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C市天然气用量为9.6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1.66%。从供应结构看：中石油供应7.22亿立方米，同比增长7.44%；中石化供应2.45亿立方米，同比增长26.29%。从用气结构看：民用气为3.98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6.72%；CNG用气0.64亿立方米，同比下降7.25%；工业用气5.05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0.75%。

2020年，C市天然气用量为107.4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3.83%。其中，中石油供应73.96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72%；中石化供应33.51亿立方米，同比增长8.8%。从用气结构看：民用气为33.75亿立方米，同比増长5.4%；CNG用气6.99亿立方米，同比下降13.92%；工业用气66.73亿立方米，同比增长5.3%。

2021年2月，C市天然气用量为9.31亿立方米，同比增长21.38%。从供应结构看：中石油供应6.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25.23%；中石化供应2.61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2.5%。从用气结构看：民用气为3.56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6.34%；CNG用气0.52亿立方米，同比增长205.88%；工业用气5.23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7.79%。

2021年1—2月，C市天然气用量为19.21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2.8%。其中，中石油供应14.23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8.88%；中石化供应4.98亿立方米，同比下降1.58%。从用气结构看：民用气为7.78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2.75%；CNG用气1.14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4.3%；工业用气10.29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0.17%。

（一）展露微笑会让人留下美好印象。但是你知道吗，惊恐的表情才最引人注目。美国科学家近日通过比较大脑处理各种面部表情的速度，得出结论认为，惊恐的表情能够最快地被人类意识到。相关论文发表在《情绪》（Emotion）上。

（二）此次研究由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心理学家David Zald领导。他和研究小组利用视觉闪光抑制（visual flash suppression）技术（该技术能够减慢大脑对面部表情的反应速度），和一个能让双眼同时观看不同图像的阅读器，向参与实验者的一只眼睛展示静态的面部表情图像，向另一只眼睛展示一串快速翻动的随机图像，并让参与者报告他们第一眼意识到静态面部表情的时间。

（三）结果发现，相比较中性或快乐的表情，参与者意识到惊恐表情的速度要快得多。而且，Zald表示，这种现象在实验中具有很大的普遍性。

（四）研究人员认为，惊恐是对人类很重要的信息，它会提醒人们注意潜在的危险。所以惊恐图像在视觉处理过程中走了“捷径”，更快地被人类所意识到。

（五）同时，此次研究也显示了大脑对微笑的“漠不关心”。Zald说：“快乐的表情被察觉速度甚至比中性表情还要慢。”这表明，对于没有什么危险的信号，大脑相应的关注也较少。

（六）Zald表示，面部表情对于人们传递社会交往信息至关重要。有些人，比如孤独症儿童，无法正确地判断别人的情感表情，结果就会导致严重的社交困难。

过去100年来，人类寿命的延长，完全是因为对传染性疾病的控制——通过公共卫生、疫苗接种和抗菌治疗，由此人们才有余裕死于癌症、心脏病、中风。

科学家认为，一种疾病爆发的严重程度和四个因子有关：致命性、是否容易传染、感染多久出现症状、是否有疫苗和有效的治疗手段。即使疾病只符合其中的一部分特征，也能在人群中肆虐。如果它们满足大多数特征或者全部因素，我们需要非常加以小心。

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最有可能进化成符合这四个条件的病原体是流感。人类流感病毒很容易在人际间传播，至少在症状出现一天前就开始传染，人类需要6～12个月来制造新的疫苗，但幸运的是它们没有很强的致命性。

为什么呢？

关于病菌的传染性与毒性之间的制衡，美国进化生物学家保罗•埃瓦尔德有一个著名的假说，如果一个寄主必须四处走动才能扩散病菌，这种病菌不可能变得太凶猛。从病菌的角度来看，病菌不得不从一个宿主迁移到另一个宿主，并且它们通常不得不依赖于相对健康的宿主把它们迁移到另一个宿主上。比如流感病毒就必须保持寄主的合理健康，至少他们得能四处走动、与人握手，冲着人家的脸打喷嚏。所以流感病毒一般是比较温和的，除非寄主本身的身体有问题，比如怀孕、心脏病或者免疫系统太弱。

