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研究人员曾经做过一个很有趣的试验：他们建立了一个工厂，试着用污泥来生产燃料。他们先是通过机械方法去除污泥里的大部分水分和泥沙，然后将干污泥放进高温蒸馏器中，结果发现：蒸馏之后得到的气态组分转化成了燃油，而固态组分转化成了炭。于是，这家工厂开始利用这种方法生产燃料，每吨污泥可以生产2桶燃油和0.5吨烧结炭。从那以后，随着对城市污泥组成的进一步了解，人们渐渐意识到，污泥中富含碳、氮、磷等资源性物质，这些物质让污泥拥有了变废为宝的可能性。如今，世界多国的科学家都在城市污泥的资源化利用方面做出了大量研究成果，开发了许多城市污泥的利用途径。
虽然污泥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但是要想把污泥变成资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污泥的处理处置要一步步来：首先要经过减量化和稳定化处理，也就是减少污泥的质量和体积，并且降解污泥中的易腐有机物质；然后进行无害化处理，使其不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不会危害人体健康；最后才是资源化处理，也就是回收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质和资源。每一个过程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污泥处理处置技术。例如：浓缩、脱水适用于减量化处理，厌氧消化、好氧堆肥、焚烧适用于稳定化处理，厌氧沼气回收、焚烧热能回收、土地有机质利用、建材无机质利用等技术可用于资源化处理，等等。当然，其中有一些技术可以同时满足多个处理目标。
乍一看，污泥的处理处置有这么多技术路线，似乎“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综合考虑技术的成熟程度、经济成本、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等因素，厌氧消化技术仍然是最值得关注的技术之一。这种技术利用厌氧微生物，将污泥中的大分子有机物分解为甲烷、二氧化碳、水等简单化合物，产生的沼气可以用作绿色燃料。厌氧消化技术在解决了污泥污染问题的同时，还顺便实现了生物质能的回收，可谓一举两得。但是很可惜，这种技术在我国的应用和运行遇到了很多困难，国外厌氧消化技术装备在我国的运行稳定性很低，效率也不尽如人意。
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污泥泥质特点与国外存在巨大差异。我国污水厂污泥普遍存在微细砂含量高、有机质含量低的特点，而且污泥组成非常复杂，既含有碳、氮、磷等资源性物质，也含有重金属、难降解有机物、微塑料等污染性物质。另外，我国人口密度高，城市污泥的处理量很大。因此，开发适合我国污泥泥质特点的高级厌氧消化技术迫在眉睫。

从花粉到花生，让人类产生过敏变态反应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变态反应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变态反应”这一术语是儿科医生冯·皮尔凯和贝拉·锡克在20世纪首先提出的。几乎同一时期，“过敏症”使生理学家查尔士·里歇声名远播并荣膺1913年诺贝尔奖。此后多年，变态反应研究始终将过敏视为一种病态或障碍，极少有科学家探询究竟为何存在这种严重而有潜在危险的免疫反应，更不用说免疫系统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对貌似无害，却经常充当过敏原的物质作出反应。

20世纪60年代有关多细胞真核寄生物引发免疫反应的研究回答了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发现，人体如果受到蠕虫这种寄生虫的感染会导致高含量免疫球蛋白E的生成，而引起变态反应的正是这一抗体。从那时起，有种观点盛行不衰：在进化中，人体为抵御寄生虫，发生变态反应，却把免疫反应的目标弄错了。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玛吉·普罗菲特在1991年对变态反应作出了一种非主流理论解释。她推测，在进化中，变态反应的形成是为了启动免疫系统，保护我们不受环境毒素（例如有毒的植物化学物质和毒液）的伤害。过敏原在多数人看来是无害的，但有很多事实上就是毒素。所以，与其把变态反应看成对蠕虫目标锁定有误的反应，倒不如视之为一种有益的反应，目的在于防御环境中的有毒物质。

虽然“毒素假设”至今仍不受生物医学界重视，但是其仍有一定合理性。首先，流鼻涕等过敏症状可以理解为身体力求摆脱过敏原的一种尝试，类似于食物和空气中的有毒物质引起类似的驱逐反应。其次，变态反应往往发生在接触毒素后的几秒钟或几分钟内，与需要一定时间方才显现的蠕虫感染相比，有一定差异。此外，患有过敏症的人常对过敏原变得极度敏感，环境中稍有微量便立即反应。考虑到对细菌和病毒的免疫反应都不能如此灵敏，对蠕虫表现得如此敏感就不是那么令人信服了。最后，充当过敏原的物质多种多样。“蠕虫假设”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的物质都能造成变态反应，但“毒素假设”却预料到这些过敏原可能共同具有一种造成伤害的能力。“毒素假设”也无法直接解释面对环境中哪怕是微乎其微的过敏原，肌体为什么有时候会作出如此严重的、潜在致死的过敏反应。

过敏症的多数患者会发现，变态反应可能有益的说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反应的好处可能类似于疼痛的好处：疼痛固然给人带来不快，但这种不快会帮助我们避开损害我们肌体的环境原，从而使我们更有幸存的可能。

①此前有一些研究表明，把年轻小鼠的血液注入到老年小鼠体内，可以让老年小鼠返老还童。这给人一种提示，人类可以通过输入年轻人的血液来实现抗御衰老和延长寿命的愿望。尽管这种抗衰老的方式存在伦理问题，但在当时被视为一种突破。

