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国古代早期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尤其是在先秦时期，可以简单分为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代表的典型稻作单一农作物种植制度和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其中，中原地区实施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包括了粟、黍、稻米、大豆等生长条件需求不同的农作物品种。

②中原地区先秦时期农作物种植结构方面经历了数次重大变化：从裴李岗时期到仰韶时代早期，黍一直是最为重要的农作物资源，对黍这种耐寒、耐贫瘠但产量较低作物的重视，与当时社会以狩猎采集为主，农业种植为辅的生计模式相契合；庙底沟时期以后，更为高产的粟取代黍成为主体农作物，这一时期人们获取食物的主要来源从狩猎采集转变为农耕生产，而大豆的少量出现可能源于人们对植物蛋白的诉求；中原地区在龙山时期时，稻米和大豆的重要性有了明显提升，显示了本区域对不适于旱作生产低洼地的开发以及通过大豆的种植一定程度恢复地力；二里岗时期，郑州地区小麦数量增多，可能是人力资源充沛的条件下人们为缓解春荒采取的重要举措所致；东周时期，小麦重要性的进一步提升，以及红小豆的普遍出现，则可能与“两年三熟轮作制”的实施有着直接关系。

③《尔雅·释地》中记载：“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诗经·小雅》中也提及土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呈此菑亩”，说明商周时期种植制度中存在“菑”“新”“畲”，虽然各家对这几个词的解读说法不一，但当时存在撂荒、休耕制度是肯定的。在《周礼》中出现的“田莱制”和“易田制”，一方面说明休耕制度的普遍存在，另一方面显示已经不再实行一致休耕，而是根据土地肥沃或贫瘠的不同确定休耕的长短。

④人们对土地的利用方式，普遍经历了从长期休耕、短期休耕，再到连年复种、多茬复种的过程。而其中土地种植方式的转变，也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可供选择的农作物品种，可利用的耕地条件、水源条件，可选用的肥料来源，是否有便利的生产工具，等等。但是向农业集约化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人口密度是否已经达到了原有土地利用方式难以满足的程度。我们同样可以从植物考古的相关研究中梳理出先秦时期中原地区几千年来土地利用方式的演变。

⑤裴李岗时期的中原地区，以粗放型的黍为主要作物，农业占比不高，遗址中多见来自森林山麓地区的核果、浆果类植物遗存，几乎不见农田杂草，应该属于长期休耕或“森林休耕”的范畴。这一土地利用方式可能一直延续到了庙底沟时期，随着庙底沟文化的急剧发展，人口和聚落数量大增，河谷平原地区成为遗址的集中分布区，高产的粟代替黍成为主粮，在采集类植物遗存锐减的同时，农田杂草可能开始大量出现，这一阶段土地的利用率明显提高，休耕时长可能大大缩短，我们认为该阶段从“森林休耕”转变为“灌木休耕”。

⑥进入龙山晚期，中原地区迎来了人口和聚落数量的高峰，这一时期气候和降水变动剧烈，大豆在多数遗址的重要性增加，显示了人们对保持土壤肥力的重视，农田杂草在种类上的增多，可能反映了大量新拓荒的耕地或土地休耕时长的进一步缩短，从龙山晚期到夏商时期，可能已经进入了“短期休耕”或“草地休耕”的阶段。至迟在战国时期，我们认为复种制度已经出现在了中原地区，尤其是人口密度最高的河谷区域，一方面铁器和犁耕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豆类作物和小麦的重要性显著提高，_________________。

矛盾普遍存在于客观世界中，模糊性亦寓于万物运动之中。

鸡蛋可以孵鸡，当小鸡未啄出蛋壳时，总不能说它仍是蛋，亦不可称之为鸡，突变的事物会呈现短暂的模糊性，而另一些事物放到漫长的时间里考察也会使模糊性突出显现。铅块上放一比较大的金属球，短时间内它们均呈现出固体的属性，但经过长时间观察，又会发现金属球慢慢陷入铅块之中。若将上述两个过程用快镜头加以重映，则过去被看成是固体的物质就出现了类似液体的属性。这里，固体与液体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

处于昼夜之间的黎明或黄昏，门捷列夫周期表中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过渡元素，中医的脏腑辩证和脉象的浮沉迟数，都说明了客观世界的模糊性。科学的发展，也许会使这些模糊现象在某个层次上变得清晰起来，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仍是混沌不清。

客观世界的模糊性反映在人脑中，便产生了概念上的模糊性；人又巧妙地利用自己建立的模糊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和控制，完成那些现代先进设备所不能完成的工作：人们几乎可以同样地辨认胖子和瘦子、美丽和丑陋；人们无须测量车速便可明智地躲过川流不息的车队；一行草书虽然大异于整齐的印刷字体，却照样可以被人看懂。

现实生活给模糊理论提出了无数研究课题，模糊理论力图用较为精确的数学语言和概念来描述现实中的模糊现象以及人脑中的模糊概念，如果说前人利用仿生学研究飞鸟而发明了飞机，那么当我们今天研制和应用计算机的时候，却不可忘记最优秀的仿生标本——人、人的思维、判断是那样巧妙，人的经验是那样丰富，人类如何将自己的智慧教给计算机，将自己的思维方法传授给计算机，甚至用自己的艺术修养及审美观念去“陶冶”计算机，使计算机具有更多的“人性”，这成为模糊理论工作者肩负的历史使命。

钱学森曾提出一个问题，后来被称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这个问题可以推广到很多领域。比“钱学森之问”更为具体的问题是：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这么少？

创造性思维首先来源于知识，这似乎没有争议。不过，对知识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们说的知识通常指学科和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知识也应该包括跨学科知识、跨领域知识、跨界知识。创造力多产生于学科交叉和融合。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一个回答是：学生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们的学生过多局限于专业知识，而缺乏跨学科、跨领域、跨界知识，而这些往往是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的特征。

创造性思维的第二个来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爱因斯坦说过，“________________”。他还说过，“________________”，在我们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中，这些知识以外的因素通常不受重视。知识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比较简单，通常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多而增多，但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则更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难怪爱因斯坦感叹过，“________________”。如果这些分析是对的，那么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二个回答是：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限制了创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发展。

创造性思维的第三个来源与价值取向有关，也就是与追求创新的动机和动力有关。创新的动机有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了三种价值取向：短期功利主义、长期功利主义和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每一个后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能够在短期带来奖励。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见到成效。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源于一种内在动力，源自一种永不满足于现状的渴望，一种发自内心、不可抑制的激情，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回报和社会的奖赏。现实情况是，具备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备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具备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寥寥无几了。然而，科学和社会的殿堂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成其为殿堂。所以，对“钱学森之问”的第三个回答是：我们之所以缺乏创造性人才，除了知识结构问题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立竿见影”急于求成的心态，这样的价值观很难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