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5月29日公布《2011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报告对政府部门使用淘宝体发布公文或公告等严肃文件表示批评，称官方语言不应过于随意。相比舌尖上的美食，舌尖上的语言显然是一种流窜于口舌之间，更为自由灵动的话语创造潮流。当网络与微博兴起，僵化的政府公文与自由跳跃的舌尖语言，便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从政府招聘公告到警方通缉令，“亲”、“包邮”、“好评”的“淘宝体”语言遍地开花，这常常让习惯了政府部门肃颜冷面的公众，受宠若惊得“不知今夕何夕”。

当人人都在叹息“陌生人时代”的冷漠时，开口闭口不离“亲”的“淘宝体”，用一层温情的面纱，将冰冻的人际关系解冻。同时被解冻的，还有契约失守下普遍弥散的不信任感。诸如“查收”、“包邮”、“好评”等“淘宝体”，无不包含着契约达成，买卖双方合作愉快的意味。

由此观照“淘宝体”公文现象，或可被视为政府部门为完成服务契约，努力打破过往“门难进脸难看”官僚作风的尝试。不过，倘若非要在政府公文是否该用“淘宝体”上较真，也许只是把焦点瞄向了伪问题。因为看似亲民的“淘宝体”，更多不过是语言的假象，用与不用都难以击中权力谦卑的命门。倘若权力不能在日常运作上，真正俯身为民，诚心为公共利益服务，让公众感受到诚意，即使公文语言用得再亲民，也难以摆脱“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观感。

政府部门意识到以改变语言方式来改善公共服务，是好事。但要真正学习到“淘宝体”的精髓，恐怕还需要在遵守契约规则、改善公共服务理念上下工夫。就像许多网民所期待的那样：“交税应该用支付宝。政绩出来再确认支付。好评差评看心情。不给老百姓办事就申请退款。官员跟在屁股后面说：亲，给好评呀，亲！亲，政绩做出了！请查收，亲！”这恐怕才是学习“淘宝体”的应有姿态。

2500年前诞生的《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兵书，代表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最高境界，但是它的作者究竟是谁？

司马迁在《史记·孙武吴起列传》中说，孙武和孙膑都确有其人，孙武生于春秋末期，孙膑则晚100多年，生于战国，各有兵法传世。由于孙武是春秋末期吴王的客卿，孙膑在战国中期的齐国担任过军师，因此班固在《汉书》中把孙武的兵法叫《吴孙子》，把孙膑的兵法叫《齐孙子》。《吴孙子》就是一直流传于世的《孙子兵法》，而《齐孙子》（《孙膑兵法》）在魏晋时已无记载。

唐宋以后，有人对《孙子兵法》及作者提出疑问，认为此书源于孙武，却完成于孙膑；也有人认为先秦著作往往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唐代杜牧说，孙武的兵法原有数十万言，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以成此书；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等不但怀疑《孙子兵法》其书为伪，甚至怀疑孙武、孙膑为同一人。

孙武与孙膑是否同为一人？他们各自是否都有兵书留世？此谜在20世纪70年代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的考古发掘中被解。1972年，临沂地区偶然发现一座汉墓，陪葬品中有大量竹简，其中包括《孙子兵法》(105枚)、《孙膑兵法》（232枚），这批竹简经刮削、烤炙而成，做工精细，两端平整，无刀削痕迹，系先用锯锯成而后锉磨而成。银雀山汉简的形制、书写格式、篇题的处理及各式符号的运用等，均符合汉代的简册制度。

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带给世人最大的惊喜，莫过于还原了《孙子兵法》十三篇全貌以及《孙膑兵法》十六篇。经专家整理分析，银雀山竹简中的《孙子兵法》十三篇都有文字保存，这是现存最早的《孙子兵法》版本，成书于西汉初期，是最接近作者原始思想的版本，为校勘和研究《孙子兵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献价值非同一般。竹简本《孙子兵法》计2300余字，现存内容与宋代版本相比，有100多处不同点，十分值得研究。

竹简本《孙膑兵法》整理出222枚，共得6000字以上，该兵法在消失了上千年后，失而复得。该书整理出上、下两编，上编可以确定属于《齐孙子》，共十五篇；下编是还不能确定属于《齐孙子》的论兵之作。竹简本篇数大大少于《艺文志》著录本，也不是完善的版本。这些实物证据揭示历史上的孙武、孙膑并非一人，也印证了司马迁《史记》中有关孙武、孙膑记载的真实性，《孙膑兵法》确有其书。

哈佛大学生物学家马丁•诺瓦克写道：“合作是进化过程中创造力的源泉，从细胞、多细胞生物、蚁丘、村庄到城市莫不如此。”人类在力求迎接全球新挑战的同时，必须找到新的合作方式。利他主义必须是合作的基础。

愿意无私向他人伸出援手，提升了我们和子孙后代的生活品质。事实上，这甚至可能是生存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尽可能让更多人知道。

当前，人类面临着三项重要挑战：确保所有人拥有体面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满意度和保护我们的地球。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很难把上述要求统一到一起，因为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时间框架。我们担心每年的经济状况；我们关注自己终生的幸福；而我们对环境的忧虑，则主要是为了子孙后代着想。

但奉行利他主义原则需要进行取舍。即使自己有可能从中受益，负责任的投资者也绝不会轻率地利用客户一生攒下的积蓄进行冒险投机；一位充满爱心的公民总是先想到自己的行为会对社会造成何种影响；无私的一代会处处关爱地球，而这恰恰是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宜居的世界。利他主义让所有人都能更好地生活。

