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的发展不只是手段，更是目的。1995年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我们的创造的多样性”报告认为，脱离人或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发展不仅包括得到商品和服务，而且还包括过上充实、满意、有价值和值得珍惜的共同生活，使整个人类的生活多姿多彩。因此，文化尽管有时候可以作为发展的手段，但它最终不能降到只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或仆从这样一个次要的地位。
文化不能降到仆从的地位，下面不能说明这一点的一项是：
文化的发展不只是手段，更是目的
脱离人或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
为了使整个人类的生活多姿多彩，就要尽可能地把文化作为发展的手段
发展要使人们过上充实、满意、有价值和值得珍惜的共同生活
使人类学缓慢成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欧洲人只是逐渐认识到，在所有这些差异的掩饰下，他们可能与任何地方的人共享基本的“人性”。不与欧洲人共享基本文化价值的社会被贴上“未开化的”或“野蛮的”标签。直到18世纪中叶，相当多的欧洲人才开始认为这类人的行为与对他们自身的理解是完全相关的。这样一个时代到来了：人们越来越努力根据自然法来解释事情，对以权威文本为根据的传统解释表示怀疑，对人类多样性的兴趣日渐浓厚。
下面对“人类多样性”理解最恰当的一项是：
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及其在年龄、性别、性格等方面的不同
人类的不同起源和人们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独特看法
民风习俗的差异和对“未开化的”或“野蛮的”民族的认同
不同的民族在文化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及其独特的行为方式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传统翻译理论认为原文与译文应该相互等同，因此，“忠实”是翻译的基本标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翻译研究理论，受到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反对本质主义，反对“译文的本质是原文”这一传统思想。这种翻译研究的新思潮，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即认为不忠实于原文是正常甚至必然的。在阅读原文的基础上，翻译者根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进行独特的翻译创作，翻译者被认为是文本的另一个作者。
这段文字主要介绍：
新兴翻译理论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关系
翻译者对翻译文本的创造性贡献
新兴翻译理论与传统理论的区别
翻译工作应该遵循的基本标准
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已经发现了一种有绿色和褐色纤维的棉花。但是，直到最近培育出一种可以机纺的长纤维品种后，它们才具有了商业上的价值。由于这种棉花不需要染色，加工企业就省去了染色的开销，并且避免了由染色工艺流程带来的环境污染。
从题干可推出以下哪项结论：
Ⅰ.只能手纺的绿色或褐色棉花不具有商业价值。
Ⅱ.短纤维的绿色或褐色棉花只能手纺。
Ⅲ.在棉花加工中如果省去了染色工艺流程就可以避免造成环境污染。
Ⅰ和Ⅱ
Ⅰ和Ⅲ
Ⅱ和Ⅲ
只有Ⅰ
今天，人们的平均寿命已经明显延长。40年代，人在出生时平均寿命期望值为63年，而现在该值对于男人为69年，对于女人为77年。统计结果表明，今天65岁的人的寿命期望值也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对于男人是10年，对于女人是18年。对于任何一个活到退休年龄的人，离职以后的年月即使不比童年时代更长，也很可能会与童年时代一样长。不少家庭已经是“四世同堂”了。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
今天70岁的男人可以期望活到80岁以上
许多人，包括男人和女人，未能活到65岁
由于男人所承担的工作更为繁重，所以男人的寿命不如女人长
童年时期是指出生到16岁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人的宗教首先都是一种祈求神力以增强对现世生活掌控的手段。此外，它还有道德教化作用，可以解释罪孽、蒙受的苦难、亡者的去向，为社会秩序与世俗权力的构建提供象征符号和隐喻，为永生的实现提供精神、仪式、身体方面的戒律。然而，中国的宗教从未产生过独立于宇宙存在的神圣观，而且支配人类所栖居的俗世的，并不是由超然物外的创世神设定的法则。因此，神圣和世俗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都受制于物质世界所固有的改变和转化之力。
下列说法与原文意思相符的是：
对世俗进行道德教化是中国人的宗教最重要的作用
与独立宇宙存在的神圣观相比，以现世生活为基础的神圣观能更有效地支配人类所栖居的俗世
自古以来，中国的宗教从未产生过超然物外的创世神
中国的宗教产生了将神圣和世俗有机联系的神圣观
来自不同的语言群体和文化群体的人需要彼此交流，就必须寻找交流工具。在一个层面上，他们可以依赖受过特殊训练的专业人员，这些人可以熟练使用两种以上的语言来作口译和笔译。但这是不方便的，花费的时间和代价是昂贵的。因此，在整个历史上，不断出现通用语言，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世界是拉丁语，在西方几个世纪中是法语，在非洲的许多地区是斯瓦希里语，20世纪后半叶，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是英语。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翻译作为交流工具的局限性显而易见
通用语言是处理语言差异的有效手段
交流工具会因时代和层次需求而变化
人类为寻找通用语言进行过长期探索
在促使近代科学产生的外部原因中，清教主义的兴盛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学者们认为，近代科学的一个前提性的假设就是一种广泛传播、出自本能的信念，相信存在事物的秩序，特别是自然的秩序。科学史专家以具体资料表明：在17世纪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中，十个当中就有七个是清教徒，这一比例大大高于清教徒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多数科学家都是活跃的教士，而很多教士也鼓励或亲自投身科学事业；清教学校在其课程中也会设置自然科学科目。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清教主义在十七世纪盛行的原因
宗教与科学之间并非是绝对对立的
宗教对近代科学具有催生及促进作用
近代科学的前提性假设与宗教的渊源
传统理论认为，人类祖先由于气候变化，树木减少，被迫离开树栖环境，选择在地面上直立行走。一项最新研究则认为，早期人类直立行走源自现今非洲东部和南部崎岖山脉地区，该地形是上新世时期火山喷发和构造板块移动形成的。人类的祖先被岩石地形和峡谷所吸引，这里可提供很好的庇护栖息地，同时有机会诱捕猎物；这种环境要求早期人类具备直立行走和攀登的能力，因此人类祖先最终逐渐进化为两足直立行走。
根据上文，可以推出的是：
树栖环境的破坏，迫使人们走进山地峡谷
人类祖先选择直立行走是为了更好适应地形环境
地质条件的变化改变了人类早期祖先的行走方式
峡谷地区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食物资源
从大自然的天籁之音，到社会生活中所发出的各种声响，人类无法离开声音。但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内，却缺乏有效保存声音的技术手段。在留声机与唱片问世以前数千年内，声音虽然川流不息地承载、传递着文明与生活，但它的初始内容却无法得到保存，许多记载于历史文献的声音遂成绝响，这是文明的一大遗憾。直至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欧美，人类在记录、复制声音的领域内取得了突破，留声机、唱片相继问世。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人类为有效保存声音的初始内容做出了长期的努力
声音保存技术是工业革命的重大成果之一
录音技术的突破使得人类文明得以更完整地留存
声音资料的匮乏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缺憾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