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词工程师，一个与人工智能(AI)相关的新职业悄然兴起。其职责是与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高质量对话，用设计、管理与优化相关行业的提示词来进行大模型训练，配合技术提升整体产品表现。可以这么理解：人工智能已经开始进入无数具体的行业领域，如同刚入职的“新人”，需要一位行业资深前辈贴身“传帮带”，助其快速适应业务、成为“熟手”。
这些“传帮带”的师父们，就是AI训练应用场景下的提示词工程师。在国内招聘平台上，这个岗位仍处于动态定义的过程中，未必严谨地以“提示词工程师”的字样出现，可能名为AI训练师，或是AI产品运营，也可能叫作AI“文生图”绘画师，但岗位描述都指向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训练。毫无疑问，从需求端已经能感受到这一职业的水涨船高。
初看这个新职业，总有些________，因为它超出了专业对口的思维方式。说它是AI技术相关吧，它要求从业者有其他垂直领域的专业性，尤其是法律、宗教、艺术这样的领域；说它是内容生产吧，它的从业者又必须高度理解AI逻辑，有产品经理思维打底。它非文非理、非农非工，既跨界又难以充分量化，要求的是一种人文与技术的综合性，以及一种高度开放的思维、技术伴随式学习能力。
有论者分析，这个职业可能是暂时的，因为它适配的是大语言模型进入具体应用场景的阶段。但其实，这个职业本身也正处于生成之中，谁又能定论没有新的发育可能呢？其所内含的职业精神本就指向人文精神与人工智能的动态调适。当AI快速进入人类生存的各个层面、各个细分领域，这种调适每个人都要经历，并指向了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既包含我们对AI的适应(使用、伴随学习、合作创造)，也包括我们对AI的规训(日常训练、伦理制约)。未来，这就是一个人的社会化的基本内容，而“提示词工程师”则会成为每个现代人的一个侧面。
此外，对于我们“怎么找工作”“怎么看待工作”，“提示词工程师”兴起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值得掂量的信号：未来，最容易被替代的工作是那些易于标准化的职业、易于模式化的流程，不容易被替代的则是那些具有“人”的综合性特征的职业。后者，可能是独特的艺术家、具有原创性的创作者、技术人文复合型人才，也可能是插花师、护士、电工这样具有人的“具身性”的职业。换句话说，在AI的吞噬中稍稍保持的竞争性，要么来自一个确实高度复杂的思维，要么来自一个可以面对面的肉身。
风吹云走，这样的职业分化已经近在眼前。此刻看似能“上岸”的职业、此刻被争抢的“饭碗”，是否有想象中那么稳定?可能还需选择者长思。

最近，“拆二代”这个词火了起来。根据网上的说法：“‘拆二代’多数在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于城市近郊的人，由于拆迁补偿一夜暴富，他们经常以负面形象示人”。_______________调查数据说明，“拆二代”纸醉金迷又扶不上墙的形象不过是一种幻想。它反映了一种将一个群体标签化，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思维模式。

“二代”是一种先赋的资源，对个人成长有着显著影响。但是，这种先天影响并非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在财富与权力中成长起来的人不一定骄奢淫逸，而从小面对挫折与贫困未必就奋发有为。不论是“富二代”还是“穷二代”，一个人会怎样、能怎样，更多地取决于他们的努力和社会阶层流动通道是否畅通，而非家庭背景高低。_______________保障了法治的健全和社会的公平，_______________没必要担心“二代”们做什么“坏事”。

“二代”标签之所以满天飞，无非有两个原因：其一，碎片化信息传播当道，以偏概全的情绪化表达容易战胜独立理性的判断，能吸引人眼球的“标签”容易集结公众力量，形成一种缺乏理性的舆论暴力；其二，“贴标签”省去人们深入思考、分析的工夫，迎合了人们的懒惰。

一个标签化的世界，必然是僵化而充满恶意的，但真实世界绝不是如此极端。是时候抛弃各种“×二代”的标签，正视每一个人的独特性了。就事论事，理性独立，这才是看待世界的应然态度。

这几年的生物科学在使“人根源于自然之中”这一点上，已成为必须正视的事实。大多数人以前有旧观念，认为我们享有主宰万物的特权，这种想法正在从根本上动摇，其实我们并不是实际存在的实体，而是被其他生命分享着、租用着、占据着。在我们细胞的内部，驱动着细胞，通过氧化方式提供能量，以供我们出门去迎接每一个朗朗白天的，是线粒体，严格地说，它们不是属于我们的。原来它们是单独的小生命，是当年移居到我们身上的殖民者原核细胞的后裔。很有可能是一些原始的细菌——大量地涌进人体真核细胞的远古前身，在其中留下来。从那时起，它们保住了自己及其生活方式，以自己的样式复制繁衍，其DNA（脱氧核糖核酸）和RNA（核糖核酸）都与我们的不同。它们是我们的共生体，就像豆科植物的根瘤菌一样。没有它们，我们将没法活动一块肌肉，敲打一下指头，转动一个念头。

我认为这些线粒体和其他以类似方式定居在我们身体细胞里的生物是为我们工作的，它们的每一气息都是为我们而呼吸的；但是否也有可能，是它们在每天早晨散步于本地的公园，感觉着我们的感觉，倾听着我们的音乐，思想着我们的思想呢？我想那些绿色植物跟我们同命相怜。它们身上如果没有叶绿体，就不可能是植物，也不可能是绿色的。是那些叶绿体经营着光合工厂，生产出氧气供我们大家享用。但事实上，叶绿体也是独立的生命，有着它们自己的基因组，编码着它们自己的遗传信息。

