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杨女士去茶馆打牌后遗落5000元现金，服务员帮忙收起来并归还，杨女士因此拿出了200元表示感谢，没想到服务员收下了。事后杨女士认为服务员这种行为不对，打电话给报社希望曝光。这样的‘客气’与‘不客气’，你怎么看？”海南《南国都市报》12日在微博上发布的这一调查引发了网友关注。在超过3.7万次转发与过万次评论中，绝大部分网友都认为在失主主动的情况下，收取酬谢这一行为是正确的。

网友之所以一边倒地支持收取酬金的行为，一方面是基于我们所面临的道德现状。虽然近来涌现出不少道德模范人物，但道德滑坡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好人难做”的语境下，拾金不昧已是一种稀缺的品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苛求拾金不昧的成立，况且还是失主的主动行为，在法律上这是一种赠与行为。也就是说，服务员收下酬金，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合法。

……。时光倒退几十年，“做好事不留名”是一种社会共识，倘若有人拾金不昧要求收取酬金，必然遭到社会舆论的批判。再往后，人们对“做好事不求回报”这个命题产生了动摇，一些不同的声音开始响起。而至今日，绝大多数人认可收取酬金，包括在法律层面鼓励有偿做好事——我个人认为，这种观念上的变化不仅是从当下社会道德严重滑坡中得到的一种教训，事实上也是一种理性和常识的回归。

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绝大多数人都是不完美的，都有利己的一面，而人又是可以改良和引导的，正是因为人是可以改良和引导的。正是因为人是不完美的，所以才需要有道德约束，才需要制度上的激励和社会舆论的反馈，甚至包括利益上的奖惩，来激发人性向善的一面，抑制向恶的一面。如果我们先假定人性是完美无瑕的，道德只是一种本能，不应附带任何条件，那么很容易陷入一种“道德原教旨主义”，即把道德绝对化、空洞化，认为道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是，怎么来解决道德本身的问题呢？

呵护行善者的利益诉求，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也是推动社会前行的一种正能量，某种意义上说，这比个体某一次的拾金不昧更有价值。因为人人都可能是一个行善者，也可能是被助者，只有在这种相互宽容和理解的社会氛围中，道德的成长才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做好事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过去100年来，人类寿命的延长，完全是因为对传染性疾病的控制——通过公共卫生、疫苗接种和抗菌治疗，由此人们才有余裕死于癌症、心脏病、中风。

科学家认为，一种疾病爆发的严重程度和四个因子有关：致命性、是否容易传染、感染多久出现症状、是否有疫苗和有效的治疗手段。即使疾病只符合其中的一部分特征，也能在人群中肆虐。如果它们满足大多数特征或者全部因素，我们需要非常加以小心。

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最有可能进化成符合这四个条件的病原体是流感。人类流感病毒很容易在人际间传播，至少在症状出现一天前就开始传染，人类需要6～12个月来制造新的疫苗，但幸运的是它们没有很强的致命性。

为什么呢？

关于病菌的传染性与毒性之间的制衡，美国进化生物学家保罗•埃瓦尔德有一个著名的假说，如果一个寄主必须四处走动才能扩散病菌，这种病菌不可能变得太凶猛。从病菌的角度来看，病菌不得不从一个宿主迁移到另一个宿主，并且它们通常不得不依赖于相对健康的宿主把它们迁移到另一个宿主上。比如流感病毒就必须保持寄主的合理健康，至少他们得能四处走动、与人握手，冲着人家的脸打喷嚏。所以流感病毒一般是比较温和的，除非寄主本身的身体有问题，比如怀孕、心脏病或者免疫系统太弱。

当然，还有另一种例外——如果在一个人群拥挤的场合，一个病到毫无行动能力的人也能轻易地把病菌传到新的寄主身上，病菌毒性的刹车就会失灵。自然选择会倾向于选择那些更具有侵略性、更能造成破坏的病菌。它们的毒性也会愈演愈烈，直至毒株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杀死寄主而不必受到任何惩罚——新的寄主就近在咫尺。

埃瓦尔德认为，1918年大流感就是在“一战”西方前线战事的特定条件下进化出它的致命毒性的。1918年春天，第一波流感在美国爆发时还是相对温和的。不久，病菌随军队船只传播到欧洲，在“一战”的战壕、医院、前线火车、卡车上（在这些地方，伤员和病患一起运送，没有移动能力的人身上的病菌一次次感染健康的人，整个系统就是一个巨大的病毒传递服务）迅速升温至致命的毒性。病毒的毒性达到什么程度呢？按照当时的记录，早上生病，晚上就已经奄奄一息。一般流感病毒的致死率是千分之一，1918年大流感则是1/40。不久，病毒离开西方前线，在全球各地爆炸，造成全球5000万人口死亡。

他认为，那场大流感的爆发和演变，不是几种动物流感病毒的随机组合，而是遵循了一种可预测的物竞天择的进化原则。人们一般以为进化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事情，需要百万年的时光。但事实上，进化也可以发生得很快——尤其对微生物而言，比如在几个星期之内发展出抗药性。因为它们分裂得很快，能快速产生变异，与不同成员交换基因信息。每一次迭代中，最能适应传播的病菌会得到传播。所以，自然选择会推动这种病菌进化出更有效的传播手段，从而更适应人类寄主。

从这个角度来说，流行病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人类流行病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条件允许它们进化。是我们，而不是自然，创造了环境，允许这些致命病菌的进化和攻击。

比如，正是在亚洲分布广泛的养鸡场，数百万的鸡挤在“疾病工厂”的状况下，甲型H5N1流感获得了强烈的毒性，成了复杂而高效的杀鸡机器。

“一战”前线作为一种人类“疾病工厂”大概很难再在历史上重现，但这些巨型工业化饲养场作为致命病菌的天然孵化器（在那种拥挤的状况下，最无害的细菌也能迅速进化出剧烈的毒性），仍然是现代社会巨大的威胁。事实上，很多病毒学家呼吁必须找到一种新的饲养动物的方法，而不是如此拥挤地放置于巨大的工业化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