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保持9.7%高位增长，占GDP比重为38.6%，同比提升2.4个百分点。
产业数字化发展深入推进，2020年我国服务业、工业、农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40.7%、21.0%和8.9%。
2020年，数字经济规模超过1万亿元的省份有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北京、福建、湖北、四川、河南、河北、湖南和安徽；另有8个省份超过5000亿元；从GDP占比看，北京、上海领先，分别达到55.9%和55.1%；从增速上看，贵州、重庆、福建数字经济增速位列前三，增速超过15%。

包括食品安全标准在内的任何强制性技术标准的制定，必然建立在“可标准化程度”这一概念基础上。这是为研究某领域是否适合以单一标准进行一体化治理所创造的分析工具，其含义是指“管制者在事前能否以适当的成本识别被管制行为的类型及其后果，以便更有效地进行统一执法”。______某领域风险类型单一，致害原理相同，______致害性呈匀质化分布，表明其可标准化程度较高，反之，则较低。风险行为的可标准化程度高低决定了其是否适合以“一刀切”的强制性标准进行一体化治理。

对于可标准化程度较高的食品风险而言，理想意义上的立法设计应通过全面风险评估，以社会总风险最小化为目标，设定“社会最优”的食品安全标准，并交由行政机关统一实施。作为实施层面的“查漏机制”，私法仅在食品安全标准未被执行的情况下，通过民事诉讼发挥私人监控优势及其责任威慑效果，督促行为人积极遵守既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在这样的公私法合作框架下，遵守食品安全标准的事实将作为免除民事责任的抗辩事由，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行为也将在私法上得到直接评价。因为“社会最优”标准的设定已经过全面权衡和通盘考虑，并选取了社会可接受的最佳标准。

由于食品风险本身的特殊性，理想意义上的“社会最优”标准固然不是零风险标准，但该标准的设定必然经过全面风险评估和收益权衡。正如社会最优的农药残留标准仍有剩余风险，但若执行零残留标准，人类将面临更严重的食物短缺风险，因而该标准的制定需要全面权衡农药残留的致害成本和农药带来的农作物增产收益。这背后是一种社会总成本与总收益的权衡。符合社会最优标准的食品固然仍可能致害，但此种加害行为已不具有法律上的可归责性，这是人类追求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而必须承受的副产品。

如此看来，法学家们显然是基于理想意义上的立法设计才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我国现有且未来将要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均属社会最优标准。但实际上，参与立法的学者可能过于自信。社会最优标准属于纯粹的专业技术判断，用经济学术语表述，即“社会总成本最小化”的标准——其在风险行为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达到。通俗地讲，当再提高一个单位的食品安全标准将会增加社会总成本时，便达到了社会最优标准。由于社会最优标准的等级和精准度要求极高，现实中多数食品安全标准都难以企及。这一方面是因为食品风险可标准化程度的制约，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业化时代的食品安全风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给科学上的因果关系判断提出了极大挑战，设定食品安全标准所依赖的风险评估和成本—收益衡量也因此面临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当技术理性无法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时，标准制定者的政策决断和抽象价值判断就变得不可或缺。因此，现实世界中的食品安全标准注定是一个兼具技术性和政策性的双重判断。尤其是在各类产业政策导向和利益集团博弈条件下，具有利益分配效果的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更是难以达到所谓“社会最优”的目标。

2013年末，吉林省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130914个，比2008年（2008年是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下同）增加6487个，增长5.2%；产业活动单位157542个，增加5490个；个体经营户972280个，减少12861个，其中：有证照个体经营户719319个，增加50818个。

2013年末，全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487.3万人，比2008年末增加15.9万人，增长3.4%。有证照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181万人，比2008年末减少34.2万人，下降15.9%。在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制造业155.8万人；建筑业53.8万人，占11.0%；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53.8万人，占11.0%。在有证照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67.4万人，占37.2%；批发和零售业63.0万人，占34.8%；住宿和餐饮业22.6万人，占13.0%。2013年末，全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资产总计65441.9亿元。其中，第二产业企业资产总计27113.9亿元。

在19世纪的欧洲，_________________。精致的赛璐珞发梳一受热就可能突然起火，优雅的河狸礼帽要用剧毒汞盐来加工，而迷恋明亮鲜艳的翠绿色则可能引来名为砷中毒的死神。

含砷绿颜料的历史从一种名为“舍勒绿”的物质开始。1775年，瑞典化学家卡尔•威廉•舍勒首先在实验室里得到了它。在加热的碳酸钠溶液里缓缓加入三氧化二砷，然后加进硫酸铜，再把产物过滤干燥，就得到了这种颜色有点像抹茶的绿色粉末，它的化学成分是铜的亚砷酸氢盐。25年后，一种更鲜艳的翠绿色颜料诞生了。它常被叫做“巴黎绿”，或者“翡翠绿”，背后的化学成分是乙酸亚砷酸铜。这两种绿颜料都有很强的毒性。按照当时的话说，“只要几格令就可以置人于死地”（一格令大约相当于65毫克）。

在梵高、透纳等著名画家的作品中都有这种绿颜料的身影，同时，它在人们的生活中也普及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这是名副其实的“维多利亚流行色”，它们被用于制作印花壁纸、人造花、包装纸和衣服，甚至还出现在食品和儿童玩具当中。

公平地讲，在那个年代有问题的远不只是绿色颜料，不过鲜艳的巴黎绿和它制成的华美壁纸确实颇具代表性。在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鲜艳华丽的壁纸图案十分盛行。很多壁纸都描绘着花卉图案或者大幅的自然风景，要想表现它们的美，就需要大面积使用鲜艳的绿色颜料。砷绿颜料不易褪色、成本低廉，于是它自然受到了壁纸生产商的青睐。这些壁纸表面会“上胶”，但它却往往不能起到充分的固定作用。时间一长，壁纸上的绿色便渐渐褪去，同时房间里的各种东西都会覆盖上一层绿色的“灰尘”。除此之外，在潮湿环境和霉菌的作用下，壁纸中的砷颜料还会发生化学变化，产生带着大蒜味的三甲基胂气体，它同样有可能危害健康。

除了壁纸，这些绿颜料在当时的应用非常普遍，即使不追求华美的装饰，人们也可能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中招。例如，一位波士顿的医生受到手指疼痛的困扰，最终发现原因是他玩的纸牌使用了有毒砷颜料来上色。而在一个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儿童福利院，孩子们持续不断地出现呼吸困难，甚至还有两名婴儿死亡，结果问题出在护士们制服上——其中也发现了含砷颜料。

砷绿礼服刺激皮肤，含砷壁纸令人头疼、恶心，但真正承担最大风险的并不是消费者，而是生产它们的人。在开采、加工砷矿，以及用绿颜料装饰产品的过程中，工人们接触到的毒物剂量都远超过了消费者。即使面对恶劣的工作环境，他们也可能别无选择。

其实在这些颜料问世之初，就已经有人提出了担忧。1815年，德国化学家利奥波德•格梅林就在报纸上指出，把砷颜料用于壁纸是危险的。从1850年代开始，报纸、杂志和医学期刊上都刊登出了大量中毒案例，这些危险才真正开始得到关注。欧洲各国逐渐开始立法禁止含砷颜料在生活用品中的使用，但唯独在英国，禁令迟迟没有出台——这与砷矿开采和壁纸制造业的利益牵连有关。

为复制大自然的美，人们选择了舍勒绿与巴黎绿，但这些颜料带来的后果却完全走向了“清新自然”的反面。现在再来欣赏那些维多利亚风格的壁纸图案，也会感到它们美得相当讽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