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创新型经济，它体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要求，是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为着力点，以创新产业为标志的经济。我国各地发展创新型经济的经验证明，经济增长由物质资源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节省的是物质资源、环境资源之类的物质投入，但不能节省资金投入。创新本身需要足够的投入来驱动。既然创新投入对创新型经济意义重大，对创新投入的激励机制建设就尤为重要，这种激励机制的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关系密切。

标准的市场经济理论排斥政府作用，至多是在市场失效以后才需要政府干预。这是在不考虑创新的条件下提出的。而一旦引入创新，就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政府主动介入创新的必要性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创新成果具有溢出效应。创新的知识和技术，不仅创新者受益，社会也会受益。这种外溢性同时也表明，创新不仅要支付私人成本，也要支付社会成本，这种公共性特征不只是靠政府规制来克服仿冒、剽窃等免费搭车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制定重大科技创新的国家计划，并通过公共财政对此类创新进行直接的或引导性的投入。

我国目前的提法是技术创新体系以市场为导向。这是针对以企业为创新源头的技术创新而言的，而对以科技进步为源头的科技创新来说，还应明确以国家目标为导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对技术有自主的选择，市场也会通过资源配置来推动创新，但不排斥政府积极介入其自主的研发过程。自主创新的各个阶段与市场的距离大致可确定政府和市场结合作用的界线。离市场越近的阶段，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越大；离市场越远的阶段，政府的作用越大。这意味着在创造新知识和新思想的阶段，更多地需要政府介入，包括政府提供引导性投资和支持引进高端创新人才。根据各地发展创新型经济的实践，政府介入创新不是代替企业的主体地位，更不是挤出企业的创新投资，而是做更为公共的事情。

孩子的经济成本由孩子出生前后费用支出构成。

孩子出生前的有关支出，即从怀孕至孩子出生这段时期与孩子相关的费用估计平均为2685.36元。其中在孩子出生前费用比中名列前三名的是怀孕期间的营养费(38.58%)、住院接生费(26.91%)和婴儿用品预购费(23.46%)。胎教支出相对有限，只占6.03%。处于各项支出的最后一位。统计结果表明，男孩的妊娠分娩费用(3216元)要比女孩的费用(2109元)高，高出的部分主要体现在额外营养费、雇工照顾费和婴儿用品预购费上的性别差别，生男孩的母亲要比生女孩的母亲多进补289元，高出37.1%；生女孩的家庭几乎不请雇工帮忙，比生男孩的家庭少支出195元的雇工照顾费；男孩的婴儿用品预购费比女孩高出631元，是女孩的3.5倍。

孩子出生后，抚养其0—16周岁的费用为118934.45元。食品费用支出最多，为52314.68元；教育费用次之，为23615.31元；然后依次是家庭生活服务费(12651.68元)、衣着费用(11683.94元)、零花和压岁钱的支出(9876.85元)、文化娱乐活动的支出(8431.25元)、健康保险费(5216.34元)、日用品支出(4562.31元)和医疗保健费(3984.62元)。

当下社会语言中产生了许多新词，“美女”算是其中之一，因为它已经不是传统语意上的“美女”了，而是几乎泛指一切女性。“美女”一词的滥用，似乎发端于文学界，所谓“美女作家”。当从文学自身寻找价值比较艰难的时候，从语言学角度去寻找，反而显得容易些了，这也许可以算作中国文学对于语言学的新贡献吧。继女作家统统被称为“美女作家”之后，电视上每出现一位女教授，都会被称为“美女教授”。现在到商场去买东西，都会有营业员凑上来问：“美女，买什么？”

在“美女”中，“美”已经成为虚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美女”对语言学带来了新的挑战，那就是需要重新定义“美”的内涵。如果从前称美女是对女性美的赞赏的话，现在已经完全沦为一种轻薄了。而且，从前的人含蓄，似乎很少在口语中直呼一个人为“美女”，哪怕她真的是一个美女。这不是审美的个体差异问题，也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特定审美现象，而是“美”字的滥用和美女称谓的泛化。就拿文化界来说，百姓对于知识女性的面孔可能是存在着“阅读定势”的，一看没到丑的地步，“美女”一词就脱口而出了，所以，现在大家需要区分的不是谁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而是谁不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了。当特殊取代一般时，人们所做的就不是从一般中区别特殊，而是从特殊中区别一般了。

