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蒜、生姜，到香蕉、菠萝，在农产品价格暴跌中，农民很受伤。订单农业作为以销定产的重要手段，对稳定农产品价格、确保农民合理收益、抵御市场价格风险具有一定的作用。然而，经调查发现，订单农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因为部分农民契约意识差、恶意违约而变得难以推行，这反过来又伤害了商户和农民。

作为抵御农产品价格周期波动的重要机制，订单农业一度被各方寄予厚望。然而近些年的实践表明，这一理想化的风险平抑工具，远远未能发挥预想中的作用。不少农民契约意识____________，动辄毁约，一次次使得一纸购销合同____________。轮番上演的单方面毁约事件，不仅让相关企业蒙受了巨大损失，也让农民群体本身付出了惨痛代价。

众所周知，农业生产天然存在着滞后性和长周期性，这决定了农民很难及时、准确地安排生产过程。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才形成了农产品价格“周期怪圈”现象。而所谓订单农业，其核心逻辑就在于“以销定产”。倘若严格执行，这一模式将有效实现供需平衡，避免由生产不足或过剩而引发价格巨震。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一些农民受眼前短利驱动，往往会选择性执行购销合同，这无异于亲手解除了“自我保护”的机制。

现如今，订单农业所面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还是源于“小农心理”作祟。农民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并不熟悉商品社会的那套契约体系和交易方式，而且对违约行为的性质和后果也缺乏完整的认知。再加上大多数的涉农购销合同，都不具备必要的担保机制和强制执行的可能。一旦农民单方面撕毁合同，企业顾忌于超高的催收成本，往往也只能听之任之。

没有“履约保证金”作保，没有追责索赔渠道兜底，订单农业以及相关产销合同，当然没有任何约束力可言，对此已有学者提出，要加强农村征信体系建设。可是在此之前，我们最先应该做的，还是改变分散化、个性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将孤立的农业生产者，吸收进组织化的专业生产合作社中，吸收进金融惠农和科技惠农的扶持体系之内——只有让他们处于更为紧密的人际网络和利益结构之内，其才会更为重视个人诚信的价值。

当反思订单农业所面临的尴尬遭遇，我们往往将矛头指向农民契约精神的缺失。试问，有没有一套合理的议价机制，能够保证农民可以获得一个相对实惠的合同收购价？又有没有一种动态的博弈平台，来回应农民由短期市场行情所产生的利益关切？相较于培育农民的信用意识，建立真正公平合理的市场定价和交易体制，对于发展订单农业同样至关重要。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近年来，我们的食品安全环境日趋严峻，随着毒奶粉、染色馒头等事件的不断出现，人们不禁要问，食品添加剂安全吗？

食品添加剂是指经国家批准，因防腐保鲜、提高加工工艺等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化学合成物或天然物质。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将其分为防腐剂、凝固剂、品质改良剂、增味剂、营养强化剂等22类1500多种。当人类的食品进入工业化生产之后，除了极少数的天然野生食品外，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含添加成分的。目前，近97%的食品中使用了各类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对食品的防腐保鲜效果十分明显。根据食品安全要求，每克食品的细菌总数不能超过8万个。假如不用防腐剂，即使在0～4℃的低温环境中，肉制品保存到第五天，细菌总数也将超过每克10万个。而防腐剂能遏制肉制品中的肉毒梭状芽孢杆菌的大量繁殖，有效延长肉制品的保质期。现在人们所吃的食品的酸、甜、鲜通常不是食品天然拥有的味道，往往是由添加剂“调”出来的。食品的诱人口感，如面条有弹性，点心酥脆，大多数也是添加剂的功劳。

腐乳红曲是由大米发酵而来的，能够降低血脂，它既是色素又是功能性添加剂；从甘草里面提取的甜味剂，能改善肝功能；从玉米芯里面提取的木糖醇具有护肝、防龋齿的作用。在面粉里面添加钙粉、维生素等，能使面粉的营养更加全面。

现代食品工业发展离不开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也直接影响食品安全。例如，摄入过多的膨松剂或防腐剂，轻则会引起流口水、腹泻、心跳加快等症状，重则会对胃、肝、肾造成严重危害。为规范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各国都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法规。如我国的食品卫生标准就明确规定，山梨酸钾可以作为食品防腐剂，但必须严格控制添加比例，它的许可添加量在0.5%以内。在美国，苯甲酸钠只允许在化妆品中使用，并且浓度必须在0.1%～0.2%范围内。世界卫生组织也规定了一个“ADI”值，即依照人体体重，一种无健康危害的食品添加剂的每日允许摄入量的估计值。例如：糖精钠的ADI值为5毫克/公斤，即糖精钠每日允许摄入量为每千克体重5毫克。

必须指出的是，一直受到人们谴责的苏丹红、三聚氰胺等都不是食品添加剂，而是非法添加物，这样的非法添加物常见的还有块黄、硼酸、硫氰酸钠、蛋白精、酸性橙等。一般来说，不违规、不超量、不超范围地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是安全的。

城市是纯粹的人为产物，大部分由混凝土组成，环境干燥，人来人往，污染严重。很难想象，在这种环境下还有物种能平静地生长。

不过，近年来科学家观察到，一些物种具有惊人的能力，逐渐适应了这种新的生活空间——尤其是那些具有活力、能迅速定居的机会主义物种。

以乌鸦为例：直到1990年代初，城市里还没有乌鸦。

但现在它们已经大举进攻，甚至成为城市公害：巴黎的乌鸦毁坏垃圾箱，欺侮行人。其他鸟类也被易得的食物所吸引，适应了城市生活，比如：麻雀、椋鸟、喜鹊、田鸫、鸽子。哺乳动物也不例外：从獾到麝鼠、松鼠，甚至还包括赤狐。

