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末，我国城乡就业人数达到76420万人，比2002年增加3140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数从25159万人增加到35914万人；乡村就业人数从48121万人减少到40506万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镇吸收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2011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

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2002年增长1.8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比2002年增长1.8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8.1%；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速超过1979年至2011年7.4%的年均增速，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2010年、2011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两年快于城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2011年，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6.3%和40.4%，分别比2002年降低了1.4和5.8个百分点。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2.7平方米，比2002年增加8.2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36.2平方米，增加9.7平方米，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大幅增长。2011年底，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家庭汽车18.6辆，比2002年度增长20.1倍；拥有移动电话205.3部，增长2.3倍；拥有家庭电脑81.9台，增长3.0倍；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电冰箱61.5台，比2002年度增长3.1倍；空调机22.6台，增长8.9倍；拥有移动电话179.7部，增长12.1倍。2011年，全国电话普及率达到94.90部/百人，比2002年提高1.8倍。

2011年末，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城镇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8391万人、47343万人、14317万人、17696万人、13892万人。2011年底，2277万城市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5306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分别比2002年增加212万人和4898万人。以低收入标准测算，农村贫困人口从2002年末的8645万人下降到2010年末的2688万人。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033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比2009年提高92%，按照新标准，年末扶贫对象为12238万人。

（一）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作为认识过程的基础，这是它同以前的认识论相区别的一个根本标志。因此，要全面关注孩子的素质，首先必须关注他们的活动的发展和变化。

（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心理既不是由什么先天的遗传、先验的精神或图式决定的，也不是由环境、由外界事物机械地决定的。人的心理，包括儿童的心理，并不是什么先天的东西预定的运动，也不是对外界事物的直观的、机械的反映，而是在人的积极活动中，在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中的一种能动的反映。人的心理，包括儿童的心理，都是在活动中形成的，也是在活动中表现的，并且随着活动形态（游戏、学习、劳动）的不断发展而向前发展。这才是正确理解人，包括儿童心理发展的正确的钥匙。

（三）人的实践活动主要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但从个体来说，实践活动有一个形成和发展过程。儿童出生不久，就产生了完整的有目的动作；继而便出现了专门接受人类经验的学习活动；最后，出现了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劳动生产和社会生活这一典型形态的实践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儿童从学会适应社会生活，逐步发展到学会改造社会。这样，他就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成员。

今年（2008）8月，开始于2003年的农村信用社改革第一阶段工作任务基本完成。截至今年6月末，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含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余额30841亿元，比改革前的2002年末增长121％；各项存款余额43394亿元，比改革前增长118％。今年上半年实现利润219亿元。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四级分类口径的不良贷款2972亿元，不良率9.6％，分别比改革前降低了2175亿元和27.33个百分点。农信社口径的资本充足率12.24％，比改革前提高了20.69个百分点；历年亏损挂账586亿元，比改革前减少了722亿元，降幅55.6％；农业贷款余额13982亿元，比2002年末增加8403亿元，增长151％，增幅明显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农业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例由2002年末的40％提高到目前的45％。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已分别达到8.6％和14.6％。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新的管理体制框架基本确立，历史包袱初步化解，风险状况有所缓解，支农主力军的作用不断得到强化。

为什么欧美人和亚洲人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为什么前者倾向于个人主义，并且惯于以分析的方式推理，而后者绝大多数呈现出一种集体主义，并且习惯从整体角度思维？

这是个宏大的问题，人们曾从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甚至基因中寻找答案。

今天，托马斯•塔尔海姆，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一名社会心理学博士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这些彼此差别的文化，部分来源于滋养它们的谷物：从新石器时代起，小麦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和水稻种植在东亚和东南亚的盛行，可能持续地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并且在两种情况中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认知过程。

以水稻种植为例，它要求农民之间通力合作。巴黎高等农艺科学学院农业系的奥利维耶解释说：“水从上游的田地流向下游的田地，因此农民之间首先要就水流的管理达成一致，以避免这家排水涝了那家的地。”

随着时间的流逝，合作的需要就会促进该地区集体主义价值的增长。“当人们需要别人帮他获得‘每日的面包’时，就必须更多地关注别人，并且学着妥协。”美国密歇根大学文化心理学研究者理查德•尼斯贝特总结说。

相反，小麦文化从2000多年前起就引入了畜力辅助耕种，并不太需要耕作者彼此间这样的合作。于是这种农业方式允许更为个人主义的价值萌芽，并且随着时间流逝，超越个人的农业行为，发展成为文化准则，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

这些相对立的价值接下来导引出欧美人与亚洲人之间的第二项区别，这一次涉及到思维方式。

欧美人这边，个人主义助长了分析的思考方式：将属性归于物体，以便将它们从背景中整理出来，分门别类。而东亚这边，集体主义推进了更为整体的思考方式的发展，也就是说，“围绕关系而非类别、围绕系统而非物体组织起来的一种思考方式，表现出对背景的更多关注”，理查德•尼斯贝特描述道。

一个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和身处其中的个体的思维方式，二者之间有何联系？“如果有人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他是这个背景中相互依赖的元素之一，那么他就很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观察周遭的物体和事件。”黑兹尔和北山忍于1991年在《心理学研究》上解释道。与之相对，个人主义倾向于发展出另一种思维方式，将物体独立于环境，强调其专有属性。

这个理论再次将文化与自然之间的深刻关系摆在我们面前。因为正是自然决定了粮食作物，乃至我们的思想。一如稻米和小麦，人类心灵也是大地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