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B市新经济实现增加值10057.4亿元，比上年增长9.3%，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3.2%，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全年全市新设立的企业中，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企业合计达到70661家，占比为38.5%，注册资本达到7311.4亿元，同比增长13.5%。

2018年，B市高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6976.8亿元，比上年增长9.4%，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3.0%，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4893.4亿元，增长9.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6.1%，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信息产业实现增加值4940.7亿元，增长14.3%，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X）%，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

2018年，B市高技术服务业完成投资507.8亿元，同比增长18.9%。其中，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31.2%，科技服务业投资增长7.7%。

2018年，B市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网上零售额达到2632.9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占全市零售额比重为22.4%，对全市零售额增长的贡献率（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量在全市零售额同比增量中占的比重）达到80.6%。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为124.7亿元，比上年增长39.3%，对全市餐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

2018年，B市高新技术示范区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实现技术收入10629.4亿元，比上年增长13.4%，占高新技术示范区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总收入的比重为18.1%，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

（一）我曾运用复杂科学的方法分析制度问题，认为制度应当包括体制和机制两个方面。体制是指系统在某一时间点所处的状态和结构，机制则是指系统演化的过程和动因。由于系统是动态的，处于不停的演化之中，因此单靠权力分析、利益集团分析、规范分析等静态的结构分析方法来研究它是不够的。正如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诺斯一针见血指出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变迁的动态世界中，但我们的理论却是静态的。”

（二）制度可以经由强制性制度变迁（他组织作用）而产生，也可以通过诱制性制度变迁（自组织作用）而演化。按照复杂性科学的观点，对经济的运行而言，既定的制度规则能稳定交易主体的预期。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交易主体之间都知道对方会按照什么规则来行动，因为大家都相信对方是理性的。如果确实如此，那这一制度就是适当而稳定的。如果在既定制度框架下，交易主体难以发挥作用，难以将商业机会变为现实，那就说明这一制度需要加以改变，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造成自组织作用和他组织作用的结合，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和演化。

2021年全国共有138个国家级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其中山东、黑龙江分别有16和12个基地，云南、湖北均以10个居于其后，2021年全国通过国审的水稻品种有677个，其中湖南有169个；玉米通过国审的919个品种中，134个来自北京，其后是吉林99个、河南95个；与水稻、玉米相比，大豆种源高度依赖进口，2021年仅有86个国审品种，其中黑龙江18个、山东14个；棉花39个国审品种中，最多的是新疆，有12个，其次为河南，有6个。

2021年，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95%，水稻、小麦两大口粮作物品种100%自给。大豆种子对外依赖度高达86%，胡萝卜、茄子、菠菜、洋葱、高端品种番茄及甜菜等种子的进口依赖度超过90%。

今日，有报道说，有些颜色极为亮丽的服装中含有荧光增白剂，会对人体健康存在危害。同时，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部分纸质餐具仍存在有荧光增白剂，多家知名方便面品牌外包装仍然含有荧光增白剂。

荧光增白剂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它是一种具有亮白增艳作用的色彩调理剂。其作用原理是吸收不可见的紫外光，转换为波长较长的蓝色或紫色可见光，蓝色的光释放出来后，与物品发出的黄光进行叠加，互补形成白光，使物品发出的白光增强，人们肉眼可感觉到白色物品明显变得更白、更亮、更鲜艳。

在纺织服装行业，纤维自身的白度往往达不到人们的要求，尤其是天然纤维如羊毛、蚕丝、棉花、麻等。由于环境与生长周期的差异，会轻微吸收可见光中的蓝光，从而造成蓝色不足，使白色的纤维看起来稍带黄色，给人以陈旧之感。为此，人们在洗涤剂中或纺织品整理过程中加入荧光增白剂，从而起到使衣服颜色更亮丽的目的。

那么，荧光增白剂对人体到底有什么隐患呢？医学临床试验已经证明：荧光增白剂一旦进入人体，就不容易分解，毒性会在肝脏或其他主要脏器中积累，构成潜在的真核生物酵母的致癌突变作用，最明显一点就是与伤口处的蛋白结合，不利于伤口愈合。

值得欣慰的是，中华环保联合会环保技术标准研究专业委员会联合北京服装学院，目前正就荧光增白剂的安全隐患问题，开展相关标准的申请与制定，并提出建立生态环保体系标准，这将从根本上解决荧光增白剂的安全隐患问题。

某园林依中轴线布局，从前到后依次排列着七个庭院，这七个庭院分别以汉字“天”、“地”、“人”、“日”、“月”、“星”、“辰”来命名。已知：
①“天”字庭院不是最前面的庭院。
②“星”字庭院和“辰”字庭院相邻。
③“地”、“人”两庭院间隔的庭院数与“日”、“月”两庭院间隔的庭院数相同。

2011年末，我国城乡就业人数达到76420万人，比2002年增加3140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数从25159万人增加到35914万人；乡村就业人数从48121万人减少到40506万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镇吸收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2011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

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2002年增长1.8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比2002年增长1.8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8.1%；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速超过1979年至2011年7.4%的年均增速，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2010年、2011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两年快于城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2011年，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6.3%和40.4%，分别比2002年降低了1.4和5.8个百分点。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2.7平方米，比2002年增加8.2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36.2平方米，增加9.7平方米，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大幅增长。2011年底，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家庭汽车18.6辆，比2002年度增长20.1倍；拥有移动电话205.3部，增长2.3倍；拥有家庭电脑81.9台，增长3.0倍；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电冰箱61.5台，比2002年度增长3.1倍；空调机22.6台，增长8.9倍；拥有移动电话179.7部，增长12.1倍。2011年，全国电话普及率达到94.90部/百人，比2002年提高1.8倍。

2011年末，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城镇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8391万人、47343万人、14317万人、17696万人、13892万人。2011年底，2277万城市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5306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分别比2002年增加212万人和4898万人。以低收入标准测算，农村贫困人口从2002年末的8645万人下降到2010年末的2688万人。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033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比2009年提高92%，按照新标准，年末扶贫对象为12238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