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纯粹的人为产物，大部分由混凝土组成，环境干燥，人来人往，污染严重。很难想象，在这种环境下还有物种能平静地生长。

不过，近年来科学家观察到，一些物种具有惊人的能力，逐渐适应了这种新的生活空间——尤其是那些具有活力、能迅速定居的机会主义物种。

以乌鸦为例：直到1990年代初，城市里还没有乌鸦。

但现在它们已经大举进攻，甚至成为城市公害：巴黎的乌鸦毁坏垃圾箱，欺侮行人。其他鸟类也被易得的食物所吸引，适应了城市生活，比如：麻雀、椋鸟、喜鹊、田鸫、鸽子。哺乳动物也不例外：从獾到麝鼠、松鼠，甚至还包括赤狐。

法国国家农业研究院的劳拉•福特尔（Laura Fortel）在2014年夏天指出，里昂市区和市郊的蜜蜂种类已接近全法蜜蜂多样性的三分之一。

植物方面，状况同样惊人。城市生态学家已在巴黎发现一千多种野生植物（聚合草、芝麻菜、兰花、蒲公英、荨麻……）。

随着时间流逝，混凝土周围必然生成了一种新生活。

鸟类学家贝尔纳•卡迪乌（Bernard Cadiou）发现，几十年间形成了一类独特的城市海鸥：“1990年起，自然界的海鸥数量每十年减少一半，城市里的海鸥却仍在增加，并且离海岸越来越远。在巴黎，它们生活在城市群岛中，每片房屋就是一个小岛。城里的一切条件都更加优越：垃圾箱、家庭废品，有时在中心广场或公园里还能找到蚯蚓……人类已为它们造好了避风港。”

动植物群落就这样在城市里安居下来。更妙的是，它们还在城市开发了新的组织策略。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MNHN）的保护生物学家罗曼•朱利亚（Romain Julliard）强调：“动物的可塑性使它们能够利用现有资源。”

这种可塑性也使得动植物改变它们的生活方式。例如，不必再筑巢——电梯装置、通风管道或一片屋顶都可为许多动物提供理想的居所。这位学者描述说：“在乡村，绿头鸭通常在地面筑巢，城市里则在高处栖息。”

食物易得，物种多样性较少，这都抑制了种间的敌对行为，也限制了捕食关系。和平化进程的结果是一些种群数量迅速增加、寿命延长：“在城里，乌鸫寿命能比在乡村长两年。”

另一突出现象是：动物开始定居，减少迁徙行为。这是由于城市的微气候比乡村更暖，适于过冬。“城市茧居”同样更加普遍。繁殖季延长，亲缘联系增强：“城市乌鸫的繁殖期比乡村乌鸫早开始一至四周，夏季幼鸟离巢的时间也晚一个月。”

生态学家菲利普•柯莱若确认：“动物随着城市改变。我们甚至在巴黎地铁里见到蟋蟀以烟草和香烟过滤嘴为食！”红隼的捕猎方式也与以往不同，不再捕食鼩鼱和田鼠，而是食用麻雀和大型昆虫。

生态学家娜塔莉•玛冲研究了植物界的情况。 “所有人类活动都对植物种类构成有影响，植物采取针对城市环境的特殊行为。”城市里的雏菊更能耐受踩踏，蒲公英更倾向于在近处散播种子，使之能够享有珍稀的可用土地。

诚如朱永新所言，文理分科导致了中国教育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的离间。文理各执一端，虽谓“术业有专攻”，却常常是文理学科画地为牢、孤芳自赏。就像一幢大厦一样，知识体系也由诸多支点构成，它们各自独立却又暗通款曲，相互分担压力。刺激彼此的想象力，人为将重心置于一点，或许带来投机式的胜利，却最终可能招致知识体系内在生机的干涸。

文理分科贯穿高中教育阶段，莘莘学子们尚且懵懂，就被体制之手牵制了学业趣味和前途命运。事实上，文理分科很大程度上正成为教育功利的画皮。学校无非是希望通过把文科和理科剥离开来，然后又通过知识的倾倒、几乎是蹂躏式的千锤百炼，使学生成为一架囫囵吞枣的知识接收装置，最终达到为升学率的小数点添砖加瓦的目的。

素质教育的口号已然喊得惊天动地，但应试教育的底色积重难返。被功利所劫持的中国教育，几乎本能地倾向于“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凡是对提高升学率有帮助的，无所不用其极；凡是没帮助的则弃之如敝屣。这也就是为什么文理分科虽屡遭诟病，却依然岿然不动的原因。

不客气地讲，文理分科正成为一部绞杀人才的机器。而那些在这种教育体系下百炼成钢的“人才”，则面临着知识体系上的千疮百孔，他们所获得的知识是封闭和支离破碎的，片断化的认识掩藏不住整体把握的无力。只要一跳出自身的专业领域，他们立即变得左支右绌甚至一无所知。文科理科以河为界，所锻造出的不过是一个个“知识阉人”。

一些附和文理分科的人只一味跟着感觉走，没有经历抽象思维即思想升华过程，发表的言论或文章只能陷于现象的表层就事论事，【】，也就难以产生正确的论点和论理。

中国能否再出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兼备的大师级人物？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一种撕裂教育完整性的教育体制，只能使我们的盼望渐行渐远。如此而言，文理分科是时候抖落一身的历史尘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