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食品安全标准在内的任何强制性技术标准的制定，必然建立在“可标准化程度”这一概念基础上。这是为研究某领域是否适合以单一标准进行一体化治理所创造的分析工具，其含义是指“管制者在事前能否以适当的成本识别被管制行为的类型及其后果，以便更有效地进行统一执法”。______某领域风险类型单一，致害原理相同，______致害性呈匀质化分布，表明其可标准化程度较高，反之，则较低。风险行为的可标准化程度高低决定了其是否适合以“一刀切”的强制性标准进行一体化治理。

对于可标准化程度较高的食品风险而言，理想意义上的立法设计应通过全面风险评估，以社会总风险最小化为目标，设定“社会最优”的食品安全标准，并交由行政机关统一实施。作为实施层面的“查漏机制”，私法仅在食品安全标准未被执行的情况下，通过民事诉讼发挥私人监控优势及其责任威慑效果，督促行为人积极遵守既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在这样的公私法合作框架下，遵守食品安全标准的事实将作为免除民事责任的抗辩事由，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也将在私法上得到直接评价。因为“社会最优”标准的设定已经过全面权衡和通盘考虑，并选取了社会可接受的最佳标准。

由于食品风险本身的特殊性，理想意义上的“社会最优”标准固然不是零风险标准，但该标准的设定必然经过全面风险评估和收益权衡。正如社会最优的农药残留标准仍有剩余风险，但若执行零残留标准，人类将面临更严重的食物短缺风险，因而该标准的制定需要全面权衡农药残留的致害成本和农药带来的农作物增产收益。这背后是一种社会总成本与总收益的权衡。符合社会最优标准的食品固然仍可能致害，但此种加害行为已不具有法律上的可归责性，这是人类追求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而必须承受的副产品。

如此看来，法学家们显然是基于理想意义上的立法设计才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我国现有且未来将要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均属社会最优标准。但实际上，参与立法的学者可能过于自信。社会最优标准属于纯粹的专业技术判断，用经济学术语表述，即“社会总成本最小化”的标准——其在风险行为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达到。通俗地讲，当再提高一个单位的食品安全标准将会增加社会总成本时，便达到了社会最优标准。由于社会最优标准的等级和精准度要求极高，现实中多数食品安全标准都难以企及。这一方面是因为食品风险可标准化程度的制约，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业化时代的食品安全风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给科学上的因果关系判断提出了极大挑战，设定食品安全标准所依赖的风险评估和成本—收益衡量也因此面临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当技术理性无法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时，标准制定者的政策决断和抽象价值判断就变得不可或缺。因此，现实世界中的食品安全标准注定是一个兼具技术性和政策性的双重判断。尤其是在各类产业政策导向和利益集团博弈条件下，具有利益分配效果的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更是难以达到所谓“社会最优”的目标。

为什么要保护自然？近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实质上已经变成两种观点之间的辩论。一些人认为保护自然是为了自然本身，即自然的内在价值；另一些人则认为保护自然是为了人类自己的利益，即自然的使用价值。

自然使用价值的支持者们认为，为了自然本身的利益而保护自然并不能有效阻止物种灭绝的趋势，自然环境的保护应当通过和产业界合作产生最大化的影响，通过让人们更直接地关注和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如食品和饮用水安全），进一步扩大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支持；而内在价值的倡导者们则坚持认为，关于保护自然的伦理道德论据已然充分，和产业界合作会将环境保护工作出卖给环境问题的始作俑者，况且社会已经非常关注环境保护了。

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开始时尚且理性温和的辩论，逐渐沦为一场在大学、研究机构、环境保护组织、学术会议以至媒体中广泛进行的尖酸刻薄的个人论战。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扼杀有益的言论，影响环境保护的经费筹措并使实践层面的环保工作停滞不前。

另一个问题的存在有一点_______________，那就是争论由少数人主导，且几乎都是男性。这说明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性别和文化的偏见，也在不断阻碍实际的环境保护工作开展。

环境保护时常会遇到现实世界中各种观点和价值观的挑战。为了处理和吸纳这些观点和价值观，在描绘这一领域的未来时，需要科学家和实践工作者更加包容的态度以及处理环境问题更加包容的方式。