我们的细胞核里携带的大量DNA，也许是在细胞的祖先融合和原始生物在共生中联合起来的年月里，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这里的。我们的基因组是从大自然所有方面来的形形色色指令的集结，为应付形形色色的意外情况编码而成。就我个人而言，经过变异和物种形成，使我成了现在的物种，我对此感激不尽。不过，几年前还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事的时候，我还觉得我是个独立实体，但现在却不能这样想了。

生命同一性让很多人都吃惊的原因很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归根结底都是从一个单一细胞演化而来的。这个细胞是在地球冷却的时候，由一响雷电赋予了生命。作为一母细胞的后代，我们才成了今天的样子。我们至今还跟周围的生命有着共同的基因，而草的酶和鲸鱼的酶之间的相似，就是同种相传的相似形。

大国崛起不是民族性口号和单一的感情，文化创新和可持续输出是它的重要软实力地基。

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将整个社会资木分成三个资本。经济资本、文化和象征资本。就“经济资本”而言。如今，中国在落入低谷后已经走上了复苏之路。这种复苏使得中国的身份变得空前复杂，关键问题不在于我们的科技经济军事崛起，而在于我们的文化身份不清。这就说明中国“文化资本”还不丰厚，需积极进行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的积累和创新，通过经济崛起与文化创新共同年升中国新世纪大国地位。

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格局下，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爱方文化丧失自已的声音，只能沧为两方现代性的边缘或附庙。中国在古今西，四个维度之间【①】，人们方而在忘记中国自向有传统，一方面对两方这一他者总是【②】。向西方学习并没有获得西方文化的内在特性，反而往往通过西方抹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没有文化有凝聚力，文化身份【③】就将出现问题，在经济起飞后，全盘西化之中还有什么能够代表东方？如果我们没意识到本文有重要性那么崛起速度越快，文化则越弱。

文化要去“化”，国家冲突要去“解”，当代思想战略要去“行”。然而，在大众媒体的炒作中，今天满地的“文化侏儒”和消费享乐主义者，却少有能够担当“天下”的大气象者。这意味着，中国文化在新一轮文化竞争中有可能处在不利的地位。事实上，文化殖民、语言殖民、精神生态失衡是当代最大的文化病症，这种病症造成了国人的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情结。这一局面必须加以改观，否则文化软实力竞争就落不到实处。

中国文化正在成为国际上受尊重的文化实体，并由东方向西方传播而成为人类新的文化感受方式。我们必须思考人类的未来是否可以将东西文化中精神相通打素整合起来。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消除文化误读，发现差导性文化之间的的心灵相似，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气着和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生态问题，让人类走向新世纪绿色生态的自然和社会。

守正创新是新世纪中国崛起的文化战略。新世纪中国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走出去”而成为人类的和世界的。

当下社会语言中产生了许多新词，“美女”算是其中之一，因为它已经不是传统语意上的“美女”了，而是几乎泛指一切女性。“美女”一词的滥用，似乎发端于文学界，所谓“美女作家”。当从文学自身寻找价值比较艰难的时候，从语言学角度去寻找，反而显得容易些了，这也许可以算作中国文学对于语言学的新贡献吧。继女作家统统被称为“美女作家”之后，电视上每出现一位女教授，都会被称为“美女教授”。现在到商场去买东西，都会有营业员凑上来问：“美女，买什么？”

在“美女”中，“美”已经成为虚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美女”对语言学带来了新的挑战，那就是需要重新定义“美”的内涵。如果从前称美女是对女性美的赞赏的话，现在已经完全沦为一种轻薄了。而且，从前的人含蓄，似乎很少在口语中直呼一个人为“美女”，哪怕她真的是一个美女。这不是审美的个体差异问题，也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特定审美现象，而是“美”字的滥用和美女称谓的泛化。就拿文化界来说，百姓对于知识女性的面孔可能是存在着“阅读定势”的，一看没到丑的地步，“美女”一词就脱口而出了，所以，现在大家需要区分的不是谁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而是谁不是“美女作家”、“美女教授”了。当特殊取代一般时，人们所做的就不是从一般中区别特殊，而是从特殊中区别一般了。

一个词汇的运用越是被泛化，意义也就越是被抽空。汉语中有很多词已经被用死掉了，属于一用就滥，一滥就死，比如文化、愿景等等。在文化界，死掉的词可能还有“大师”和“伟大”。评价一个文化人，动辄就是“大师”；评价一件文化产品，动辄就是“伟大”；一个二流作家可以被称为“大师”，一部三流小说可以被称为“伟大”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这个时代恰恰无大师，恰恰不伟大，才导致了“大师”与“伟大”词汇的泛滥。真正在大师辈出的伟大时代，“大师”与“伟大”这两个词反而是很少用的，大家在谦虚认真地思考、交流与商榷，而不是随随便便把“大师”和“伟大”的帽子一扣拉倒。只有目力不逮的人，才会到处乱扣“大师”与“伟大”的帽子。

苏联解体以后，“同志”不好再称呼了，俄罗斯人不知所措，干脆称呼：男人、女人。于是，有人在喊一个人，却能引起半条街的回头率。“男人”和“女人”可以成为一种称谓，似乎是回到了对人的最本质、最普世的称谓层面，但也消解了语言的存在价值，实际上是语言的悲哀。“美女”所显示的，也是语言的滑稽与悲哀，对于用词和称谓的不加节制，有一天也许会导致中国人只能相互称“男人”和“女人”的尴尬境地了。“美女”一词的泛化体现的恰恰是语义的匮乏，以及词语尊严的下滑和人的漫不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