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一项调查显示，76.5%的受访者感觉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了，受访者认为年轻人语言贫乏的表现是基本不会使用诗句（61.9%）和不会用复杂的修辞手法（57.6%）。亦如以往所有关于汉语命运的讨论，总是要有一个“替罪羊”被推出来，在许多受访者口中，这次轮到了网络语言。

②网络带给传统语言生活最大的改变，是大大加速了互联互通的效率，把每位网民都推向了______的广场，使面向公共空间说话，从少数精英的特权变成了人人可享的服务，网络大大加速了语言发展和演变，激发了全民的语言热情。然而，全民进入网络空间，难免______；来得太快，难免让人不适应，自然也带来焦虑。这种焦虑是全方位的，伦理的（如隐私），经济的（如虚拟货币），文化的，自然也少不了语言本身的。

③语言规划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语言生活，塑造什么样的语言样态，也就培育什么样的语言能力。古诗词和复杂灵动的修辞有其恒久的价值与魅力，但不要忘记，在唐诗宋词滥觞的岁月，它们也是因适应当时的文人语言生活才获得发展的。回到今天，不论线上线下，我们都很难要求话语里也三句一成语，五句一典故，而恰恰相反，不同于直接生硬的引用，在这个网络时代，有恒久魅力的经典语言文化在以新的方式焕发生机。《经典咏流传》把古诗词唱出来，新造成语用四字格描述今人情绪，《中华新韵》让古体诗用普通话读着也有味道，突然爆火的夸夸群更让灵动的修辞炫出了天际，如此种种不胜枚举。模因理论告诉我们，经典的文化元素会在每个时代流行，其表现方式不同而已。语言生活依然在有序发展，我们的语言也很好地适应着语言生活。

④因此可以说，社会的语言能力并没有退化，而要进一步提高个体的语言能力，则有赖于建造良好的语言环境。给予有效的引导，而非强制的教育，没有语言使用的环境，就没有语言能力的提升，很多当代作家回忆，他们的写作能力在大学时获得了巨大发展，不因种种课程，纯是向家人、恋人、好友大量写信锻炼了语言的风格和魅力。我国的应试文化和教育现状让青少年很少有机会自由地使用语言，表情达意，言说心声。恰恰是网络空间，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语言生活规划者需要做的就是鼓励更多优秀的语言作品产出，压制极少数低俗恶俗的词汇与表达方式，把最大的自由空间还给每一个语言使用者，去激发语言创造的热情。

⑤另外，有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建议青年训练自己的语言，这实在是可喜的现象，证明全社会的语言意识正在觉醒，意识到语言和语言生活是需要规划，需要建设的。相信人人努力，营造自由开放，又有引导的语言生活，就可以既做心口一致的君子，也做美言美语的贤人。

现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相声明显竞争不过小品。为什么呢？

我想，主要的原因，在于现代相声在思想性的追求上有些落伍，整体上不如小品的思想性深刻。

按说，相声艺术发展到今天，在艺术上已经相当成熟了，说学逗唱的功夫和技巧，应该不会比小品逊色多少。小品是舶来品，直接借鉴了西方许多艺术手法，尤其在思想性和哲理性上独领风骚，这是它顺应时代风尚，后来居上的首要原因。

大家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的整体素质和文化修养普遍提高，人们的审美层次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以往仅仅有趣的艺术形式已经渐渐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在追求艺术享受的同时，还追求思想的升华和哲理的启迪，追求“有益的”教诲。这“有益的”，不能理解为政治说教，也不能理解为道德说教，它更多地倾向于知识和哲理，倾向于生活中的真理。

每年的春节联欢电视节目中，那些艺术性和思想性俱佳的小品总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它值得人们花费时间和精力来欣赏。人们在观赏的同时，心灵得到了陶冶，智慧得到了启迪。相反，那些显得有些粗俗，仅仅为了逗得观众一乐的小品，往往并不能赢得广大观众的青睐。

有人说，中国人接受了几千年的说教，现在都有点厌烦了，艺术应该向纯艺术的方向发展。我觉得这是一种错觉。中国人是受了几千年的说教，这不假，但那是什么样的说教呢？如果是违背科学，违背真理的说教，不要说中国人，更不要说现代的中国人，就是外国人不是也同样反感吗？但说教并不意味着就非要违背科学，违背真理，它不许传播科学、弘扬真理、启迪人生的智慧吗？人们心中排斥的，只是虚伪造作无用的说教，决不会排斥真、善、美的教诲。向往真理，探究生活的哲理，是人的本能，什么时候也不会改变。

这几年，哲理故事逐渐流行于故事刊物中，为仅仅有趣、出奇的故事注入了一针强心剂，重新拉回了大量的读者，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大量的哲理美文，正风行于网络和各种期刊中，也是一种佐证。它证明人们永远不会拒绝真、善、美的艺术熏陶，不会拒绝有益的启迪。

所以，我愿意为说教争鸣，愿艺术永远不要脱离主题，脱离它该有的思想内涵。

长远以来，中国就重视文化立国，礼治即表现在国家治理中体现出文化的精神。儒释道、诸子百家文化数千年来成为中国人的思想血脉，影响了各个朝代的主流思想。“仁义礼智信”“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理念，对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以及全体中国人的人格言行影响很深。众所周知的如《论语》《大学》等成为数百年来包括帝王在内的治国理政者们的必读书，历史上国家治理者推行“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等理念和做法，都是礼治的表现。

中国历史的主流，与其说是人治，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思想影响下的帝王及士大夫们在治理国家。虽然经历许多次改朝换代，期间也有一些_______________的帝王，但中国社会治理的背后，总体来说都有着中国文化思想作为底蕴，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_______________。

在礼治之下，总体来看中国历史上也发展出了与其相应的法治，有法制体系以规范社会治理的各方面。比如有监察制度以保证官员廉洁奉公，有官员选拔制度以保证任人唯贤，等等。就监察制度来说，唐朝就有“四善二十七最”“六察法”等，对官员的监察和考核进行严格详细的规定。对皇帝本身，也不是没有约束制度。比如在唐朝三省六部制下，虽然最高命令是皇帝诏书，但诏书由中书省拟撰，后经门下省复审。门下省如果认为不妥，可以“封驳”，也就是把皇帝命令挡回去。“封驳”在汉代已经出现，唐代“封驳”的例子屡见不鲜，宋朝也延续了这一制度。明朝来华多年的传教士利玛窦也注意到，“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对法治的推崇，屡见于古代经典。比如《管子》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荀子认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这些思想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些人质疑中国历史上是否有法治，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国人应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时期，整个社会能按照一定规则和制度来进行治理，并实现较长时间的良性运转，至少应说是具有相当程度上的法治特色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就认为“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连《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

当然中国历史上的治理，有时代的局限性，也有很多不完善乃至糟粕的东西，但我们不应简单以人治抹杀中国古代治理经验，从而失去了取其精华的机会。比如历史上的监察制度、选官制度等经验就值得借鉴。笔者也注意到，历史上治理较好的时期，都是那些文化较昌明开放的时代，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当文化精神比较衰退、保守的时候，便出现社会治理和制度的相对颓废。所以今天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法治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应大力加强“礼治”，注重夯实优秀传统文化的内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