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历史学家曾经纠结于是否将采集狩猎时代写进历史，因为他们大多缺乏相应的研究技术，无法了解一个没有文字证据的时代。通常来说，研究采集狩猎的不是历史学家，而是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史前历史学家。

②在缺乏文字证据的情况下，学者们常常采用三种截然不同的证据来了解这段时期的历史。第一种是远古社会留下的物质遗迹。考古学家解读人类骨骼、石器和其他历史遗迹，研究远古人类及其猎物的遗骸，或者某些物品的残留物，如石器、制作品或者食物残渣。此外，自然环境中的一些研究证据，也可以帮助学者们了解气候和环境变化。我们没有发现多少人类历史最早时期的骨骼遗迹，能够确认属于现代人类的骨骼遗迹，最早只能追溯至16万年前。尽管如此，考古学家仍能从支离破碎的骨骼遗迹中读取大量令人震惊的消息。比如，通过研究从海床和数万年前形成的冰盖中提取的花粉和果核样本，考古学家们已经成功地重构了当时的气候和环境变化模型，而且准确度越来越高。此外，半个世纪以来不断改进的年代测定技术，让我们能更加准确地推算年代，从而为整部人类历史编纂更加准确的大事年表。

③第二种用来研究早期人类历史的主要证据，来自于对现代采集狩猎部落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必须_______，因为现代采集狩猎者毕竟来自现代，他们的生活方式或多或少受到现代社会的影响。尽管如此，通过研究现代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古代小型采集狩猎部落的基本生活方式。这种研究可以帮助史前历史学家更好地解读为数不多的史前考古证物。

④近年来，基于现代基因差异进行对比研究的新方法，成为研究早期人类历史的第三种途径。基因研究可以测定现代族群之间的基因差异程度，帮助我们推测自己族群的历史，以及确定远古人口迁移时，不同族群分散的时间。

⑤要将这些不同类型的证据整合进一部世界历史并不简单：首先，大多数历史学家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训练；其次，考古遗迹、人类学成果和基因研究会产生不同类型的信息，这些信息和大多数专业历史学家视为首要研究基础的文字记载是截然不同的。来自于采集狩猎时代的考古证据，无法像书面材料一样记载个性化的细节，但它可以揭示许多关于人类生活方式的信息。整合这些不同学科领域的真知洞见，是世界历史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尤其在研究采集狩猎时代时，它是我们必须直面的挑战。

替《王干随笔选》“帮腔”者有两位，其中一位是原文化部长、著名作家王蒙。王氏以短短数行，披露往事一桩：父亲辈的王蒙结识儿子辈的王干，仰仗的是爷爷辈的胡乔木。王蒙叙事，素有讲究。这段“忆旧”列出风云学界的圣贤任继愈、金克木、季羡林，言之凿凿。寥寥数十字中，五六个人抱团纠结，互为策应，大有深意存焉。对小王来说，借老王之嘴，为自家新书鸣锣，绝非谬托知己。

新时期以来，言路广开，催生出文坛无数“对话录”。只是泥沙俱下，多数讨人厌烦，有的一味偏激，只顾凸显个性，有的插科打诨，止于相互调情。而对话之应有货色，诸如问题探讨、理念交锋、志趣对决等，则几近于无。有此前因，“二王”对话出笼之际，众人并不看好，即使闪耀出“王干干王蒙，王蒙蒙王干”的亮点，仍被误为二人心领神会的噱头。乃至读对话，学问一点点水落石出，价值一点点雾去山明，人们方明白何谓铜与金，何谓骡子与马不一般。

打出道算起，王干舞文弄墨近30余载。虽童颜依旧，但已脱尽生涩。就说这本《随笔选》，文字活泼如蝴蝶，气韵爽然如晨光，道行深幽如潭水，格局早已逸出小文坛，放眼大文化。如将他归类于杂家，并无不当，其品相、质地，皆纯正可靠，不乏“高人”端倪。一位成天读书的朋友，摇头晃脑向我鼓吹此书。他的意见是，假如你手头不空，就先干正事；如果你闲着也是闲着，就不妨翻翻，多数篇什，是会叫人开卷释怀的。

前几日上街买书，老板温文尔雅，喜欢阅读，尤爱随笔类，将一段句子背给我听：“随笔的功夫不在笔头上，而在人身上。一个工于心计的人写不好随笔，一个缺乏幽默感不能自我解嘲自我反思的人写不好随笔，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不配写随笔，一个光知道掉书袋的人与随笔无缘。”此乃王干随笔生涯之心得，写在书尾“后记”里。老板背完，含笑相问：“任老师，王干的体会是不是很有见地？”

我替王干高兴，十位评论家对你的弘扬，抵不过一位书店老板对你的欣赏。前者言而无信，常常被人识破；后者借助切磋，可直接让读者掏出钱来，抱书回家。“名人为你助兴，固然雅致；生人替你卖书，才算实惠。老弟，你就偷着乐吧！”

某餐馆菜单上有芹菜肉丝、清蒸鲈鱼、毛豆仔鸡、糖醋排骨4道菜。甲、乙、丙、丁各点了其中的2道，没有一道菜四人都点，也没有一道菜四人都不点。已知：
（1）只有甲点清蒸鲈鱼，丁才点芹菜肉丝
（2）如果丙点清蒸鲈鱼，则乙和丁也点清蒸鲈鱼；
（3）如果乙在芹菜肉丝和清蒸鲈鱼中至少点一道，则乙也点毛豆仔鸡；
（4）如果丙在芹菜肉丝和毛豆仔鸡中至少点一道，则丙也点清蒸鲈鱼。