②最近又有新的研究表明，这种抗御衰老的方式可能只是梦想，而非理想。

③2016年11月22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工程系副教授伊琳娜·康博伊的研究小组在《自然通讯》杂志网络版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年轻的血液”并不能成为逆转衰老的“有效药物”，但是在某些方面可能有益。

④康博伊等人的研究不同于此前的一些血液交换研究，而是在年轻小鼠和老年小鼠之间进行可控制变量的血液交换，也就是只能进行血液交换，不涉及其他物质的交换，例如排除器官共享对换血效果的影响。

⑤康博伊研究小组采用一种新的由计算机控制的血液交换设备，血液交换仅通过年轻小鼠和老年小鼠颈静脉上的导管进行，不对两只小鼠做外科手术。用于实验的两只小鼠分别相当于人的20岁和80岁年龄，它们的体重都是30克，相互交换的血液量为150微升。大约在24小时后，随着血液的流动，两只小鼠相互交换的新血液就可以与原来体内的血液充分混合。

⑥5天之后，研究人员再对两只小鼠的生理状况进行细致观察。老年小鼠并不像过去的研究所描述的那样返老还童，而只是伤口愈合，疤痕更小了一些，同时有一小部分肌肉组织确实获得了再生能力，而且这种肌肉改善仅限于尚且年轻的那部分肌肉组织，但已经老化和纤维化的组织并未因为输入了一些年轻血液而获得机能的新生。除了肌肉组织外，输入了年轻血液的老年小鼠的肝脏组织也没有发生年轻化的改变。最明显的是大脑组织中负责记忆能力的海马体，研究人员没有观察到其中神经元有明显的再生。衡量衰老和年轻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负责记忆功能的海马体是否有新的神经元生长，如果有，则记忆功能会改善，反之则记忆会衰退。记忆衰退是一个明显的衰老标志。根据这种情况。研究人员认为，________________。

⑦这项研究还有一个更为惊人的结果：输入了一些老年小鼠血液的年轻小鼠变得机能衰退。本来生机勃勃、身体健康的年轻小鼠在换血之后一下子进入了风烛残年，老态龙钟，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和老年小鼠一样衰老。

⑧为什么康博伊等人的研究没有得出与过去其他研究一致或相似的结果？对此，康博伊的解释是，年轻的血液中并非含有能够逆转衰老的物质，而是年老的血液中含有一些抑制因子，这些抑制因子造成了生物体的机能衰退和老化现象。过去的研究观察到输入年轻血液后，老年小鼠的肌肉和肝脏组织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改善，可能是因为年轻的血液稀释了老年小鼠血液的浓度，使得抑制因子的作用也被削弱了。

⑨不过，康博伊等人的研究也有受质疑之处：一是年轻小鼠和老年小鼠交换的血液量可能并不足以改善双方的身体机能；二是交换血液后的时间比较短，还不足以反映出生物体的全面机能；三是康博伊指出的血液中的抑制因子是什么以及是如何起作用的，也并不清楚。因此，只有弄清抑制因子是什么和有什么机能，才能确认输入年轻血液的确不会让人返老还童。

⑩当然，如果能证实抑制因子及其作用，未来想要逆转衰老，就可以通过清除抑制因子的方法来实现，用不着输入年轻血液。

①历史学家曾经纠结于是否将采集狩猎时代写进历史，因为他们大多缺乏相应的研究技术，无法了解一个没有文字证据的时代。通常来说，研究采集狩猎的不是历史学家，而是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史前历史学家。

②在缺乏文字证据的情况下，学者们常常采用三种截然不同的证据来了解这段时期的历史。第一种是远古社会留下的物质遗迹。考古学家解读人类骨骼、石器和其他历史遗迹，研究远古人类及其猎物的遗骸，或者某些物品的残留物，如石器、制作品或者食物残渣。此外，自然环境中的一些研究证据，也可以帮助学者们了解气候和环境变化。我们没有发现多少人类历史最早时期的骨骼遗迹，能够确认属于现代人类的骨骼遗迹，最早只能追溯至16万年前。尽管如此，考古学家仍能从支离破碎的骨骼遗迹中读取大量令人震惊的消息。比如，通过研究从海床和数万年前形成的冰盖中提取的花粉和果核样本，考古学家们已经成功地重构了当时的气候和环境变化模型，而且准确度越来越高。此外，半个世纪以来不断改进的年代测定技术，让我们能更加准确地推算年代，从而为整部人类历史编纂更加准确的大事年表。

③第二种用来研究早期人类历史的主要证据，来自于对现代采集狩猎部落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必须_______，因为现代采集狩猎者毕竟来自现代，他们的生活方式或多或少受到现代社会的影响。尽管如此，通过研究现代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古代小型采集狩猎部落的基本生活方式。这种研究可以帮助史前历史学家更好地解读为数不多的史前考古证物。

④近年来，基于现代基因差异进行对比研究的新方法，成为研究早期人类历史的第三种途径。基因研究可以测定现代族群之间的基因差异程度，帮助我们推测自己族群的历史，以及确定远古人口迁移时，不同族群分散的时间。

⑤要将这些不同类型的证据整合进一部世界历史并不简单：首先，大多数历史学家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训练；其次，考古遗迹、人类学成果和基因研究会产生不同类型的信息，这些信息和大多数专业历史学家视为首要研究基础的文字记载是截然不同的。来自于采集狩猎时代的考古证据，无法像书面材料一样记载个性化的细节，但它可以揭示许多关于人类生活方式的信息。整合这些不同学科领域的真知洞见，是世界历史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尤其在研究采集狩猎时代时，它是我们必须直面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