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找到合适的量来反映过去。比如身高数据恰好可以在历史研究，尤其是经济史研究中承担起这样的角色。在个体层面影响身高的因素有很多。在社会层面，平均身高和个体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水平有很密切的关联。身高会在一定年龄定型，直到老年时期都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身高相当于“冻结”了过去的社会经济状况，虽然没有琥珀定住虫子那么精确，但已弥足珍贵。
作者通过这段文字主要想说明的是：
社会经济状况对人体身高有何影响
经济史研究可以参考人的身体数据
量化历史研究如何选取恰当的参量
身高数据“冻结”了社会经济状况
与经济的影响相比，现在的中国在对外方面缺乏有力的文化表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不久前说：“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出超相比，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存在严重的赤字。”他举例说，在图书出版方面，中国近年来图书版权贸易的逆差是1比10。2004年，从美国引进图书4068种，出口只有14种。从日本引进694种，出口22种。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最近也在一本书中说：“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作者举撒切尔夫人的话是为了说明：
中国对外方面的文化表现远远落后于经济方面的影响
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出超相比，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存在严重的赤字
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中国的文化发展速度
中国近年来在图书出版方面逆差严重
包明德谈到，孔子及儒学是中华文化的构成元素，但并非唯一的元素。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诸子百家源远流长，弘扬古代文化为的是同现代文明对接，并实现科学转化，中华文化中很多不同的思想同样有利于现代的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在文化姿态上不能独尊儒术。他还提出，弘扬孔子思想也须注意避免文化思想上的悖论。比如“五四”运动中的启蒙思想成果是我国文化发展中的先进因素，对此也应予以合情合理的阐释。
作者主张“在文化姿态上不能独尊儒术”，并非因为：
儒家思想与五四启蒙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儒家以外的古代思想流派也有合理成分
儒家思想不是尽善尽美的
儒家思想应该作科学的分析鉴别
中国的电视人，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手机、网络还是其他移动终端，真正对电视形成挑战的，不是这些实体的机构和渠道，而是在这些媒体环境浸泡之下慢慢嬗变的受众。这些受众，他们也许是电视群众，也许是网民，也许是“手拍暴民”，电视内容从传递到他们身上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脱离了制作者的掌控。这些受众将从电视节目中获得什么样的信息、乐趣和价值观，他们将如何解读、衍生、变造电视节目，都让电视人夜不能寐。
文章接下来最可能讲述的是：
电视受众趣味发生变化的原因
电视制作人如何引导受众的审美导向
电视制作如何适应受众趣味的变化
受众如何利用手机、网络等媒体发表见解
目前，IBM公司研发的电脑沃森战胜了美国电视智力节目《危险边缘》的两名人类常胜将军，一时间，很多网友担心，电脑越来越像人了，将会超越人类智慧。从深蓝到沃森，人工智能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电脑会代替人脑吗？近几年，每当有电脑战胜人脑的事发生，都会有“终结者”之类的担忧。甚至有人认为，电脑的计算速度正变得越来越快，不久的将来电脑将能够模拟人脑，产生意识，并最终替代人类。
作者对于“电脑替代人脑”这种观点的态度是：
作者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有可能实现电脑模拟人脑
看不出作者是否认同“电脑替代人脑”这种观点
认同这种观点，因为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超越人类智慧
不认同这种观点，因为人类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主宰者
尽管在《史记》之前，已经出现了《尚书》《春秋》《国语》，甚至出现了成熟的编年体史书《左传》，然而后世史家最崇奉的，却不是这些更古老的作品；相反，是《史记》创立的纪传体，成为历代正史的标准体例。《史记》之所以影响如此深远，除了司马迁超凡的史识和文笔之外，其创立的纪传体体例，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正如清儒章学诚所言：“自《隋·经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体例更为全面地包罗了人类历史的诸多侧面，且适应了史学的发展。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纪传体体例丰富了人类历史的记录角度
史书体例创新必须与史学的发展相适应
《史记》创立的体例是对后世最重要的影响
《史记》的纪传体体例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
现收藏于陕西省博物馆的八棱金杯，是唐代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1970年发掘出土。此杯为国家一级文物，高6.4厘米，侈口八角，圈足。八个面之间以连珠式图案相分割，分别装饰有拍板、吹箫、弹奏琵琶等人物浮雕图案，人物形象高鼻深目，明显是当时的西域胡人形象。此外，还有忍冬纹、卷草纹，以及山石、飞鸟、蝴蝶等装饰图案。这件文物对研究唐代金属工艺、造型艺术、文化交流、歌舞音乐以及服装穿戴等社会现象都有极大帮助。
下列说法与原文不相符的是：
唐代时已有箫、琵琶等音乐器具
当时西域与唐王朝有一定文化交流
八棱金杯是唐王朝赠送给西域的礼品
金杯的八个面之间以连珠式图案相分割
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传统翻译理论认为原文与译文应该相互等同，因此，“忠实”是翻译的基本标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翻译研究理论，受到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反对本质主义，反对“译文的本质是原文”这一传统思想。这种翻译研究的新思潮，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即认为不忠实于原文是正常甚至必然的。在阅读原文的基础上，翻译者根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进行独特的翻译创作，翻译者被认为是文本的另一个作者。
这段文字主要介绍：
新兴翻译理论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关系
翻译者对翻译文本的创造性贡献
新兴翻译理论与传统理论的区别
翻译工作应该遵循的基本标准
陶行知先生曾经告诫，“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里有爱迪生”。一个冷漠的眼神、一句刻薄的话语、一次不公平的对待，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如果没有立德树人的仁心、没有诲人不倦的耐心、没有有教无类的公心，那么这样的教育是没有温度的。正如一些教育界人士的疾呼，许多教师不缺知识，不缺方法，缺的是爱心，缺的是责任心。今天的教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回到人本身、关注人的成长。
作者认为当前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没有以人为本
没有因材施教
方法简单粗暴
在公平方面有欠缺
其实，正如新文化运动不可能完全动摇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牢固地位一样，时下的“注水”文章与满天飞的概念也不会将清代朴学的实证精神彻底扼杀。好大喜功、虚无缥缈，跟在西方所谓脚后搬弄几个名词，只会产生出一堆文字垃圾，既不能长久立足，也会为西方的学术界所不齿。相反，如果我们不丢弃自己的学术传统，扎扎实实做学问，反而可以在西方人面前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对立面。
通过这段文字，作者想要表达的主要观点是：
坚守我国学术传统方能大有可为
虚浮的学术氛围使我国学术难有成就
我国的传统学术研究可与西方并驾齐驱
当下，做学术应强化清代朴学的实证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