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树敌甚多，他的政敌不但包括整个新党，也有不少旧党中人，事实上苏轼从未进入过旧党的权力中枢，但是他那名震天下的声望和直言无忌的性格不但使新党将他视同敌方的党魁，而且使旧党中的不端之士将他看成通向宰执宝座的最大障碍，从而不约而同地将他视若仇雠，进行无休无止的诬陷与迫害。如果说从友人的身上可以发现苏轼的某种性格特征，那么在敌人的身上就可以反衬出苏轼的这些特征。忠谠与奸邪、直率与狡诈、坦荡与阴险、善良与凶恶，这些互相对立的性格特征，往往分属于势不两立的双方。
这段文字接下来最可能讲的是：
苏轼的敌人是些什么人
党争对苏轼造成的影响
天才苏轼为何一生坎坷
乐天派苏轼的豁达人生
中国古代诗学从唐代“野”字意象的逐渐增多，到宋代“野水”意象的异军突起，不仅意味着唐宋诗学从“大物山水”到“小景山水”的转向，而且从杜甫所开创的“野水”美学至中唐诗人“野水”写作传统的逐渐形成，幽远寻仙的峻险之趣的传统有所消歇，宋人萧散简淡、静观自我的“野水”美学成为时代意趣。“野水”的审美价值不仅在于可游，更在于可居。“可游可居”作为野水山水美学的具体展开，与“可行可望”的彼岸山水美学成为中国诗学的两大传统。
最适合做这段文字标题的一项是：
中国诗歌“野水”意象的发展
“野水”意象与唐宋诗学的转向
中国山水诗学的两大话语传统
作为时代意趣的“野水”美学
无论在中国古代还是在古希腊，早在公元前若干世纪，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不同地理环境对各人类群体的性情、心理和气质等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西方学术界自18世纪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出版以后，普遍重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地理的重要作用，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类型和文化模式的重要影响。中国自20世纪初年节译出版《论法的精神》（译名为《万法公理》）后，学术界中以梁启超为首，广泛探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而“地理史观”也一时蔚然成风。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地理史观”的出现有其内在原因
学者普遍认为地理环境对文明影响深远
孟德斯鸠影响了人们对地理环境的认识
应该重视自然地理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下列作者和作品对应中，不正确的是：
诸葛亮——《出师表》
李白——《饮中八仙歌》
屈原——《天问》
曹植——《洛神赋》
第一步就是明确爱是一种艺术，正如生活是一种艺术一样。①我们想知道如何爱，②必须遵循我们学习其他任何艺术的同样方法，诸如学习音乐、绘画、木工或医学技艺及工程艺术的方法。
在学习任何一种艺术时，必要的步骤是什么呢？
学习任何一种艺术的过程都能够适当地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精通那门艺术的理论，另一方面熟悉那门艺术的实践。如果我想学习医学技艺，我必须首先了解人体结构和各种疾病，但当我具备了这一方面的全部理论知识时，根本不意味着我在医学技艺上是合格的。只有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把我们的理论知识成果和我们的实践成果融为一体，即变为我的直觉——这是任何一门艺术的要素——之后，我在技艺上才变得精湛起来。当然除学习那门艺术的理论和实践外，为驾驭任何一门艺术，第三点也是必要的要素，即要使艺术精湛必须极其关心这一问题，在我的心中必须是：没有什么比此艺术更重要的事情。
这适用于音乐、医学、木工和爱的艺术。这里有着为什么在当代的文明中，人们很少尝试探究爱这门艺术的答案，尽管他们明显地失败，尽管他们对爱如饥似渴，但却又认为几乎每一件事都比爱重要：成就、名望、金钱、权利——几乎人们的所有精力都被用来研究如何实现这些目标，难怪乎没有谁来学习爱的艺术。
作者认为，驾驭一门艺术的中心问题是：
“我”所追求的艺术是重要的，没有什么可以代替它的事物
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在一起，并转化为一种直觉
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所掌握的艺术变得精湛
如何把握住掌握一门艺术的一般性法则
“市民杨女士去茶馆打牌后遗落5000元现金，服务员帮忙收起来并归还，杨女士因此拿出了200元表示感谢，没想到服务员收下了。事后杨女士认为服务员这种行为不对，打电话给报社希望曝光。这样的‘客气’与‘不客气’，你怎么看？”海南《南国都市报》12日在微博上发布的这一调查引发了网友关注。在超过3.7万次转发与过万次评论中，绝大部分网友都认为在失主主动的情况下，收取酬谢这一行为是正确的。
网友之所以一边倒地支持收取酬金的行为，一方面是基于我们所面临的道德现状。虽然近来涌现出不少道德模范人物，但道德滑坡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好人难做”的语境下，拾金不昧已是一种稀缺的品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苛求拾金不昧的成立，况且还是失主的主动行为，在法律上这是一种赠与行为。也就是说，服务员收下酬金，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合法。
……。时光倒退几十年，“做好事不留名”是一种社会共识，倘若有人拾金不昧要求收取酬金，必然遭到社会舆论的批判。再往后，人们对“做好事不求回报”这个命题产生了动摇，一些不同的声音开始响起。而至今日，绝大多数人认可收取酬金，包括在法律层面鼓励有偿做好事——我个人认为，这种观念上的变化不仅是从当下社会道德严重滑坡中得到的一种教训，事实上也是一种理性和常识的回归。
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绝大多数人都是不完美的，都有利己的一面，而人又是可以改良和引导的，正是因为人是可以改良和引导的。正是因为人是不完美的，所以才需要有道德约束，才需要制度上的激励和社会舆论的反馈，甚至包括利益上的奖惩，来激发人性向善的一面，抑制向恶的一面。如果我们先假定人性是完美无瑕的，道德只是一种本能，不应附带任何条件，那么很容易陷入一种“道德原教旨主义”，即把道德绝对化、空洞化，认为道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是，怎么来解决道德本身的问题呢？
呵护行善者的利益诉求，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也是推动社会前行的一种正能量，某种意义上说，这比个体某一次的拾金不昧更有价值。因为人人都可能是一个行善者，也可能是被助者，只有在这种相互宽容和理解的社会氛围中，道德的成长才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做好事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对作者在第2段表达的观点理解不正确的是：
能做到拾金不昧的人很少
“好人难做”是当下人们的共识
拾金不昧者接受失主的主动酬谢不应蒙受道德谴责
拾金不昧而又主动索要酬金是不当的
下列作者、作品、朝代对应正确的一项是：
诸葛亮—《诫子书》—汉
贾谊—《过秦论》—汉
韩愈—《秋声赋》—宋
王安石—《捕蛇者说》—宋
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
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泽也。
下列句子中，没有表达作者对范仲淹救荒措施的态度和评价的是：
“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
“荒政之施，莫此为大”。
“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
“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
下列“三部曲”的作者与其包含的作品对应错误的是：
巴金—爱情三部曲—《家》《春》《秋》
茅盾—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
郭沫若—女神三部曲—《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
曹禺—话剧三部曲—《雷雨》《日出》《原野》
中秋节前一天是周六，我们都休息就把她接回自己家。她那天有点闹，不吃也不睡，可能被什么吓到了。她胆子特小，怎么哄都哄不好，丈夫其实在要孩子之前是不喜欢小孩的，所以有点烦。在给她洗澡的时候，我忘了关窗了，于是他就大声地对我吼：“连窗户也不关，想冻死她啊？”
文中的“她”与作者最可能的关系是：
母女
父女
师生
夫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