采集蝴蝶标本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非常流行。英国大蓝蝶的标本很受欢迎，它不很大，也不很蓝，并不特别美丽，但数量稀少，且生活在人迹罕至的荒野。即便如此，仍然有大量的大蓝蝶被制作成标本。在19世纪末，已经开始有人呼吁保护它。进入汽车时代，到大蓝蝶栖息地更加方便，有的地方的大蓝蝶已经绝迹，保护更为迫切。1930年，英国建立了第一个大蓝蝶保护区。九年之后，保护区内的大蓝蝶种群灭绝了。此后，虽然保护区越来越多，但是大蓝蝶的数量越来越少。20世纪50年代，英国还有数万只大蓝蝶，到1972年只剩下300多只。1975年，英国通过《野生动植物保护法》，首次把大蓝蝶列为法定保护对象，但已无济于事。1979年，英国最后一只大蓝蝶死去。这是为什么呢？

每年六、七月间，是英国大蓝蝶飞翔的季节。大蓝蝶成虫的寿命只有四五天，在短暂的生命结束前，雌大蓝蝶必须找到合适的百里香产卵。百里香必须是生长在红蚁巢的边上，而且含苞待放。卵被产在百里香的花蕾里。一两周后，大蓝蝶幼虫孵化出来，就以花为食，大约两周，在蜕了三次皮后，幼虫掉到了地上，等待红蚁。幼虫靠分泌蜜汁吸引红蚁。红蚁将其带回蚁巢，为了得到蜜汁，它会用触角拍打它。蜜汁分泌完时，幼虫就有生命危险，这时它会像红蚁幼虫那样蠕动，发出红蚁的气味和声音，让红蚁误以为它是蚁巢中的一员。

大蓝蝶幼虫要在蚁巢中整整待上十个月，不仅能躲避天敌，还以红蚁的卵和幼虫为食。但是大蓝蝶幼虫仍然面临重重危险。红蚁蚁后会误以为它是一只以后也将变成蚁后的超级红蚁幼虫，而让工蚁杀死它；如果蚁巢规模太小，或者又来了另一只大蓝蝶幼虫，食物不够，最终也会饿死。

但红蚁本身对生活环境也有要求：它们喜欢温暖，在朝南向阳的山坡筑巢，地面上草的高度最好只有2~3厘米，因为草太高会遮住阳光，蚁巢温度太低，红蚁幼虫会冻死。当大蓝蝶的栖息地被划为保护区后，禁止烧荒、放牧，野草疯长；本来还有野兔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草的生长，但在20世纪50年代，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病毒入侵英国，使野兔的数量锐减99%。草越长越高，大蓝蝶依赖的红蚁迅速消失，被另一种较耐寒的红蚁取而代之。这种红蚁也喜欢吃蜜汁，但它们能识破伪装，将大蓝蝶幼虫杀死。等到草皮高度超过10厘米，连百里香也难以生长、繁殖了，等人们发现这一奥秘，已经太迟了，英国大蓝蝶灭绝了。

为了让大蓝蝶再次飞翔，英国逐渐恢复了52处百里香草地，并通过割草、放牧控制草皮的高度，红蚁数量随之上升。1983年，大蓝蝶被从瑞典带到英国。到2008年，已有上万只。大蓝蝶成了第一个成功获得重生的濒危蝴蝶物种。

甲、乙、丙、丁4人为室友，来自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毕业时都考上了研究生，录取她们的有师范大学、医科大学、财经大学、农业大学，已知：甲考上的不是农业大学，考上农业大学的是江苏人，丙考上了师范大学，丁是湖北人。

消费品企业有充分的理由去开展数字化转型。消费端是最活跃的市场，对消费者和消费市场的理解早已融入消费品企业的基因，数字化则为消费品企业提供了全新的消费者洞察机会。①

首先，消费品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动力之一是增加与消费者的互动。多年前，消费群体几乎是隐形的，企业通过发邮件或在电视上打广告的方式来做营销。在数字化的今天，企业营销开始注重每一位个体消费者、强调点对点的互动。数字化做得好的消费品企业会去了解每一个消费个体的喜好和行为，从而获得非常细致的消费洞见——某个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促销活动适合这位消费者，以及何时是联系这位消费者的最佳时机等。②

消费品企业的第二项数字化转型动力是提供数字产品和服务，以及用数字化的方式销售产品和服务。长期以来，消费者熟知的大型消费企业需要通过层层分销才能将产品送入零售终端，这里面存在很大的优化空间。数字化时代出现了更多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营销渠道，企业不仅能够通过这些渠道销售实物产品，也能提供数字化的产品和服务。③

消费品企业的第三项数字化转型动力是提升运营效率。金融、互联网技术、人力资源领域中，不少此前由人来完成的工作，目前已经可以被数字工具替代。例如，一些公司设计出算法，从大批简历中筛选重点信息，为应聘者打分，快速向人力资源部推荐理想的候选者。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此类数字化技术提升运营工作效率的例子。对于消费品企业来说，运营效率的提升意味着可以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理解消费者、进行品牌建设以及开发产品等核心业务中。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