在对环境保护科学家的科研训练中，应当更加精确地描绘这一领域悠久的、全球的共同参与的历史进程，介绍数个世纪以来人类珍爱自然、保护自然的各种方法，还需要在会议和媒体上举办更多的论坛，让人们听到不同性别不同文化背景的环境领域科学家和实践工作者的声音。同时，要动员环保科学家及实践工作者积极参与媒体的相关活动，使得媒体报道能够反映全面真实的观点，而非少数人的一家之言。环境保护组织和科学家们应当欢迎所有的环境保护执行机构，无论是公司、政府机关，还是宗教组织、有志之士，无论有功利目的的，还是纯公益的，和衷共济地将环境保护工作推向前进。要让环境保护不再停留在学理辩论的层面，而是对工作的有效性进行精细严格的评价，从而建立起能容纳不同性别、不同文化、不同年龄和不同价值观的环境保护规范。

在启蒙思想家的眼中，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公平最理性的创制了。除了推崇教育的文明中国，他们想不出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用考试这么科学的方法择仕选官。用考试去决定社会的上升流动，实在要比靠出身和阶级公平得多、理性得多。从历史角度来看，说中国是个考试的国度，并不完全是种贬称。

然而，考试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它是一套硬化的标准，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有些孩子不大会考试，但他可能具有考试考不出来的惊人才华。所以由古至今，制度总会为少数人开一扇方便之门，比如说“举荐”。如今欧美许多名牌大学都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去吸收考试不行的“特优生”，或者凭学生被公认的惊人成就破格录取，或者倚重某些可信人物的大力担保。

考试本来是公平的，考试之外的多样途径本来也能弥补考试的不足。但是每一个社会都还有贫富差距的问题，有钱人的孩子的确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因为他家有钱请家教，能送他上学费比较贵的名校，所以他考试成功的机会也就比较大了。就算不看考试，理论上富家子弟的表现也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他见过世面，面试的时候比较有自信，而且他会得到不少音乐艺术等校外教育的熏陶，容易发展出一般同龄人所没有的能力。

教育是种社会再分配的体系，怎样不让富者恒富，精英永远是精英，这一直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就拿英国的牛津和剑桥来说吧，大家对它们的印象就是“精英贵族名校”，也就是说它们不只精英，而且贵族。如果你中学是在伊顿或哈罗这些地方上的，你进牛津、剑桥就有一半的保证了。于是英国的“重点大学”都有扶助困难学生的奖学金，几十年前还开始了中学校长推荐的计划。他们会请一些较贫困地区的中学校长推介少数极有潜力的学生，给他们特殊的面试机会。饶是如此，直到2007年，牛津大学也还是只有1/10的学生来自穷困家庭。

去年8月，备受舆论压力的牛津大学终于公布了一项惊人的计划：它的入学导师会在挑选学生的时候格外注意学生的地址，看看他是不是住在较为差劲的小区，如果是的话就要优先对待了。牛津入学登记处总监麦克•尼克松（Mike Nicholson）说：“只看成绩太残忍了。我想确认一个学生是否来自高等教育机会比较稀少的地区，我们应该让他们打破障碍。”这个计划用心良苦，但又有不少人嘲讽它是“住址博彩”，以学生的住址掩盖了学生的真正的能力。怎么做都不是，可见教育的公平实在是个不容易对付的难题。

网络时代巨大的信息量要求网络人际交流迅速快捷，此时，传统语言的表达已不足以将信息转变成最简洁的形式输入输出。于是网络语言应运而生，这种语言以轻松活泼、幽默风趣、戏谑调侃的面目出没于传统媒体，让人耳目一新。比如“美眉”指年轻漂亮的姑娘，“灌水”则指没有实际内容的聊天。

人们天生有一种追求新奇的心理，构成网络主体的年轻人尤其难以坚持使用传统语言固定完整的本义。汉语本身具有一字（词）多义、适用语境宽泛等特点，方便人们随意改造词语，或将英文字母和网络符号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旧词表新义或新词表旧义的极富个性色彩的新词汇。同时，传统的、固定的现有语汇系统有时也缺少能准确表达网络概念的新词汇，于是吸纳一部分网络语言成为新词，如“猫”(modem)指调制解调器等，丰富了传统媒体的语言表达。

