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文化的直接后果是把全球结成一个紧密的信息整体，无论身处何地，一旦被纳入由电脑、电视、卫星、电话、电传组成的现代化信息网络，就可以与整个世界同时存在，同时知晓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某种局部的社会变迁，通过全球一体化的信息网络，可以及时准确无误地传播到全球范围，从而产生全球性影响，使全球各区域之间的关联性大大增强。另一方面，信息一体化暴露了不同社会之间的差距，强化了不同社会之间的频繁接触，从而使人们很快意识到各自的处境和差距，有利于互相交流、协调发展、取长补短、加速前进，追赶代表全球先进水平的发展浪潮。

正如不同的土壤中可以开出不同的花朵一样，信息文化的崛起改变了人们的群体意识。浓厚的乡土意识是口头传播时代的产物、人们只能与本乡土的小群体频繁接触、从而产生一种乡土依恋心理。强烈的民族意识是文字传播时代的产物。不同乡土的人群依靠共同的文字认同，共同的文字支撑着共同的文化。只有进入电讯时代，各民族之间的普遍的文化认同才能发生。面对卫星电视和电子计算机，人们接受的是全方位传递的文化，人们必须依靠异种文化为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发展自己的文化。人们越来越超越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从全球协调发展的角度去思考和认识问题，从而形成了普遍的全球意识。

现在人们闻之色变的沙尘暴，即由于强烈的风将大量沙尘卷起，造成空气浑浊，能见度小于千米的风沙天气现象，其实古已有之。它本是雕塑大地外貌的自然力之一，是大自然的一项工程，并且在全球生态平衡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地质史上，风力对草原带的风化物质进行筛选分类：凡搬不动的粗大砾石，留在原地形成砾石戈壁滩；颗粒适中的粗沙和细沙被吹移到附近就聚集成沙漠；颗粒微小的粉沙细土和微尘，则被强上升气流扬上天空，作中长距离的输送。我国黄土高原的黄土层就是沙尘经数百万年堆积而成的，华夏文明就是在这块沙尘累积的黄土地上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澳大利亚的沙尘乘着南半球的西风掠过塔斯曼海，使新西兰火山岛上的土壤更为肥沃，因而被称作“澳大利亚出口的珍贵产品”。从非洲内陆吹向地中海的强风帮助古罗马人使用帆船从埃及运回小麦，但也将撒哈拉大沙漠的沙尘带到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沙尘暴固然使空气中的可吸入颗粒物增加，然而由于沙尘含有碱性，又可中和大气中酸性物质，减少酸雨的发生。

风是地球上空的传送带，它将大陆的沙尘吹向海洋，又将海洋的水汽吹向大陆。沙尘和水汽相遇，便能结合为云，最终化作降水。可见，沙尘不仅在土壤的分布和补充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在全球的水循环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说，沙尘也是决定全球生态平衡的因子。

然而，近百年来，沙尘暴却已成为影响人类生产生活的一大灾害。构成我国沙尘暴的物质材料，多来自干旱、半干旱的草原区。在人为活动的干预下，特别是由于森林大量砍伐，土地过度开垦，工厂盲目建设，排放不加控制，结果造成生态巨变：原来有沙漠的地方沙漠扩大了；没有沙漠的地方沙漠产生了；内陆河流程缩短，水量减少，沼泽地消失；河流两岸的绿色走廊枯萎死亡。这样，来自大西北的沙尘暴，一路上还源源不断地获得裸地上新的沙尘源的补充，而且混入了工矿企业排放的有害成分和来自草原上牲畜粪便中的病菌病毒。总之，在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后，自然界的风蚀速度已远远大于土壤的生成速度，一连串的灾害也就由此产生。

哥德说过：“大自然是不会犯错误的，错误永远是人犯下的。”这或许能给我们某种启示。

有人提出，政策的尺度要和人性的尺度①。人性的弹性有多大，政策的松紧程度就有多宽。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经济学的“理性行为人”在很多情况下都过于理想了，人的行为很少是非黑即白的简单数字可②的。要了解现实中的人性有什么特点，恐怕得求助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DanAriely教授在自己学校的本科生中做了个实验。学生宿舍的过道里有个公用冰箱，Ariely在里面放了一排罐装可乐，又在旁边放了一个盘子，上面有几张一元钞票。宿舍门口的自动售卖机里也有可乐，每听一元。过了几天，放在冰箱里的可乐少了好几罐，盘子里的钱却没动。拿可乐的学生明显知道这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原则上算偷，但他们只偷可乐不偷钱。

乍一看很奇怪，一听可乐和一元钱的价值不是相等的吗？正是这点小蹊跷，说明人们在衡量价值的时候，可能会不由自主地在金钱价值之上再附加一个“道德价值”。偷可乐没什么大不了。偷钱就是道德问题了。

