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比较重视步行，无论是走路的速度，还是步形、体态都有较为明确的划定和区别。步行须遵制合礼是古代礼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古代以右、前为尊。道路之上，男居右行，女居左行；与父辈外出，小辈随后相从，不得逾前；与兄弟朋友外出，须并行，有如雁阵，不得超速领先。否则为越位，越位即越礼，要受到非议。在古人看来，走路的速度、方式须在不同的场合有所区别。《尔雅》说：“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东汉人解释，两脚进曰“行”，徐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奔”即后人所说的奔跑，如果不遵此行走，无疑既不合礼，又不合理。汉代还明文规定在帝王面前要“疾趋”。对朝廷有特殊贡献的人或皇上特别亲近的人，可以免去此礼，当然那是独沐皇恩、荣耀无比的事了。在官场之中，则有“趋礼”之说。对趋礼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如若行走迟缓则要遭到斥责，甚至有降职免官的危险。县令拜谒知府若行步迟缓，知府的守门人便可斥责县令。

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在不背道逾礼的情况下，古人也十分讲究步行美，以此体现人的性格情趣和风度教养。先秦君子步行鸣佩玉，既喻示着君子言行举止要符合德行的要求，而佩玉之声伴随着步行的节奏，又显示出一种庄重和谐的美。对待步行，儒道两家态度素不相同。儒家容美于善，道家容美于真。因此，庄子曾尖刻地批评了学行于邯郸的寿陵余子和亦步亦趋效仿孔子走路的颜回，借此嘲讽了儒士们拘守礼义、失去故我的荒唐。但同时，寿陵余子和颜回的行为又侧面反映了一种“时尚”。寿陵余子认为首都邯郸人的步法独特优美，有节有度，有仪有威，是有许多可学之处的。颜回步、趋、走、奔处处要学孔子，除了他遵守纪律外，起码在他的眼里，这些是非学到手不可的特技，是他人无法企及的极美的东西。汉末至魏晋时代，随着儒学的日益衰落和人们思想的逐渐解放，人们对美的崇尚与追求更为显著，因此节度迟缓不迫、举止舒泰优雅的步行，作为衡量一个人的修养、气质和风度的重要标准，常为品评者称誉。乐府民歌《陌上桑》载秦罗敷在拒绝使君求婚时，就夸说自己的丈夫：“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

古人还把与步行有关的词语用来表情达意。如常见的徘徊、彷惶、踟躇、容与等，就被演化为举步不定、犹豫不决的意思。“徒跣”一词，原义是脱掉鞋子赤脚走路，后演化为表示发怒、着急、匆忙和痛苦的情感。徒跣又如倒屣，碰到身份特殊的人或情状特殊的事，需急遽迎接或前往以示重视时常用此词。刘邦赦免了萧何，萧何“徒跣入谢”，即是表示急速前往致谢的意思。

步行这个简单的行为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某些历史文化现象，这对我们是不无裨益的。

第一步就是明确爱是一种艺术，正如生活是一种艺术一样。①我们想知道如何爱，②必须遵循我们学习其他任何艺术的同样方法，诸如学习音乐、绘画、木工或医学技艺及工程艺术的方法。

在学习任何一种艺术时，必要的步骤是什么呢？

学习任何一种艺术的过程都能够适当地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精通那门艺术的理论，另一方面熟悉那门艺术的实践。如果我想学习医学技艺，我必须首先了解人体结构和各种疾病，但当我具备了这一方面的全部理论知识时，根本不意味着我在医学技艺上是合格的。只有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把我们的理论知识成果和我们的实践成果融为一体，即变为我的直觉——这是任何一门艺术的要素——之后，我在技艺上才变得精湛起来。当然除学习那门艺术的理论和实践外，为驾驭任何一门艺术，第三点也是必要的要素，即要使艺术精湛必须极其关心这一问题，在我的心中必须是：没有什么比此艺术更重要的事情。

这适用于音乐、医学、木工和爱的艺术。这里有着为什么在当代的文明中，人们很少尝试探究爱这门艺术的答案，尽管他们明显地失败，尽管他们对爱如饥似渴，但却又认为几乎每一件事都比爱重要：成就、名望、金钱、权利——几乎人们的所有精力都被用来研究如何实现这些目标，难怪乎没有谁来学习爱的艺术。

“市民杨女士去茶馆打牌后遗落5000元现金，服务员帮忙收起来并归还，杨女士因此拿出了200元表示感谢，没想到服务员收下了。事后杨女士认为服务员这种行为不对，打电话给报社希望曝光。这样的‘客气’与‘不客气’，你怎么看？”海南《南国都市报》12日在微博上发布的这一调查引发了网友关注。在超过3.7万次转发与过万次评论中，绝大部分网友都认为在失主主动的情况下，收取酬谢这一行为是正确的。

网友之所以一边倒地支持收取酬金的行为，一方面是基于我们所面临的道德现状。虽然近来涌现出不少道德模范人物，但道德滑坡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好人难做”的语境下，拾金不昧已是一种稀缺的品质，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苛求拾金不昧的成立，况且还是失主的主动行为，在法律上这是一种赠与行为。也就是说，服务员收下酬金，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合法。