法国国家农业研究院的劳拉•福特尔（Laura Fortel）在2014年夏天指出，里昂市区和市郊的蜜蜂种类已接近全法蜜蜂多样性的三分之一。

植物方面，状况同样惊人。城市生态学家已在巴黎发现一千多种野生植物（聚合草、芝麻菜、兰花、蒲公英、荨麻……）。

随着时间流逝，混凝土周围必然生成了一种新生活。

鸟类学家贝尔纳•卡迪乌（Bernard Cadiou）发现，几十年间形成了一类独特的城市海鸥：“1990年起，自然界的海鸥数量每十年减少一半，城市里的海鸥却仍在增加，并且离海岸越来越远。在巴黎，它们生活在城市群岛中，每片房屋就是一个小岛。城里的一切条件都更加优越：垃圾箱、家庭废品，有时在中心广场或公园里还能找到蚯蚓……人类已为它们造好了避风港。”

动植物群落就这样在城市里安居下来。更妙的是，它们还在城市开发了新的组织策略。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MNHN）的保护生物学家罗曼•朱利亚（Romain Julliard）强调：“动物的可塑性使它们能够利用现有资源。”

这种可塑性也使得动植物改变它们的生活方式。例如，不必再筑巢——电梯装置、通风管道或一片屋顶都可为许多动物提供理想的居所。这位学者描述说：“在乡村，绿头鸭通常在地面筑巢，城市里则在高处栖息。”

食物易得，物种多样性较少，这都抑制了种间的敌对行为，也限制了捕食关系。和平化进程的结果是一些种群数量迅速增加、寿命延长：“在城里，乌鸫寿命能比在乡村长两年。”

另一突出现象是：动物开始定居，减少迁徙行为。这是由于城市的微气候比乡村更暖，适于过冬。“城市茧居”同样更加普遍。繁殖季延长，亲缘联系增强：“城市乌鸫的繁殖期比乡村乌鸫早开始一至四周，夏季幼鸟离巢的时间也晚一个月。”

生态学家菲利普•柯莱若确认：“动物随着城市改变。我们甚至在巴黎地铁里见到蟋蟀以烟草和香烟过滤嘴为食！”红隼的捕猎方式也与以往不同，不再捕食鼩鼱和田鼠，而是食用麻雀和大型昆虫。

生态学家娜塔莉•玛冲研究了植物界的情况。 “所有人类活动都对植物种类构成有影响，植物采取针对城市环境的特殊行为。”城市里的雏菊更能耐受踩踏，蒲公英更倾向于在近处散播种子，使之能够享有珍稀的可用土地。

某研究设计院向不同岗位级别职工支付的工资额以及该院职工人员结构资料分别如图1和图2。根据资料回答问题。

历史的变局，往往隐藏于一些被史书一笔带过的细节中。

弓箭是人类最早发明的工具之一，它利用竹、木、牛角和兽筋的弹性，将箭矢投射到远处，以杀伤野兽和敌人。但只有经过多年严格训练才能百步穿杨，洞穿重甲则需要过人的臂力。中国人在春秋时开始大规模使用弩。弩利用机械，将拉弦和射击分解为各自独立的动作，于是使用者可以脚踏弩臂上弦，以腰力补充臂力的不足，之后精确瞄准。这种武器的广泛使用，使得秦汉两朝的农耕民族军队可以击败长于骑射的匈奴，迫使他们西迁，改变了欧洲历史；也使宋代在缺乏骑兵的劣势中，与北方游牧民族抗衡数百年，发展出辉煌的文明。

__________________。在史前时代，独木舟和木筏就已经帮助人类迁徙到大洋洲。在那之后，船使河流和海洋成为人类运输的快速通道。一辆八匹马拉的马车可以装载四吨货物。而八个人驾驶的船可以运二百吨货。船运给河流和海洋的沿岸带来了繁荣，人在水运的枢纽处聚集，形成城市，而城市甚至王朝也因此依赖于航运。中国南方的粮食通过河流只能运到开封，北宋不得不在这个危险的地域定都，最后付出惨重代价；南宋的泉州因为海运贸易而繁荣发达，也恰恰是泉州的失陷，让蒙古人获得了南宋的船队，南宋失去最后的抵抗机会；在元明清三个南北统一的朝代，又是航运使得南方粮食源源不断供应北方的都城，保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与弩的发明一样，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曾经领先世界，但最终在西方的技术大跃进时代走向衰落。在公元2世纪就能造出十丈楼船的民族，到18世纪只能建造被西方人嘲笑的小船。技术衰落无疑是文明衰落最明显的表征。让中国人一直感到不甘甚至悲愤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创造，却最终输掉了竞争？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给出了他的见解：“因为欧洲是如此吵闹不已打来打去的一盘散沙。”欧洲的吵闹，让轻视技术发展的国家不断被打败、淘汰；而追求步调一致的中国呢？乾隆十二年，清廷下了一条禁令，禁止福建的工匠建造一种“桅高篷大，利于走风”的新船，因为它速度太快，不利于水师稽查管理。船运维持了中国的大一统，也恰恰是大一统，使得中国的船运和国运走向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