当然，还有另一种例外——如果在一个人群拥挤的场合，一个病到毫无行动能力的人也能轻易地把病菌传到新的寄主身上，病菌毒性的刹车就会失灵。自然选择会倾向于选择那些更具有侵略性、更能造成破坏的病菌。它们的毒性也会愈演愈烈，直至毒株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杀死寄主而不必受到任何惩罚——新的寄主就近在咫尺。

埃瓦尔德认为，1918年大流感就是在“一战”西方前线战事的特定条件下进化出它的致命毒性的。1918年春天，第一波流感在美国爆发时还是相对温和的。不久，病菌随军队船只传播到欧洲，在“一战”的战壕、医院、前线火车、卡车上（在这些地方，伤员和病患一起运送，没有移动能力的人身上的病菌一次次感染健康的人，整个系统就是一个巨大的病毒传递服务）迅速升温至致命的毒性。病毒的毒性达到什么程度呢？按照当时的记录，早上生病，晚上就已经奄奄一息。一般流感病毒的致死率是千分之一，1918年大流感则是1/40。不久，病毒离开西方前线，在全球各地爆炸，造成全球5000万人口死亡。

他认为，那场大流感的爆发和演变，不是几种动物流感病毒的随机组合，而是遵循了一种可预测的物竞天择的进化原则。人们一般以为进化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事情，需要百万年的时光。但事实上，进化也可以发生得很快——尤其对微生物而言，比如在几个星期之内发展出抗药性。因为它们分裂得很快，能快速产生变异，与不同成员交换基因信息。每一次迭代中，最能适应传播的病菌会得到传播。所以，自然选择会推动这种病菌进化出更有效的传播手段，从而更适应人类寄主。

从这个角度来说，流行病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人类流行病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条件允许它们进化。是我们，而不是自然，创造了环境，允许这些致命病菌的进化和攻击。

比如，正是在亚洲分布广泛的养鸡场，数百万的鸡挤在“疾病工厂”的状况下，甲型H5N1流感获得了强烈的毒性，成了复杂而高效的杀鸡机器。

“一战”前线作为一种人类“疾病工厂”大概很难再在历史上重现，但这些巨型工业化饲养场作为致命病菌的天然孵化器（在那种拥挤的状况下，最无害的细菌也能迅速进化出剧烈的毒性），仍然是现代社会巨大的威胁。事实上，很多病毒学家呼吁必须找到一种新的饲养动物的方法，而不是如此拥挤地放置于巨大的工业化农场。

为了说明发生在原始地球的化学反应能够产生像氨基酸这样复杂的有机分子，美国科学家米勒在1952年设计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实验。他在密封的烧瓶内放入氧、甲烷、氢气和水，并加热烧瓶底部迫使水蒸气循环，以模拟原始地球的海洋和大气，同时他又对烧瓶内的气体连续放电以模拟电闪雷击，经过一个星期后，米勒检测了烧瓶内的“海洋”溶液，发现甲烷中的碳约有15%转化为18种有机物，其中2%的碳转化为氨基酸。这个实验曾经使人们相信原始海洋和大气能够通过自身的化学过程产生合成蛋白质所需的氨基酸。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幅由早期实验所描画的图画逐渐变得模糊起来。起初人们发现米勒的实验对原始大气的假设是错误的，原始大气主要是二氧化碳和氮气组成，只含有少量的甲烷和氢气。后来人们又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米勒烧瓶里的氨基酸是不能用来合成蛋白质的。原来氨基酸分子的几何形状在合成蛋白质的过程中有着决定成败的重要作用。蛋白质分子是以氨基酸分子为单体，按照不同的比率和不同的排列方式而合成的高聚合物。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单体共有20种之多，它们被称为标准氨基酸。它们的分子结构有两种不同的空间排列方式，就是所谓氨基酸分子的两种构型或手性，分别叫做L-氨基酸和D-氨基酸，我们也常常称它们为左手性氨基酸和右手性氨基酸。在化学反应中形成两种手性分子的几率是相同的，因此在化学反应的生成物里左手性分子和右手性分子数量相等，这种不同手性分子数量相等的混合物称为消旋混合物。米勒实验生成的氨基酸就是消旋混合物，它们是无法合成蛋白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