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意味着事物的毁灭往往酿生于自身，物自败，尔后生机失，物不腐，虫何生？事物兴衰存亡，内因是决定性因素。由此推及人事，古代哲人尤其强调求仁在己，祸福在我。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上文作者意在强调：
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事物的发展自有其渐进的过程和内在的必然逻辑
人不能自暴自弃
人要不断自我省视、自我激励与自我进取
现代社会中对公共事务的探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与一般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不同，智库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应基于科学的分析和论证，而非情绪的宣泄和价值判断的争议。智库要尽可能从自己一手得到的材料和客观事实出发进行研究，完成对复杂资料的筛选和判断，建立持之以恒的预测分析系统。
作者通过这段文字主要想表达：
智库是一个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专业机构
智库的运作具有相当高规格的要求
智库应该科学客观地参与公共事务的探讨
智库对公共事务的探讨比一般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更深入
在民意与权力的地位不平等时，民意就无法获得权力的尊重，在权力面前自保尚不可得，更何谈让权力听话？因此，要让民意真正发挥作用，除了给予民意力量外，别无他法，权力尤其需要明白的是，民意就是权力运作的前提和基础，而尊重民意的体现，也并非事事按照民意办——在限于某些条件无法依民意而行事的时候，向公众坦陈原因，求得民众谅解，这是达成权力和民意双赢的必由之路。
通过这段文字，作者想表达的主要观点是：
只有尊重民意的权力才是合法的权力
权力应服从于民意，不能服从时应保持坦诚和谦卑
民意无法获得权力尊重的根本原因是民意的力量弱小
权力和民意双赢的关键在于公众的知情和谅解
中国人向来“以和为贵，不喜诉讼”，这在许多时候特别是在传统社会确实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但我们应该看到，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社会经济生活极其复杂，许多问题需要依靠法律解决。公民在面对侵权行为，要改变习惯性的忍气吞声，用法律武器，维持自己的合法权益。
这段文字表明作者对于“以和为贵，不喜诉讼”的态度是：
赞成
认同
反对
反思
对个人数据信息的抓取和使用，的确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准确地把握消费者需求，全面识别风险，设计出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因而有观点认为，大数据时代，消费者只要享受了信息互联互通的便利，就必须付出信息让渡的代价，这是一种公平交易。这一观点实际上忽视了信息的价值，忽略了信息的所有权。
作者在后文应该不会谈论：
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的价值及获取方式
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者滥用所带来的危害
通过法律规范个人信息交易的必要性
整顿信息交易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
后世学者常常将1917年的“十月革命”和1919年“五四运动”联系在一起探究，却很少有人观察到几乎同时发生的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事实上，1919年的中国思想界同时受到了来自南北两大社会思潮的夹击式影响，至少在经济领域，保守的企业家阶层的选择与甘地的非暴力主张很可参照。
作者写作这段文字意在指出：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联系紧密
学者忽视了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对1919年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五四运动”前后，保守的企业家阶层的选择受到甘地主张的影响
“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受到了俄国和印度两大思潮的影响
世界上还没有包治百病的万应丹。平常所谓良药，用之得法固然可以起沉疴，但用之不得法也许会杀人。泰戈尔劝人少读书，他对于东方的文艺，虽然洞见症结，对准了毛病发药，但是说给现在的中国人听，实在像煎了一剂催命汤。新中国诚然有许多地方用得着外国朋友的指导，可是不读书那一层是无须劝驾了。
作者这段话主要想表达的观点是：
新中国的发展需要外国朋友的指导
现在的中国人本就读书少，不应如泰戈尔所讲劝人少读书
泰戈尔对于东方的文艺可谓洞见症结，对准了毛病发药
世界上没有包治百病的万应丹
本来，小吃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的新鲜、特异，以及不同的口味。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与其他吃食不同，也同样体现在同一类小吃的口味差异上。好的小吃，绝非满大街的小吃摊都是一个味儿。这是中式小吃的特色所在，也是其难以“标准化”的根源所在。如果硬性规范、约束小吃，或许会克隆出一批小吃店，但很可能会以牺牲人的味蕾为代价。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作者的主要态度是：
反对小吃标准化
小吃标准化不能一刀切
鼓吹小吃标准化
对小吃标准化表示担忧
医疗系统有必要去革除自身的陈弊，净化我们的医疗环境，在解决看病难问题上更有作为。但在滥用药物这件事情上，如果我们意识不到问题的主要根源所在，缺乏足够的执法跟进，以及必要的国民反省意识，而总习惯性地将这种责任强加于医者身上，制造出现实在逼迫人们滥用药物的悲情，不但对医生们不公平，也可能使问题难以得到正视和解决。
作者主要表述的观点是：
医疗系统要在解决看病难问题上发挥自身作用
药物滥用的责任不完全在医者
在处理医患矛盾时，医生往往会成为替罪羊
滥用药物的责任应归结于医疗系统本身，而不能强加在医生身上
对生命价值的认同度越高，社会对灾难的敏感度就会越高，五年前汶川地震的隐痛未消，所以芦山地震刚一发生，人们无法判断灾情大小，众多媒体人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体现的正是媒体的责任和担当。正是媒体的及时详细报道，让灾情透明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不能因为事后看起来灾情不如汶川地震那么严重，就认为舆论反应过度了。
作者想要说明的是：
媒体对灾情的关注度不应取决于灾情的大小
芦山地震灾情因媒体的积极跟进而透明
媒体对芦山地震的高度关注来自职业敏感
媒体对芦山地震的反应没有过度
