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梁代萧统编《文选》，才第一个要把文学和历史区分开来。他在序中提出他的文学定义，即“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但这时他所指的文学只包括诗、文、赋，并不包括小说。我国的小说脱离历史领域而成为文学创作，还是进入唐代之后的事。唐代的文化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文人的思想也有所发展、开阔；这时传奇小说应运而生，如白居易写《长恨歌》，陈鸿写《长恨歌传》、白行简写《李娃传》等等，都是依照传说创作而成，不再是历史性质的东西了。唐代小说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想象虚构与讲求文采，这就同过去的作品有所区分。参照萧统的文学定义看，虚构、想象正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则正是讲求文采。从此，小说便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了，但作为史的志怪志人传统也并没有中止。

为了说明发生在原始地球的化学反应能够产生像氨基酸这样复杂的有机分子，美国科学家米勒在1952年设计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实验。他在密封的烧瓶内放入氧、甲烷、氢气和水，并加热烧瓶底部迫使水蒸气循环，以模拟原始地球的海洋和大气，同时他又对烧瓶内的气体连续放电以模拟电闪雷击，经过一个星期后，米勒检测了烧瓶内的“海洋”溶液，发现甲烷中的碳约有15%转化为18种有机物，其中2%的碳转化为氨基酸。这个实验曾经使人们相信原始海洋和大气能够通过自身的化学过程产生合成蛋白质所需的氨基酸。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幅由早期实验所描画的图画逐渐变得模糊起来。起初人们发现米勒的实验对原始大气的假设是错误的，原始大气主要是二氧化碳和氮气组成，只含有少量的甲烷和氢气。后来人们又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米勒烧瓶里的氨基酸是不能用来合成蛋白质的。原来氨基酸分子的几何形状在合成蛋白质的过程中有着决定成败的重要作用。蛋白质分子是以氨基酸分子为单体，按照不同的比率和不同的排列方式而合成的高聚合物。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单体共有20种之多，它们被称为标准氨基酸。它们的分子结构有两种不同的空间排列方式，就是所谓氨基酸分子的两种构型或手性，分别叫做L-氨基酸和D-氨基酸，我们也常常称它们为左手性氨基酸和右手性氨基酸。在化学反应中形成两种手性分子的几率是相同的，因此在化学反应的生成物里左手性分子和右手性分子数量相等，这种不同手性分子数量相等的混合物称为消旋混合物。米勒实验生成的氨基酸就是消旋混合物，它们是无法合成蛋白质的。

文学较之哲学，除了共通的社会批判功能以外，还有其独特的风情。它有一种在字里行间洋溢着的诗情画意，有美好的欣赏性，这就是文学的美感。将好的文学作品成功地拍成电影，更给人以遐想、冲动和震撼。在近代文艺作品中，《简·爱》和《音乐之声》就是充分展示文学美感的作品，一往情深地讴歌了生活的美和人类道德的伟大。

但是，欧美进入高度发达的商品社会后，已经很难奉献这样的经典之作了，正像音乐领域已经很难再出贝多芬、舒伯特等大师的作品一样。另一方面是人们的欣赏情调和欣赏能力已经向简单化刺激方向蜕化。当年爱凑热闹的美国人组成拥有数十个分指挥的万人乐队来演奏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而且还盛情邀请作者本人赴美指挥。结果施特劳斯一曲指挥下来便逃之夭夭，因为那隆隆的击鼓声有如炮击，那管乐齐奏也有汽笛齐鸣的味道，美感被破坏殆尽，而那些所谓的音乐人却在那里喜形于色。由此可见，经典作品在“杯水主义”和“快餐文化”时兴的氛围里，其美感很多都要被附庸风雅和“猪八戒吃人参果”式的囫囵吞枣所销蚀。

现代人看起来太忙了，许多人在这忙碌的世界上生活，手脚不停。就好像在阿尔卑斯山上旅行，乘汽车匆匆忙忙地走过，没有时间回一回头，或者停一停步子，欣赏一下风景。结果，使这原本丰富美丽的世界，在我们眼中空无所有，只剩下匆忙和紧张、劳碌和忧愁。

