熟悉那门艺术的实践。如果我想学习医学技艺，我必须首先了解人体结构和各种疾病，但当我具备了这一方面的全部理论知识时，根本不意味着我在医学技艺上是合格的。只有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把我们的理论知识成果和我们的实践成果融为一体，即变为我的直觉——这是任何一门艺术的要素——之后，我在技艺上才变得精湛起来。当然除学习那门艺术的理论和实践外，为驾驭任何一门艺术，第三点也是必要的要素，即要使艺术精湛必须极其关心这一问题，在我的心中必须是：没有什么比此艺术更重要的事情。

这适用于音乐、医学、木工和爱的艺术。这里有着为什么在当代的文明中，人们很少尝试探究爱这门艺术的答案，尽管他们明显地失败，尽管他们对爱如饥似渴，但却又认为几乎每一件事都比爱重要：成就、名望、金钱、权利——几乎人们的所有精力都被用来研究如何实现这些目标，难怪乎没有谁来学习爱的艺术。

2013年末，吉林省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130914个，比2008年（2008年是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下同）增加6487个，增长5.2%；产业活动单位157542个，增加5490个；个体经营户972280个，减少12861个，其中：有证照个体经营户719319个，增加50818个。

2013年末，全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487.3万人，比2008年末增加15.9万人，增长3.4%。有证照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181万人，比2008年末减少34.2万人，下降15.9%。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制造业155.8万人；建筑业53.8万人，占11.0%；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53.8万人，占11.0%。在有证照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67.4万人，占37.2%；批发和零售业63.0万人，占34.8%；住宿和餐饮业22.6万人，占13.0%。2013年末，全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资产总计65441.9亿元。其中，第二产业企业资产总计27113.9亿元。

在当今知识社会，学科门类越来越细化，各种专业术语层出不穷，各种学说流派、各种观点五花八门。社会知识总量的快速膨胀，带来了学科间的认知障碍，很难再出现通晓各门学问的宗师大家了。但学者以学问立身，并不主要看其涉猎学科领域、通晓概念术语的多少，而是看其是否具有稳定的价值系统，立言立行是否具有一以贯之的标准。

学者作为一个社会的文化传承者和文明守望者，未必一定要绝顶聪明，重要的是有着对真实知识的执着心，有着推己及人的学识修养，有着稳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标准，因而可以超然物外，成为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真伪善恶的一把直尺。而这恰恰是精于利益算计、价值标准游移不定的“聪明人”做不来的。

是否保持价值标准的一致性，不仅是学理的要求，也是学品的要求。学者“外察诸物，反求诸己”，没有内心的澄明，反思自我的悟性不够，将会影响到对外部世界的审视能力，学业修为是很难登堂入室的，所谓“_____________________”。另一方面，即便学富五车，如果没有稳定的价值立场，所掌握的知识只能是浮萍飞絮，这样的人很容易趋炎附势，物化为权力和金钱的附庸。

学品如人品，评判学品高低，辨别人品优劣，是要听其言而观其行的，要从知与行是否具有一致性上，判断其价值系统的稳定性。知行能够统一，知识的修为和道德的完善就能够相得益彰；知行如果相悖，言行表里不一，秉持多重价值标准，势必造成道德取向的分裂。所以，有没有道德品行的自觉自律，对知识的态度是大不一样的。当学业失去了道德内化的意义，成为单纯牟利的知识工具时，离自欺欺人也就不远了。辨别学者的理论观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看其能否保持价值标准的一致性，能够言行一致的就是真学，不能言行一致的就是伪学。

包括食品安全标准在内的任何强制性技术标准的制定，必然建立在“可标准化程度”这一概念基础上。这是为研究某领域是否适合以单一标准进行一体化治理所创造的分析工具，其含义是指“管制者在事前能否以适当的成本识别被管制行为的类型及其后果，以便更有效地进行统一执法”。______某领域风险类型单一，致害原理相同，______致害性呈匀质化分布，表明其可标准化程度较高，反之，则较低。风险行为的可标准化程度高低决定了其是否适合以“一刀切”的强制性标准进行一体化治理。

对于可标准化程度较高的食品风险而言，理想意义上的立法设计应通过全面风险评估，以社会总风险最小化为目标，设定“社会最优”的食品安全标准，并交由行政机关统一实施。作为实施层面的“查漏机制”，私法仅在食品安全标准未被执行的情况下，通过民事诉讼发挥私人监控优势及其责任威慑效果，督促行为人积极遵守既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在这样的公私法合作框架下，遵守食品安全标准的事实将作为免除民事责任的抗辩事由，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也将在私法上得到直接评价。因为“社会最优”标准的设定已经过全面权衡和通盘考虑，并选取了社会可接受的最佳标准。

由于食品风险本身的特殊性，理想意义上的“社会最优”标准固然不是零风险标准，但该标准的设定必然经过全面风险评估和收益权衡。正如社会最优的农药残留标准仍有剩余风险，但若执行零残留标准，人类将面临更严重的食物短缺风险，因而该标准的制定需要全面权衡农药残留的致害成本和农药带来的农作物增产收益。这背后是一种社会总成本与总收益的权衡。符合社会最优标准的食品固然仍可能致害，但此种加害行为已不具有法律上的可归责性，这是人类追求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而必须承受的副产品。

如此看来，法学家们显然是基于理想意义上的立法设计才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我国现有且未来将要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均属社会最优标准。但实际上，参与立法的学者可能过于自信。社会最优标准属于纯粹的专业技术判断，用经济学术语表述，即“社会总成本最小化”的标准——其在风险行为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达到。通俗地讲，当再提高一个单位的食品安全标准将会增加社会总成本时，便达到了社会最优标准。由于社会最优标准的等级和精准度要求极高，现实中多数食品安全标准都难以企及。这一方面是因为食品风险可标准化程度的制约，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业化时代的食品安全风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给科学上的因果关系判断提出了极大挑战，设定食品安全标准所依赖的风险评估和成本—收益衡量也因此面临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当技术理性无法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时，标准制定者的政策决断和抽象价值判断就变得不可或缺。因此，现实世界中的食品安全标准注定是一个兼具技术性和政策性的双重判断。尤其是在各类产业政策导向和利益集团博弈条件下，具有利益分配效果的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更是难以达到所谓“社会最优”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