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食品安全标准在内的任何强制性技术标准的制定，必然建立在“可标准化程度”这一概念基础上。这是为研究某领域是否适合以单一标准进行一体化治理所创造的分析工具，其含义是指“管制者在事前能否以适当的成本识别被管制行为的类型及其后果，以便更有效地进行统一执法”。______某领域风险类型单一，致害原理相同，______致害性呈匀质化分布，表明其可标准化程度较高，反之，则较低。风险行为的可标准化程度高低决定了其是否适合以“一刀切”的强制性标准进行一体化治理。

对于可标准化程度较高的食品风险而言，理想意义上的立法设计应通过全面风险评估，以社会总风险最小化为目标，设定“社会最优”的食品安全标准，并交由行政机关统一实施。作为实施层面的“查漏机制”，私法仅在食品安全标准未被执行的情况下，通过民事诉讼发挥私人监控优势及其责任威慑效果，督促行为人积极遵守既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在这样的公私法合作框架下，遵守食品安全标准的事实将作为免除民事责任的抗辩事由，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也将在私法上得到直接评价。因为“社会最优”标准的设定已经过全面权衡和通盘考虑，并选取了社会可接受的最佳标准。

由于食品风险本身的特殊性，理想意义上的“社会最优”标准固然不是零风险标准，但该标准的设定必然经过全面风险评估和收益权衡。正如社会最优的农药残留标准仍有剩余风险，但若执行零残留标准，人类将面临更严重的食物短缺风险，因而该标准的制定需要全面权衡农药残留的致害成本和农药带来的农作物增产收益。这背后是一种社会总成本与总收益的权衡。符合社会最优标准的食品固然仍可能致害，但此种加害行为已不具有法律上的可归责性，这是人类追求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而必须承受的副产品。

如此看来，法学家们显然是基于理想意义上的立法设计才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我国现有且未来将要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均属社会最优标准。但实际上，参与立法的学者可能过于自信。社会最优标准属于纯粹的专业技术判断，用经济学术语表述，即“社会总成本最小化”的标准——其在风险行为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达到。通俗地讲，当再提高一个单位的食品安全标准将会增加社会总成本时，便达到了社会最优标准。由于社会最优标准的等级和精准度要求极高，现实中多数食品安全标准都难以企及。这一方面是因为食品风险可标准化程度的制约，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业化时代的食品安全风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给科学上的因果关系判断提出了极大挑战，设定食品安全标准所依赖的风险评估和成本—收益衡量也因此面临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当技术理性无法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时，标准制定者的政策决断和抽象价值判断就变得不可或缺。因此，现实世界中的食品安全标准注定是一个兼具技术性和政策性的双重判断。尤其是在各类产业政策导向和利益集团博弈条件下，具有利益分配效果的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更是难以达到所谓“社会最优”的目标。

材料一：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了三幅绘制于丝帛之上的精美地图——《驻军图》《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和《城邑图》。据考证，三幅地图距今已有2100多年历史，它们证明了西汉时期我国军事测绘已经较为成熟，其中的《驻军图》还是我国乃至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标有军事情况的地图。
三幅地图一个突出的特征，在于准确区分方向——图所示的方位都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更重要的是，这几幅绘图中蕴含了古人的找“北”智慧。
据现有考古研究，古人绘制地图时区分南北，主要利用的是日光和“北斗”。地球自转轴向两侧无限延伸，其中一侧的延长线，就从天空中北斗七星中天璇星与天枢星连线的五倍延长线上的北极星附近经过。四季轮回、斗转星移，古人通过肉眼或专用测量工具“望筒”等，很早就发现了“北极星位置基本不变”的现象。研究还表明，汉代甚至汉以前的华夏先民，就已经有能力比较准确地测量地理信息。比如，先秦时期，古人运用“北斗”等星象与地理信息的对应关系判断方位。到了汉代，人们对“北斗导航”的认知就更为普遍。根据《淮南子》中记载的“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就说明了古人的日常中，“北斗”判断方向已是通识。
正是基于古人对“北斗导航”的长期观察和运用，以及规、矩、准、绳等工具的发明，我国古代绘制的很多地图都具备较高的准确性。以《长沙国南部地形图》为例，地图虽未标明比例尺，但经测算，其主区比例尺约为1∶180000，相当于汉代的一寸折十里。图上所绘河流骨架、流向及主要弯曲等均和现代地图大体相似，所绘山脉和山体轮廓，范围及走向也大体正确，地图东半部分的方位角误差，也仅3%左右。
材料二：
“北斗+冬奥”雪上智慧运动服务系统主要为“高山滑雪”“越野滑雪”和“雪橇雪车”等项目提供运动员备战和赛事运营支持。它涵盖了运动员和教练、裁判、工作人员和赛事保障四个子系统：运动员科学训练服务系统、环境风速监测和决策系统、越野滑雪裁判智能辅助系统、工作人员雪场保障系统。例如，“北斗+冬奥”系统中的某个子系统部署于延庆高山滑雪中心，可以通过无人机航拍建模合成的实际赛场三维地形数据，实时监控赛场中核心赛道的多个起跳点位置的环境气象条件，尤其是对滑雪比赛最重要的横向和纵向实时风速信息。通过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与高精度激光测风雷达技术融合其它气象传感器，系统可以为冬奥会雪上运动赛场建立高精度位置网格化的实时气象数据，为赛事保障部门提供气象监测数据和超运动条件的预警信息，为冬奥会雪上运动赛事及日常运动训练的环境保障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材料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愿同各国共享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成果，共促全球卫星导航事业蓬勃发展。”北斗作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在与国际上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同台竞技的同时，必须用开放的胸怀融入国际导航大家庭，让全球用户愿意用北斗、用好北斗。北斗系统的发展既立足中国，又放眼世界，秉持和践行“世界的北斗”发展理念，坚持开放融合、协调合作、兼容互补、资源共享，在覆盖全球的基础上积极融入全球、服务全球。目前，北斗基础产品已出口到全球一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基于北斗的土地确权、精准农业、数字施工、智慧港口等在东盟、南亚、东欧、西亚、非洲等地区得到成功应用。中国北斗已经成为与“一带一路”遥相辉映的“太空丝绸之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民航全行业完成旅客运输量41777.82万人次，比上年下降36.7%。国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40821.30万人次，比上年下降30.3%，其中港澳台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96.13万人次，比上年下降91.3%，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956.51万人次，比上年下降87.1%。尽管如此，我国国内航空运输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恢复最快、运行最好。

2020年，全行业运输航空公司完成运输飞行时长876.22万小时，比上年下降28.8%。国内航线完成运输飞行时长788.22万小时，比上年下降20.5%，其中港澳台航线完成运输飞行时长3.55万小时，比上年下降82.3%，国际航线完成运输飞行时长87.99万小时，比上年下降63.3%。

2020年，全行业运输航空公司完成运输起飞371.09万架次，比上年下降25.3%。国内航线完成运输起飞357.29万架次，比上年下降20.2%，其中港澳台航线完成运输起飞1.65万架次，比上年下降80.3%，国际航线完成运输起飞13.79万架次，比上年下降71.8%。

注：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