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列四位作家原名与其作品、笔名对应错误的是：
李尧棠——《寒夜》——巴金
万家宝——《原野》——曹禺
舒庆春——《月牙儿》——老舍
郭开贞——《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
内生式发展，是一种主要由发展地区内部来推动和参与、充分利用发展地区自身的力量和资源、尊重自身的价值与制度、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发展。
根据上述定义，下列情形属于内生式发展的是：
新农村建设中，地方政府撤村建社区，让农民集中到社区居住
为推动农民致富，地方政府让农民放弃种植小麦，统一种植果树
农民放弃机械化的耕作模式，采用传统的人工耕作方式
山区农民组建藤条编织合作社，将藤编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大学办的好不好，并不完全取决于“国际化水平”，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X大学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就论X大学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
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X大学，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
相对而言，Y大学的师生普遍缺乏X大学的这种气度与情怀。高薪礼聘的教授来自四面八方，眼界不限于本土，其表演舞台很可能设定在遥远的北美或欧洲。这就难怪，Y大学的校园里，关心国家之前世今生者并不很多。教授们不太有介入社会、影响变革的意愿与能力。老师认真教书，学生勤恳求学，一切按部就班。如此过早的职业化追求，与X大学学生的“志大才疏”恰好形成鲜明对照。
今天Y大学的青年学生，其视野、志向及趣味明显与以前有别。六年前我在Y大学讲研究生主课，一旦脱离技术问题，听众便反应漠然。现在，学生们不仅关心学校自身发展，也关心整个大中华的命运，在此过程中，Y大学开始“接地气”了。
X大学如今正恶补“国际化”这一课。只希望不要如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
作者对X大学的提醒是：
一个富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大学不宜走国际化之路
不能为追求国际化而丢掉本土情怀
不能盲目学习Y大学的国际视野
本土情怀才是中国大学的立校之本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句话说明了农业生产具有：
地域性
周期性
季节性
重复性
下列文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作品对应完全正确的是：
语丝派——鲁迅——《野草》
新月诗派——郭沫若——《死水》
京派小说——钱钟书——《围城》
山药蛋派——赵树理——《吕梁英雄传》
下列画家与其作品的对应关系不正确的是：
德国画家米勒——《拾穗者》
元代画家赵孟頫——《秋郊饮马图》
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格尔尼卡》
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关于文学作品中的借代，下列解释错误的是：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中的“桑麻”指的是农事
“桃李当时盛，葭莩后代连”中的“桃李”指的是学生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中的“南冠”指的是囚犯
“丧车黔首葬，吊客青蝇至”中的“黔首”指的是贵族
关于文学作品中的典故，下列解释错误的是：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中的“青鸟”指的是信使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中的“采薇”指的是建功立业的抱负
“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中的“劳歌”指的是送别歌曲
“忆君初得昆山玉，同向扬州携手行”中的“昆山玉”指的是杰出人才
长远以来，中国就重视文化立国，礼治即表现在国家治理中体现出文化的精神。儒释道、诸子百家文化数千年来成为中国人的思想血脉，影响了各个朝代的主流思想。“仁义礼智信”“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理念，对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以及全体中国人的人格言行影响很深。众所周知的如《论语》《大学》等成为数百年来包括帝王在内的治国理政者们的必读书，历史上国家治理者推行“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等理念和做法，都是礼治的表现。
中国历史的主流，与其说是人治，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思想影响下的帝王及士大夫们在治理国家。虽然经历许多次改朝换代，期间也有一些_______________的帝王，但中国社会治理的背后，总体来说都有着中国文化思想作为底蕴，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_______________。
在礼治之下，总体来看中国历史上也发展出了与其相应的法治，有法制体系以规范社会治理的各方面。比如有监察制度以保证官员廉洁奉公，有官员选拔制度以保证任人唯贤，等等。就监察制度来说，唐朝就有“四善二十七最”“六察法”等，对官员的监察和考核进行严格详细的规定。对皇帝本身，也不是没有约束制度。比如在唐朝三省六部制下，虽然最高命令是皇帝诏书，但诏书由中书省拟撰，后经门下省复审。门下省如果认为不妥，可以“封驳”，也就是把皇帝命令挡回去。“封驳”在汉代已经出现，唐代“封驳”的例子屡见不鲜，宋朝也延续了这一制度。明朝来华多年的传教士利玛窦也注意到，“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对法治的推崇，屡见于古代经典。比如《管子》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荀子认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这些思想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些人质疑中国历史上是否有法治，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国人应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时期，整个社会能按照一定规则和制度来进行治理，并实现较长时间的良性运转，至少应说是具有相当程度上的法治特色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就认为“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连《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
当然中国历史上的治理，有时代的局限性，也有很多不完善乃至糟粕的东西，但我们不应简单以人治抹杀中国古代治理经验，从而失去了取其精华的机会。比如历史上的监察制度、选官制度等经验就值得借鉴。笔者也注意到，历史上治理较好的时期，都是那些文化较昌明开放的时代，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当文化精神比较衰退、保守的时候，便出现社会治理和制度的相对颓废。所以今天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法治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应大力加强“礼治”，注重夯实优秀传统文化的内蕴。
作者反驳了以下哪种观点：
中国文化中存在糟粕
文化昌明时代社会治理更为完善
中国历史上没有法治
传统文化对社会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毛泽东一生中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其中描写长征的是：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