……。时光倒退几十年，“做好事不留名”是一种社会共识，倘若有人拾金不昧要求收取酬金，必然遭到社会舆论的批判。再往后，人们对“做好事不求回报”这个命题产生了动摇，一些不同的声音开始响起。而至今日，绝大多数人认可收取酬金，包括在法律层面鼓励有偿做好事——我个人认为，这种观念上的变化不仅是从当下社会道德严重滑坡中得到的一种教训，事实上也是一种理性和常识的回归。

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绝大多数人都是不完美的，都有利己的一面，而人又是可以改良和引导的，正是因为人是可以改良和引导的。正是因为人是不完美的，所以才需要有道德约束，才需要制度上的激励和社会舆论的反馈，甚至包括利益上的奖惩，来激发人性向善的一面，抑制向恶的一面。如果我们先假定人性是完美无瑕的，道德只是一种本能，不应附带任何条件，那么很容易陷入一种“道德原教旨主义”，即把道德绝对化、空洞化，认为道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是，怎么来解决道德本身的问题呢？

呵护行善者的利益诉求，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也是推动社会前行的一种正能量，某种意义上说，这比个体某一次的拾金不昧更有价值。因为人人都可能是一个行善者，也可能是被助者，只有在这种相互宽容和理解的社会氛围中，道德的成长才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做好事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个人品格道德的优劣，有时也得看他肯不肯创造自己而定。

一个坏人，一旦觉察出自己品格行为的卑贱可耻，一心一意要从今日起做个好人，他这时心中所有的，便是一种创造的意志：他在开始要创造一个新的、善良的我。人本是有可塑性的，可好可坏；是好，是坏，但看他能不能萌发创造的意念，毁弃旧日之我，创造个新的好的我。像古时候的周处，人家因为他无恶不作，称他为三害之一，他自省悟过来以后，立刻改过迁善，登山杀虎，入水斩蛟，为地方除去大害，转眼间他便成了乡里间爱戴感佩的人了。

创造乃是一切事业的发轫，创造的精神是人人所该有的。目前一般人，缺乏勇敢创造的精神，于是就犯了怠惰病、保守病、模仿病；不肯挺起脊梁，努力去做一番创造的事业；小则影响自己的一生，大则影响国家民族的前途。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该自己下一番察验的功夫，看看是不是有病在身，努力鼓起创造的精神，驱逐病魔，改变生活态度，养成创造的人生观。

长久以来，人们都把脂肪当作健康的“大敌”，尤其是饱和脂肪被认为是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因素。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是，脂肪的摄入应该占每天总能量摄入的30%以下，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应该在10%以下。

而最近《柳叶刀》杂志上发表的一项大型研究似乎“颠覆”了这一观念。这是一项前瞻性的大型研究。研究者从世界5大洲的18个国家，选择了高中低不同收入水平的地区，共招募了超过13.5万名志愿者，通过统计他们的饮食习惯来计算营养组成，并在此后的多年（5.3至9.3年）中，追踪他们的死亡以及心血管疾病发病情况。

基于对这些数据的分析，研究者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两篇论文。
一篇论文是关于蔬菜、水果和豆类的影响，其结论没有新鲜的地方，大致就是每天总共4份左右（375到500克）这三类食物对健康好处明显，进一步增加摄入量带来的好处不大。
而另一篇论文则是关于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对心血管健康以及死亡率的影响，结果是，脂肪摄入量和种类，跟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以及死亡风险都不相关；与脂肪摄入量最低的那一组相比，摄入量最高的那组整体死亡率、中风以及心血管疾病之外的死亡风险还要低一些。而碳水化合物的影响则相反，碳水化合物摄入量高的那一组比最低的那一组，总体死亡率高28%，而对心血管疾病发生率和导致的死亡率则没有影响。

在发表这两篇论文的同时，《柳叶刀》杂志还发表了一篇评论，认为这项研究“挑战了健康饮食的定义，但关键问题并没有解决”。在这篇评论中，作者认为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补充了中低收入地区饮食与健康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加深了“饮食与健康”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但是，评论作者并没有赞同研究者的结论，而是指出了以下三点：

第一，在这项研究中，饱和脂肪和单不饱和脂肪的主要来源是动物食品（肉和奶制品）。除了脂肪外，这些食品也是锌、铁、维生素K、维生素B12等微量成分的良好来源。而在脂肪摄入量低（从而碳水化合物摄入量高）的人群中，这些营养成分的摄入可能是不足的。所以，“脂肪降低死亡率”这个调查结果，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富含脂肪的这些食物营养密度高，解决了这些食物摄入量低的人群某些微量营养成分的缺乏”。

第二，在这两篇论文中，一篇的结论是“碳水化合物摄入量高增加了死亡率”，另一篇的结论是“蔬菜、水果、豆类摄入量高降低了死亡率”。但是，蔬菜、水果和豆类，都富含碳水化合物。也就是说，不同种类的碳水化合物对于健康的影响需要分开讨论，比如添加糖、精制碳水化合物和粗粮。

第三，混杂因素会影响到结果，尤其是人们的健康意识。比如在欧美发达地区，人们有更好的健康意识，从而可能有更多对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比如遵守医嘱、合理的睡眠、控制饮酒、食用“推荐的食物”等等。而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地区，人们接受的健康生活指导会少一些。所以，评论作者认为，人们的健康意识，可能是这项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混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