那么欺诈呢？也有不由自主的道德界限么？Ariely为此设计了一个“作弊测验”。他让受试者在很短时间内做20道难题。到时间后报告自己做完了几道。他故意制造了一些条件让他们有机会“安全”作弊。作弊者以为自己不会被抓到而谎报题数。这些人都不知道别人完成的情况。Ariely统计了一下，在严格监视的条件下，大家平均能完成的题数是4道，而谎报者平均在6道左右。多数谎报者都只往上加了两三道，没有一个人谎报20道的。这个结果也很有趣，有机可乘之时大多数人都会撒点小谎，但也都会自我约束，不把谎撒得太离谱。

这意味着，人们确实难抵诱惑，但也不轻易越界。也许这两个例子还没法直接证明偷可乐和谎报成绩的人是在遵守道德底线，而不是因为一元钱和做完全部题目的诱惑力不够。当他们面对更多金钱和更大奖励时，难保不会做出什么丢脸的事。

另外两位心理学家哈佛大学的Greene和Paxton做了一组脑成像实验，看看受试者在有机会撒谎时，大脑活动有什么特点。人脑靠近前额的部位有几个脑区主管“自我控制”，分别叫做前扣带回、背外侧前额皮质和腹内侧前额皮质，它们通常在人做困难决定时被③。Greene和Paxton想要验证的假说是这样的：当人有机会撒谎并且撒谎比诚实有利时，撒谎就成了一种诱惑，而拒绝这种诱惑的过程是一个做决定的过程，会激活“自我控制”区域。相对地，那些撒谎的人接受了诱惑，“自我控制”区域不用那么努力去做决定，激活的程度就会轻很多。

实验结果让两人吃了一惊，跟他们预想的刚好相反。那些“自我控制”区域在坚持诚实的人脑中激活度完全不显著，反而在撒谎的人脑中高度显著。他们由此提出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假说：有没有可能保持诚实是人的一种天性呢？而正因为撒谎违反了这种天性，才需要“自我控制”区域做出抉择；保持诚实的人表面上是放弃了可能的利益，但行为和大脑的自然反应没有矛盾，所以不需要“自我控制”区域的干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良心不安”这种用来谴责撒谎者的词汇也是有据可依的了。

看来，在普罗大众身上，人性也许没那么极端，诚实守信可能和趋利避害一样是天性使然，而不仅仅是道德和环境的外在约束使然。我们爱贪小便宜，但不唯利是图；有机可乘时像Kahn先生那样撒个小谎，并不意味着内心就没有犹豫。也许未来的经济模型中可以有不那么绝对的变量，它们指导的经济政策能把人性的善恶两面都④考虑范围。

尽管具有人类学意义的工作相当古老——有两个例子，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北非学者阿拉伯·英布·卡尔顿，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14世纪撰写的对他人的描述——但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人类学是相对较晚的西方文明的产物。例如，在美国，学院或大学（罗彻斯特大学）普通人类学含学分的第一次课程直到1879年才开设。倘若人们一直关心他们自己及其起源，以及其他人，那么为什么成体系的人类学学科这么长时间才问世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像人类历史一样复杂。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与人类的技术局限有关。在大部分历史中，人们一直受限于他们的地理范围。没有到世界遥远地方旅行的手段，对远远不同于人们自己的文化和民族的观察是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冒险。大范围的旅行通常是少数人独享的特权；只有当适当的运输和通信方式得到发展，对其他民族和文化的研究才可能盛行。

这并不是说，人们一直没有注意到世界上与他们自己在看法和行为上不同的其他民族的存在。例如，圣经《旧约全书》与《新约全书》充分提到各种各样的民族，其中有犹太人、埃及人、赫梯人、巴比伦人、埃塞俄比亚人、罗马人等等。这些民族之间的差异，比起他们中任何人与澳大利亚、亚马逊森林、北极的北美原住民等的差异，就显得逊色了。借助于向真正遥远地方旅行的手段，人们有可能第一次遇到这类根本不同的民族。正是与迄今未知民族的大量接触——这开始于欧洲人试图把其贸易和政治统治扩大到世界各地之时——人们的注意力才集中于人类各种各样的差异。

使人类学缓慢成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欧洲人只是逐渐认识到，在所有这些差异的掩饰下，他们可能与任何地方的人共享基本的“人性”。不与欧洲人共享基本文化价值的社会被贴上“未开化的”或“野蛮的”标签。直到18世纪中叶，相当多的欧洲人才开始认为这类人的行为与对他们自身的理解是完全相关的。这样一个时代到来了：人们越来越努力根据自然法来解释事情，对以权威文本为根据的传统解释表示怀疑，对人类多样性的兴趣日渐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