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似乎过于理想化，毕竟，心理学、经济学和进化生物学普遍认为人类的本性同样是自私的。但过去30年的研究表明，真正的利他行为确实存在，而且可以超越亲属和社区，兼顾人类甚至是其他物种的普遍福祉。此外，利他主义者并不一定会因善举而受损；相反，在自私者为自己和他人带来痛苦的同时，利他主义者往往会间接受益于自己的善举。

研究还表明，个人可以学会利他的行为方式。神经学家已确定了利他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学习来最终掌握：理解并分享他人感受的同理心、希望传播快乐的慈爱心和希望减轻别人的痛苦的同情心。

社会也可以向利他主义转化，这样的社会甚至可以比自私型社会更美好。对文化演变的研究表明，人类价值观可以以超过人类基因的速度发生变化。因此，如果要建设一个充满关爱的世界，我们必须先意识到利他主义的重要性，接着需要在人与人之间培育利他主义，并推动社会的文化变革。

关于“起床”，有人总结了一些有趣的心理学研究。在被叫醒的那一刻，我们的大脑需要完成一系列复杂的转换：环境安全检查→潜意识切换→神经系统启动→让四肢苏醒。这个过程被称为“切换启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潜意识接收到“醒来”的指令后，它会先检查一下周遭的环境是否安全，如果安全感很充足，潜意识就满意地准备下班了。于是，意识会接替潜意识逐渐控制大脑，切断梦境。然后，所有休息中的神经系统开始启动。当你的大脑逐渐清醒，它会下命令给四肢：伸展、坐起、揉眼睛、掀被子、下地。这整个过程，需要有足够的时间与安全的环境来启动大脑。

我们很多人，担心叫不醒别人，常会用“锲而不舍”的大噪音来叫别人起床。比如一直对着对方喊“起床了，起床了……”，直到他坐起下地才罢休；或者一直摇晃对方的身体，摇到对方起来为止。很不幸，这都属于“杀伤性叫醒”，即用惊醒的方式切断启动过程，让人立即恢复意识。这种粗暴的方式会带给人极糟的影响。

睡眠是由潜意识负责的，睡着时它非常活跃，会接收大量的外界信号，并保留下来，制作成梦境，如果在此时被“粗暴”地惊醒，潜意识就会戛然而止，它还没来得及叫意识来接班，就仓皇逃离，这个时候“惊吓”的记忆和感受，会很容易在潜意识中沉淀下去，形成深层的惊悚，导致神经系统的紊乱。小则令人起床后迷迷糊糊，把鞋油当牙膏；大则一天浑浑噩噩，头脑不清。长期以来都被“杀伤性叫醒”，会带来一系列神经或心理的问题，比如被坏情绪控制、冲动易怒、心境低落、反应迟缓、注意力涣散等等。

再有，人在睡眠时，对环境的安全感要求非常高，“杀伤性叫醒”往往会剥夺这种安全感。潜意识在检查环境时，觉得不安全，于是人在极度不安、恐慌、焦虑的环境中醒来，就会出现一些防御行为，比如攻击叫醒人，冷漠麻木，或者情绪崩溃等。

如果希望你的亲朋好友安全地醒来，一定要避免使用“杀伤性叫醒”。叫醒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温柔与耐心，让一个人感到足够的安全。你可以用一些舒缓的乐曲叫人醒来。如果有一些特殊环境音，比如清脆的几声鸟叫、小溪潺潺声等也不错。

长远以来，中国就重视文化立国，礼治即表现在国家治理中体现出文化的精神。儒释道、诸子百家文化数千年来成为中国人的思想血脉，影响了各个朝代的主流思想。“仁义礼智信”“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理念，对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以及全体中国人的人格言行影响很深。众所周知的如《论语》《大学》等成为数百年来包括帝王在内的治国理政者们的必读书，历史上国家治理者推行“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等理念和做法，都是礼治的表现。

中国历史的主流，与其说是人治，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思想影响下的帝王及士大夫们在治理国家。虽然经历许多次改朝换代，期间也有一些_______________的帝王，但中国社会治理的背后，总体来说都有着中国文化思想作为底蕴，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_______________。

在礼治之下，总体来看中国历史上也发展出了与其相应的法治，有法制体系以规范社会治理的各方面。比如有监察制度以保证官员廉洁奉公，有官员选拔制度以保证任人唯贤，等等。就监察制度来说，唐朝就有“四善二十七最”“六察法”等，对官员的监察和考核进行严格详细的规定。对皇帝本身，也不是没有约束制度。比如在唐朝三省六部制下，虽然最高命令是皇帝诏书，但诏书由中书省拟撰，后经门下省复审。门下省如果认为不妥，可以“封驳”，也就是把皇帝命令挡回去。“封驳”在汉代已经出现，唐代“封驳”的例子屡见不鲜，宋朝也延续了这一制度。明朝来华多年的传教士利玛窦也注意到，“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对法治的推崇，屡见于古代经典。比如《管子》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荀子认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这些思想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些人质疑中国历史上是否有法治，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国人应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时期，整个社会能按照一定规则和制度来进行治理，并实现较长时间的良性运转，至少应说是具有相当程度上的法治特色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就认为“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连《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

当然中国历史上的治理，有时代的局限性，也有很多不完善乃至糟粕的东西，但我们不应简单以人治抹杀中国古代治理经验，从而失去了取其精华的机会。比如历史上的监察制度、选官制度等经验就值得借鉴。笔者也注意到，历史上治理较好的时期，都是那些文化较昌明开放的时代，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当文化精神比较衰退、保守的时候，便出现社会治理和制度的相对颓废。所以今天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法治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应大力加强“礼治”，注重夯实优秀传统文化的内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