受世界流行风的影响，又由于自身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当今的中国文学也甚缺那种值得咀嚼的作品，而欣赏群也有点“顾不上”美感的仓促。缺乏哲学素养也许是文学美感短缺的重要原因，在文学评论类作品中尤其可以发现这一问题。文学作品是深沉还是浅薄，生活积累是客观条件，哲学素养则是更接近天才因素的东西。现代文学中每每出现的诸如“终极关怀”“话语结构”等令人费解的新鲜辞令，其实都是作者思维概括力和阐发力不足而生出的“怪胎”；只有深入浅出能力不足的人，才需要靠“造词”来吓唬民众，而这样做只能使文学的美感更加丧失。

无论有多少客观原因，文学美感的“滑坡”仍要归结于文学的不争气。今天跟以往相比，社会的文明开放和心理健康程度已大为进步，生活的情趣和美感像春天的花朵一样绚丽开放，只有缺乏竞争力却又好高骛远的人才感受不到“世界真美好”。因此，美感问题完全应当和可以通过有才华的文学男女的努力来解决。

尽管具有人类学意义的工作相当古老——有两个例子，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北非学者阿拉伯·英布·卡尔顿，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14世纪撰写的对他人的描述——但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人类学是相对较晚的西方文明的产物。例如，在美国，学院或大学（罗彻斯特大学）普通人类学含学分的第一次课程直到1879年才开设。倘若人们一直关心他们自己及其起源，以及其他人，那么为什么成体系的人类学学科这么长时间才问世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像人类历史一样复杂。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与人类的技术局限有关。在大部分历史中，人们一直受限于他们的地理范围。没有到世界遥远地方旅行的手段，对远远不同于人们自己的文化和民族的观察是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冒险。大范围的旅行通常是少数人独享的特权；只有当适当的运输和通信方式得到发展，对其他民族和文化的研究才可能盛行。

这并不是说，人们一直没有注意到世界上与他们自己在看法和行为上不同的其他民族的存在。例如，圣经《旧约全书》与《新约全书》充分提到各种各样的民族，其中有犹太人、埃及人、赫梯人、巴比伦人、埃塞俄比亚人、罗马人等等。这些民族之间的差异，比起他们中任何人与澳大利亚、亚马逊森林、北极的北美原住民等的差异，就显得逊色了。借助于向真正遥远地方旅行的手段，人们有可能第一次遇到这类根本不同的民族。正是与迄今未知民族的大量接触——这开始于欧洲人试图把其贸易和政治统治扩大到世界各地之时——人们的注意力才集中于人类各种各样的差异。

使人类学缓慢成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欧洲人只是逐渐认识到，在所有这些差异的掩饰下，他们可能与任何地方的人共享基本的“人性”。不与欧洲人共享基本文化价值的社会被贴上“未开化的”或“野蛮的”标签。直到18世纪中叶，相当多的欧洲人才开始认为这类人的行为与对他们自身的理解是完全相关的。这样一个时代到来了：人们越来越努力根据自然法来解释事情，对以权威文本为根据的传统解释表示怀疑，对人类多样性的兴趣日渐浓厚。

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

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泽也。

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人们不用再愁吃愁穿了，却为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因营养过剩引起的富贵病而担忧。其中人们最为谈之色变的是“心脏病”。至今为止，尚未发现一种有效的手段能够预防该病的发生，而且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心脏病例不能用已有的理论来解释，比如遗传因素或糟糕的饮食或缺乏运动等。

伦敦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了心脏病因的新解释：许多原因不明心脏病的发作可能是患者大脑中控制心血管系统的区域失常。数年前，他们就曾怀疑，人的大脑中有一个区域控制着心血管系统，该区域的失常有可能引起心血管疾病。于是他们首先用老鼠来做实验，刺激老鼠的大脑，果真发现，当对大脑的某一区域进行电刺激时，动物的心率加快，甚至最后导致心律失常。

最近，研究人员进一步对人脑进行了研究，他们让受试者尽力挤压一个柱状容器，或尽可能地深呼吸，或屏息几秒钟。在他们做这动作的同时，研究者详细地监测了受试者的血压和心率。然后，研究者要求受试者在一个高灵敏度的磁共振脑扫描仪监视下重复上述动作，观察大脑中哪些区域被激活。研究表明，这些动作激活了大脑皮层中的一个小区域，该区域位于略高于耳的水平位置的一个大脑皮层褶皱中。

该研究成果将促成一些预防心脏病的新方法。众所周知，发怒和压力是导致突然心脏病死亡的主要原因，但具体是如何作用的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