一个词汇的运用越是被泛化，意义也就越是被抽空。汉语中有很多词已经被用死掉了，属于一用就滥，一滥就死，比如文化、愿景等等。在文化界，死掉的词可能还有“大师”和“伟大”。评价一个文化人，动辄就是“大师”；评价一件文化产品，动辄就是“伟大”；一个二流作家可以被称为“大师”，一部三流小说可以被称为“伟大”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这个时代恰恰无大师，恰恰不伟大，才导致了“大师”与“伟大”词汇的泛滥。真正在大师辈出的伟大时代，“大师”与“伟大”这两个词反而是很少用的，大家在谦虚认真地思考、交流与商榷，而不是随随便便把“大师”和“伟大”的帽子一扣拉倒。只有目力不逮的人，才会到处乱扣“大师”与“伟大”的帽子。

苏联解体以后，“同志”不好再称呼了，俄罗斯人不知所措，干脆称呼：男人、女人。于是，有人在喊一个人，却能引起半条街的回头率。“男人”和“女人”可以成为一种称谓，似乎是回到了对人的最本质、最普世的称谓层面，但也消解了语言的存在价值，实际上是语言的悲哀。“美女”所显示的，也是语言的滑稽与悲哀，对于用词和称谓的不加节制，有一天也许会导致中国人只能相互称“男人”和“女人”的尴尬境地了。“美女”一词的泛化体现的恰恰是语义的匮乏，以及词语尊严的下滑和人的漫不经心。

①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算法”的时代。我们究竟应该买什么东西、看什么新闻、去哪里上学……在作出这些决策时，我们通常会遵循算法的指引。算法让我们完成过去难以完成的任务，还能为我们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②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对算法进行有效规制，让算法的好处得到充分发挥呢？有专家认为，必须让算法实现透明化；另一些专家认为，应该让算法可以被共享。这些观点在操作中面临的困难很大。以算法的透明性为例，尽管很多人都呼吁将算法公开，以便其被监督，但这很不现实。一方面，对于企业来说，算法是核心资产。强行要求将这些算法公开，是对企业知识产权的一种侵犯。另一方面，由于很多算法十分复杂，就算被公开、被共享了，要想对它们进行有效的监管，会面临很高的成本。由此，需要探索一条更为有效的路径。

③虽然，现在很难有一套完整的、明晰的算法规制思路。不过，有两条原则可以被参考，分别是：“将人的事情留给人，将算法的事情留给算法”，以及“用规制人的思路来规制算法”。

④先看第一条原则。在很多情况下，算法本身只是一种工具，要负责任的应该是人。例如，一些电商平台利用算法对用户进行分级，然后根据分级状况决定商品的销售价格。这就是价格歧视，要对此负责的是人，而非算法。

⑤再看第二条原则。很多人认为算法是一个黑箱，不知道里面的运行机制，因此难以被规制。这听上去有道理，但却存在纰漏。教科书上算法的定义是，为解决特定问题而规定的一系列操作。据此，人为了解决问题而进行的思考也是一种算法。虽然机器的算法很复杂，但至少我们还知道它所应用的编程语言和编程原则；而对于人脑中的算法，尽管我们已经研究多年，但却始终不了解其使用的“编程语言”，尽管如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人的行为进行规制，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类似的思路来思考对算法的规制呢？

⑥按照这一思路，举例来说，如果要指挥电工安装灯泡，一种思路是，在一边观察电工，一有问题就纠正。但这个思路成本很高，还会损害电工的积极性。另外一种思路是，告诉电工“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若安不好，就要赔钱”。电工同意后，他一定会仔细地把灯泡安好。

⑦其中的道理在于，我们通过调整电工的支付状况，让他自身的利益和我们达成了一致。在经济学上，这被称为“激励相容条件”。对于算法规制而言，规制者只要设法调整算法的输入目标，保证它和我们想要的目标一致，就可以引导它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