近年来，许多主流媒体都在互联网上开辟了自己的网站，并设立读者在线交流的论坛，网民（也是读者们）就各种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传统媒体因此也经常将一些有见地的发言经过编辑加工后发表，但来自网上的语言会或多或少地留下痕迹。由于网络人际交流匿名、隐匿的独特性，又由于网民主体是追求新潮和前卫的年轻人，因此网络语言会不可避免地偏离传统语言。如果网络语言仅是对规范的主流语言做适度的、局部的非系统性的偏离，传统媒体对此会做出有选择的接受；但如果有些网络语言完全丧失语言的本来面目，将传统规范的语汇彻底变乱，其概念的意指和符指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比如那些数字加符号或字母的表达方式和让大多数人群完全不知所云地“去踩一下”等，恐怕就只能限于网上而且仅限于在“小众”之间的交流，很难登上传统媒体的大雅之堂。因此，网络语言对传统媒体的影响，尽管有一个渗透的过程，但传统媒体对网络语言的吸收不会不分良莠地全盘接收，它有一个甄选、保留的过程。

一般来说，传统媒体注重对规范语言的继承，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而网络语言则强调对规范语言的偏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继承和偏离的相互交融会使一些精辟的网络语言在一段时间内影响传统媒体，并在媒体的表达中与规范的主流语言并存。

20世纪，水资源短缺尤其是水质性缺水成了世界共同面对的资源危机，生活、工业、农业污水是污水主要来源，污水处理顺理成章地成为新兴朝阳产业。

污水生物处理的实质就是通过微生物的新陈代谢活动，将污水中的有机物分解，从而达到净化污水的目的。污水处理在水质改善的同时，还要求所采用技术低能耗、少资源损耗，厌氧氨氧化与亚硝化工艺相结合的氮的完全自养转换方式是一种最可持续的污水脱氮途径。厌氧氨氧化菌就是这一途径的神奇承载者。

新闻报道中称厌氧氨氧化菌叫红菌，这是为什么呢？ 厌氧氨氧化菌呈球形、卵形，直径约0.8—1.1μm，在自然界以及废水生物处理系统中, 厌氧氨氧化菌丰度很低，几乎检测不到其活性，当其在生物膜上有低活性的时候，污泥就不是通常的黑色了，呈现为灰色；驯化一段时间后，随着菌群数量的增加，污泥颜色转变为红棕色；由于厌氧氨氧化菌含有丰富的细胞色素, 当其成为优势菌群时，成熟的厌氧氨氧化污泥呈现美丽的深红色。污泥颜色的变化也可用作厌氧氨氧化反应器启动进程的指示。由于这______的红色，污水处理厂的工人们就俗称其为红菌。

但这种神奇的细菌不容易控制，采用传统的系列稀释分离、平板划线分离、显微单细胞分离等微生物分离方法都以失败告终。1999 年，荷兰科学家利用密度梯度离心的方法，第一次得到了厌氧氨氧化菌，约200到800个细胞中只含有1个污染细胞。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全世界都还未获得厌氧氨氧化菌纯培养菌株。庆幸的是众多科学家协同攻关，在2006 年利用环境基因组学的方法完成了这一非纯培养菌株厌氧氨氧化菌的全基因组序列测定，发现200 多个基因参与其氨氮的短程转化代谢过程。

占细胞总体积的30% 以上的厌氧氨氧化体是厌氧氨氧化菌中最为重要的也是最独特的细胞器，目前被假定为内共生起源的细胞能量产生体，这也是第一个从原核细胞中发现的独立产能细胞器，类似于真核细胞中线粒体的功能。厌氧氨氧化菌在缺氧条件下，无需有机物参与，可以直接将氨氮和亚硝态氮氧化成氮气，较之传统硝化反硝化反应较繁琐的电子传递过程, 大大降低了能耗，是最经济的生物脱氮途径，脱氮成本仅为传统的十分之一，无疑成为污水脱氮处理的一个极富吸引力的方向。

2018年C国全年粮食种植面积11704万公顷，比上年减少95万公顷。其中，小麦种植面积2427万公顷，减少24万公顷；稻谷种植面积3019万公顷，减少56万公顷；玉米种植面积4213万公顷，减少27万公顷；棉花种植面积335万公顷，增加16万公顷；油料种植面积1289万公顷，减少33万公顷；糖料种植面积163万公顷，增加9万公顷。
2018年C国全年粮食产量65789万吨，比上年减少371万吨，减产0.6%。其中，夏粮产量13878万吨，减产2.1%；早稻产量2859万吨，减产4.3%；秋粮产量49052万吨，增产0.1%。全年谷物产量61019万吨，比上年减产0.8%。其中，稻谷产量21213万吨，减产0.3%；小麦产量13143万吨，减产2.2%；玉米产量25733万吨，减产0.7%。

①几百万年前，气候变化导致森林退化，人类祖先被迫走出森林，到草原上生活。这被认为是人类与其生活在森林里的类人猿亲戚们分化的关键时刻。传统观点认为，在草原上，猿人们很快过上了狩猎者的生活。作为灵长类生物，他们并不具备强健的肌肉和锋利的牙齿，仅凭体力很难成功捕获猎物，不得不依靠精细的社会分工进行合作，并通过发明各种工具和武器捕猎求生。捕猎所获肉食，使得他们获得了丰富的蛋白质，对大脑发育也有某种助益。总之，狩猎的生活方式最终塑造了我们目前熟悉的人类。
②然而，这个观点也并非没有漏洞。在原始人类究竟是否为狩猎者这个问题上，学界始终有不同意见。唐娜·哈特与罗伯特·W.苏斯曼就在他们所著的《被狩猎的人类：灵长类、捕食者和人类的演化》中提出了“人类猎物假说”。他们认为猿人不是猎人，而是各种食肉动物的猎物。这个假说有不少证据支持，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原始人类遗留的骨骼中经常包含明显的被啃咬的痕迹。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头骨底部有巨大破口，研究者曾一直认为这个现象证明了北京猿人有“人吃人”的习惯。实际上，这一损伤更可能是鬣狗啃噬造成的。在远古时代，有些种类的鬣狗体型巨大，完全有能力咬碎猿人的头骨。
③那么，“原始人类是各种食肉动物的猎物”这个假说对于解释人类的进化又有什么意义呢？哈特和苏斯曼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观点，比如，他们认为语言可能起源于声音警报，在此声音信号系统上继续发展，便慢慢奠定了语言形成的基础。支持“人类猎物假说”的学者认为，人类形成复杂的大脑功能并不是为了更好地协调狩猎行为，而是为了挫败食肉动物的攻击。具有一定智慧的复杂大脑可以使原始人类更好地互相协调，从而及时制订躲避乃至反制策略。
④除了上述“人类猎物假说”，还有另外一种假说，即“人类长跑者假说”。该观点认为原始人类很可能属于一种本着“机会主义”生存原则的食腐动物，需要长时间在非洲草原四处游走，寻找新鲜的动物尸体食用。这个假说可以解释现代人类为何具有较强的耐力这一事实。虽然人类的冲刺能力不如很多食肉或食草动物，但是如果在炎热的非洲草原上进行万米长跑比赛，大部分哺乳动物会输给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人类的骨骼与韧带结构更适合长距离奔跑。人类还可以高效利用分布于全身的汗腺来控制体温，防止在炎热环境下长距离奔跑导致的躯体过热。此外，直立行走的姿态和人类的胸腔结构，使人类能在奔跑时更好地调节呼吸。
⑤实际上，在上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的生态位并非一成不变，上述假说也许都不全面。真正的人类故事很可能是古老的猿类从猎物和食腐动物向猎人演变的过程，他们作为“猎物”“食腐者”所进化出的一些特征，比如为防止被捕猎而形成的复杂社会网络、为了适应食腐生活而逐渐形成的适合长跑的身体结构等，很可能也为后来人类成为“猎人”打下了基础。当人类祖先真正成为合格的猎人之后，智人也就登上了历史舞台，改变了其他各种生物的命运，也让整个地球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学办的好不好，并不完全取决于“国际化水平”，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X大学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就论X大学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

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X大学，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

相对而言，Y大学的师生普遍缺乏X大学的这种气度与情怀。高薪礼聘的教授来自四面八方，眼界不限于本土，其表演舞台很可能设定在遥远的北美或欧洲。这就难怪，Y大学的校园里，关心国家之前世今生者并不很多。教授们不太有介入社会、影响变革的意愿与能力。老师认真教书，学生勤恳求学，一切按部就班。如此过早的职业化追求，与X大学学生的“志大才疏”恰好形成鲜明对照。

今天Y大学的青年学生，其视野、志向及趣味明显与以前有别。六年前我在Y大学讲研究生主课，一旦脱离技术问题，听众便反应漠然。现在，学生们不仅关心学校自身发展，也关心整个大中华的命运，在此过程中，Y大学开始“接地气”了。

X大学如今正恶补“国际化”这一课。只希望不要如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